◆自我測評
結合馬丁•路德和加爾文的思想，分析宗教改革時期的人文主義含義。
方志學包括方志學通論（概論）、方志編纂學和方志批評（評論）學。 方志學通論 方志學通論，內容豐富。這次學習只涉及方志與方志學的產生和發展，方志的種類，方志的性質及其與其他類書的區別，方志的特征與功能。
第一課 地方志的起源和發展
據《周禮·春官》記載，周代（—11世紀～—771）已有外史“掌四方之志”。《周禮·地官》記載：“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方志之名始于此。時“四方之志”，是記載各諸侯國歷史與現狀的典籍。
春秋戰國（—770～—221），《周易·系辭》中說：“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地理一詞出于此。時有《禹貢》，記述疆域、土壤、物產、賦稅和風俗等；《山海經》，記述山川、道里、民族、物產、藥物、祭祀、巫師等。這些都是民間傳說的地理知識。西漢司馬遷（—145或—135～？）的《史記》，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東漢班固（32～92）的漢書，為地理開創了完善的體例。這兩本名著，為后來的地方志的出現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關于方志的起源和代表作，有起源于《周官》說，《禹貢》說，《山海關》說等等。我國傳統的方志形式，是在兼收了春秋戰國時期的國別史、地理書和地圖特點的基礎上，隨著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而逐步完備起來的，起源的多源性和源遠性，是我國方志起源的兩個顯著特征。梁啟超認為“最古之史，實為方志”。目前已知修志的最早記載在東漢。
方志的發展從它的形態特點看，可分為地記、圖經和方志三個階段：
地記階段 1～6世紀，相當于東漢至南北朝，志書的主要形式是“地記”或記，包括郡書、地理書、都邑簿和人物傳等。東漢建武二十八年（52）袁康、吳平等編寫的《越絕書》，反映了江、浙部分地區的地理沿革、城鎮建設、生產情況和風俗習慣等等。這部書已具地方志的雛型。被認為是中國最早的志書。
圖經階段 6～12世紀，相當于隋、唐至北宋。志書的主要形式是圖經或圖記。圖經之名，始于東漢。當時但望編寫的《巴郡圖經》，分“圖”和“經”兩個部分。“圖”指的是一個行政區的疆域圖。“經”是對圖的說明文字，兼及境界、道里、戶口、職官等。圖經在南北朝已大量出現。隋朝曾組織大量的人力、物力編修圖經。這也是中國大規模官修志書的開始。唐朝，圖經、圖志、圖記、險要圖、地記、州記、事跡記、郡圖志、職官志、異物志、記、土俗傳、風俗等，遍及全國。現存最早的圖經《沙州圖經》殘本，文字簡潔，敘事明快，對沙州的天象、苦水、渠、澤、堰、堤、驛、縣學、社稷壇、雜神、寺廟、冢、古城、祥瑞、歌謠、古跡等都有詳略不同的記載。北宋，沿襲唐朝每三年一造圖經的制度。宋徽宗元年（1107）朝廷置九域圖志局，開創了國家設局修志的先例。宋代，今市境內，修《化州舊圖經》、《高州舊圖經》、《化州圖經》、《高涼舊圖志》、《陵水圖志》等，均是佚。
方志階段 12～20世紀，相當于南宋至今，此時期的志書幾乎都稱方志。 我國志書經歷地記、圖經階段1000多年，到宋代，它的體裁已由史、書、志、記、錄、傳、圖、經、表、乘、略等逐步綜合演變而充實，體例也日趨完備和定型。現存最早以“志”命名的志書，是晉代常璩的《華陽國志》。可以說中國方志已進入成熟時期。 我市境內曾修《陵水志》，已佚。 元代所修的郡縣志又多以圖經形式出現。我市境內沒有修志的記錄。 明清兩代，更重視修志，有不少著名文人參加修志。清代各地成立修志局，由學正檢查質量。志書內容較豐富，體例較統一，名志多。進入了全盛時期。
