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貿易非效率模型(貿易引力模型的實證應用)

时间:2024-05-19 03:16:52 编辑: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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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比較宏觀經濟學中的三種增長模型

哈羅德-多瑪模型

      哈羅德-多馬模型即“哈羅德-多馬經濟增長模型”(Harrod-Domar model),R.哈羅德和E.多馬分別提出的發展經濟學中著名的經濟增長模型,基于凱恩斯理論之上,出現于1929-1931年大危機之后不久,但不是經濟增長理論的“正統”理論,因為模型結論是“經濟增長是不穩定的”。

      哈羅德在上述假設條件下將經濟增長抽象為三個宏觀經濟變量之間的函數關系,第一個變量是經濟增長率,用G表示;第二個變量是儲蓄率,用s表示;第三個變量為資本一產出比率,用v表示。數學表達式為:G=s/v。從式中可以看出:一國的經濟增長率與該國的儲蓄率成正比,與該國的資本一產出比率成反比。另外,哈羅德將經濟增長率分為實際增長率、均衡增長率和自然增長率。實際增長率就是社會實際達到的經濟增長率,值得注意的是。在一般情況下,實際增長率不能用哈羅德模型的基本公式來計算,這是因為實際經濟狀況并不滿足哈羅德的前提假設。比如儲蓄不等于投資或總需求與總供給不一定相等。均衡增長率就是哈羅德提出的有保證的增長率。它所對應的是投資者滿意的儲蓄率和投資者滿意的資本一產出比率,因此,在實現均衡增長率的情況下,由于實現了充分就業的有效需求水平,且形成的生產能力得到充分利用,所以,就各年情況而言,產量或收入達到最大值時,社會上既無失業又無通貨膨脹。自然增長率n是在人口和技術都不發生變動的情況下,社會所允許達到的最大增長率。(34 北方經濟·2oo6年第6期)

哈羅德認為,當實際增長率和均衡增長率發生偏差時.會導致經濟短期波動。而當均衡增長率和自然增長率發生偏差時。則會導致經濟長期波動,而且一旦偏差發生,就有自我加強的趨勢。因此要實現實際增長率等于均衡增長率并等于自然增長率的長期均衡增長幾乎是不可能的,常被形象地稱為“刃鋒式”的經濟增長。

2.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

       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對哈羅德一多馬模型進行了修正,它放棄了哈羅德一多馬模型中關于資本和勞動力不可替代及不存在技術進步的假設,重新提出了自己的前提條件。并在此條件下得出結論,建立了新的經濟增長模型。由于他們的理論具有凱恩斯以前的傳統經濟學的痕跡,因而被稱為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

      提出該模型基本公式的是英國經濟學家J·米德(James E.Meade)。米德在分析中首先提出了與哈羅德不同的假設:

1.社會只生產一種產品,可以是消費品,也可以是投資品。

2.生產中只使用勞動和資本兩種生產要素,且兩種要素可以相互替代,因此,資本一勞動比率是一個變化的量。

3.儲蓄總能轉化為投資。即I-S。

4.規模報酬不變。且要素的邊際生產力遞減。

       根據以上假設,該模型從柯布一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出發.得出在技術水平不變的條件下,入均收入增長率(GY—GL)=(1 )·(GK_GL),其中,GK-GL表示入均資本裝備率。所以,要使入均國

民收入上升,就必須使資本增長率大于勞動力增長率。而在技術進步條件下,模型為(GY—GL):(1噸)·(GK—GL)+X,可見,與沒有技術進步時(k-0)情況不同,若X>0,則即使入均裝備率不變。入均收入也仍然增加。

3.內生增長模型

       內生增長理論(The Theory of Endogenous Growth) 內生增長理論是產生于20 世紀80 年代中期的一個西方宏觀經濟理論分支,其核心思想是認為經濟能夠不依賴外力推動實現持續增長,內生的技術進步是保證經濟持續增長的決定因素。

      自亞當·斯密以來,整個經濟學界圍繞著驅動經濟增長的因素爭論了長達200多年,最終形成的比較一致的觀點是: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里,一國的經濟增長主要取決于下列三個要素(Tanzi and Zee,1997,p.180):⑴隨著時間的推移,生產性資源的積累;⑵在一國的技術知識既定的情況下,現在資源存量的使用效率;⑶技術進步。但是,60年代以來最流行的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依據以勞動投入量和物質資本投入量為自變量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建立的增長模型,把技術進步等作為外生因素來解釋經濟增長,因此就得到了當要素收益出現遞減時長期經濟增長停止的結論。可是,90年代初期形成的“新經濟學”即內生增長理論則認為,長期增長率是由內生因素解釋的,也就是說,在勞動投入過程中包含著因正規教育、培訓、在職學習等等而形成的人力資本,在物質資本積累過程中包含著因研究與開發、發明、創新等活動而形成的技術進步,從而把技術進步等要素內生化,得到因技術進步的存在要素收益會遞增而長期增長率是正的結論。當然,許多經濟學家早已看到了人力資本和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作用(Schumperter,1934;舒爾茲,1990;貝克爾,1989),但是,他們都是把它們看作是外生因素。

這樣,這兩種理論的政策含義出現了分歧:盡管財政經濟學家一直認為財政政策能夠影響經濟增長(因為財政政策與經濟增長間的內在聯系表現在許多方面,諸如扭曲性稅收的負效應、累進稅對儲蓄傾向的不利影響以及增加稅收動用額外資源以提高公共投資水平等等),但是新古典增長論卻認為,長期經濟增長完全是由理論本身的外生因素決定的,因此無論采取什么政策,長期增長都不變,或者說,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充其量只有短期效應,而不能影響長期增長;而內生增長論則認為,一國的長期增長是由一系列內生變量決定的,這些內生變量對政策(特別是財政政策)是敏感的,并受政策的影響。如果增長率是由內生因素決定的,那么,問題就是經濟行為主體特別是政府如何能夠影響增長率的大小,因而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再次成為關注的焦點。

羅默模型、盧卡斯模型和格魯斯曼-赫普曼模型只是最著名的內生增長模型,還有很多其他模型側重不同的增長方面,諸如金和羅伯森(King and Robson,1993,p. 445-466)的知識