修志具如下特點：一是普修省志；二是縣志數量聚增。據統計，全國現存的8000多種志書中，清代占5000多種；三是縣志類目增多，有的設“人民志”，有的記述礦藏，有的記述少數民族的風俗和反壓迫斗爭，有的記載沿海人民抗倭和海上貿易等；四是增修邊關志和衛、所志。明清兩代我市境內多次修志。
民國時期的志書比清代又有所進步，主要表現：一是注意反映工、農業生產；二是增加了圖表；三是反映人民的疾苦；四是收存了農民運動的資料；五是反映帝國主義的侵略和人民的反抗。黃炎培修的《川沙縣志》，增設“概述”，開創了志書綜合性篇目的先例。解放后，1958年，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提出修志。1980年及后幾年，全國組織10余萬人，其中專職人員2萬余人，普修省、市、縣三級志書，計劃6000多種。總字數在50億左右。并大量編修各種專業志。這次修志規模之大，出版志書數量之多，志書質量之好，遠遠超出歷代。
我國歷代志書，種類繁多。
按記載的地域范圍不同，可分為：一統志（記述全國范圍）、總志（二省或二省以上）、省志、府志、州志、廳志、縣志、鄉鎮志、邊關志、土司司所志、鹽井志等。
按記載的內容范圍不同，可分為：通志（一般的省、州、縣志和全國性的總志都屬此種）、專志、雜志（記述一地的輿地、政治、經濟、文化等現象，沒有通志那樣完備、系統）。
除以上兩種分法外，還可作如下區分：
從方志記事內容的時代看，可分為通紀（即貫通古今）和斷代兩種。 從方志的記事內容和篇目的廣略看，可分繁體和簡體兩種。
從方志的撰寫形式看，可分為著述體和編纂體（將資料分門別類編纂起來，并大多注明出處）和編述結合三種。從方志的編纂體例看，又可分為紀傳體、門目體（平行門目，無所統攝）、“三寶體”（一般只分土地、人民、政事三類，有的加文獻。是據《孟子》的“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之語而來）、編年體（沒有篇目組織，各種記事和資料都按年代順序編入書中）、紀事本末體（以每事為編，排比其次第，詳敘其始終）和類書體（按編纂書的方法，從許多采摭來的有關地區的資料，按類加以編排，并注明資料出處或附引用書目）。劃分方志種類的方法途徑不一，看法不一，還有待以后統一認識。
第二課 方志學的形成和發展
方志學是隨著修志事業的發展而發展的，但方志理論往往滯后于修志實踐。明代及以前，方志理論很零碎，清代方志學形成，中華民國至今方志學進一步發展。
一、方志學的萌芽周朝《周禮·春官》已有外史“掌四方之志”，體現周王朝意識到地方志的價值和作用。東晉常璩在《華陽國志·序志》里道：“夫書契有五善：達道義、章法戒、通古今、表功勛而后旌賢能”。這道出了封建時代方志傳述忠孝節義，維護綱常禮儀，鞏固封建統治的目的。唐代李吉甫提及方志編纂方法時認為“丘壤山川，攻守利害，本于地理者，皆略而不書”，就不能“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勢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從此看出，他們重視修志，出發點是為政治服務。宋代，在研究方志作用和意義的同時，對編纂方面也進行了探索。周應合在撰就《景定建康志》后，在《修志本末》中，強調做好四件事，即“定凡例”、“分事任”、“廣搜訪”、“詳參訂”。還援引別人的話，指出：志書應“削去怪妄，訂正事實，崇厚風俗，表彰人才”。南宋《新安志》撰著者羅愿反對把志書簡單地湊成資料匯抄，主張經過編纂者的加工，有取舍，有觀點；所以編纂者應具備一定的學術水平。宋代是地方志大體定型時期，對后來方志學的形成起到先驅作用。元明時期，元代發端官修總志《大元大一統志》，許有任奉敕撰寫的《大一統志序》中述：是為了“垂之萬世，知祖宗創業之艱難；播之臣庶，知生長一統之世”，能“各盡其職”，“各盡其力”，達到“上下相維，以持一統”的效益。元代志書較為重視效用。在方志理論探討方面，主要是在評論方志中，表露一些關于編纂方志的見解。許汝霖撰《嵊志》，在自序中批評宋代高似孫《剡錄》“擇焉不精，語焉不詳”的缺點，具體指出“紀山川則附以幽怪之說，論人物則偏于清放之流。版圖所以觀政理，而僅舉其略；詩話所以資清談，乃屢書不厭；他如草木禽魚之詁，道館僧廬之疏，率皆附以浮詞而過其實”。這實際是在闡明選材須精，詳略要當，反對虛妄怪誕，厲行樸實質直的修志主張。對方志的名目和體例源流也各抒已見。如戴良認為“古者郡國有圖，風土有記，所以備一方記載。今之志書，即古之圖記也”。楊升云認為：“為圖于首，則職方氏之遺意也。列志于后，則班孟堅之家法也”。這些反映了元代對方志理論探索的廣度。明代，方志多，佳志少，方志理論研究之風不盛。不少人趨于時尚，競相修志，迎合統治者的需要，難免弊病較多。也有人試圖從理論上探討，尋求解決辦法。提得較明確的要算嘉靖《曲沃縣志》的主修者魯生。他指出：一部好志，應該“其載欲悉，其事欲核，其書欲直”。也就是說記載要盡其所有，事實要仔細查對，要秉筆直書。還認為“必廣詢博采，而后無遺跡；循名責實，而后無訛傳；義正詞確，而無贅語；類序倫分，而后無亂章”。這些論述是有價值的。以上各代方志理論為清代方志學的形成，起到開掘源流的作用。
二、方志學的建立和發展
清代方志發展鼎盛，佳作迭出，大大提高了方志的學術質量，也使方志理論研究深入地開展起來。這以前方志的理論研究大都從志書的序、跋、凡例中反映出來。清代則開始出現專門的方志理論論著。清初，學者顧炎武在研究、整理地方志的基礎上，撰寫《天下郡國利病書》和《肇城志》兩部著作，開創了綜合研究和利用地方志之道。他在《營平二州史事序》里講到：“昔神廟之初，邊陲無事，大師（戚繼光）得以治兵之暇，留意圖籍，而福（福建）之士人郭先卿在戚大將軍之幕府，網羅天下書志略備；又自行歷薊北諸邊營壘；又遣卒至塞外，窮濡源，視舊大寧遺址不報，與書不合，則再復按，必得實乃止，作《燕史》百三十卷，文雖晦澀，而一方志故，頗稱明悉”。這實際總結了得失，為編修地方志指明了方向。
近代方志學家黃本誠認為顧氏序中指出的修志旨要，可概括為五點：一是修志的人要有一定的常識；二是網羅天下書志以作參考；三是要深入現場進行調查研究，反復勘對，必得其實而后止；四是要有充裕的時間；五是文字要通俗易懂。
康熙年間，保和殿大學士曲沃人衛周祚在《長治縣志》序中指出：地方志為“天子明目達聰之助，以永扶大一統之治”的重要作用。在《曲沃縣志》序言中，又提出“三長”之論。他說“嘗聞作史有三長，曰：才、學、識。修志亦有三長，曰：正（剛正不阿，不曲權貴），虛（修志者要虛已受人，廣泛聽取意見，不要主觀武斷），公（主持公道，不為門戶之見所左右）。有此三長，又有史才、史學、史識以濟之，編出來的方志，質量才有保證，也能經得起考驗。
雍正時的方苞在《與一統志館諸翰林書》中，闡明了許多修志原則，指出：一是體例要統一，“體例不一，猶農之無畔也”。志書出于眾手，如“各執斧斤，任其目巧，而無規矩繩墨以一之”，是不行的；二是要由博返約，提倡簡明；三是強調方志資料的可靠性，要求作艱苦細致的校勘工作。乾隆、嘉慶年間，出現了考據學派和史志學派。
考據學派的代表人物有戴震（1723～1777），安徽人，字東原。對經學、語言學有重要貢獻，尤精于名物訓詁，成為考據學大師。“以水系辨山脈，以山川形勢考察郡縣建置和地理沿革”，是他獨到的地理學見解。
錢大昕，江蘇嘉定人，他修志論點：一是占有充足的資料；二是通曉前代的官制；三是辨別古今地名異同；四是注意人物考訂。主張人物依時代為次，不必分類等。
孫星衍（1753～1818），江蘇陽湖人，修志不少，取材廣泛，但重古代資料，輕視當代資料。考據精釋，但對當時社會政治、經濟狀況卻多遺漏疏缺。
考據學派實際上在學術上是“崇古薄今”思想和“銓釋故訓，究索名物”的方法，在修志中的反映。他們重視資料的來源和體例的根據，認為資料搜集后，只要進行排比，注明出處，搞成資料匯編就可以了。所以又稱纂輯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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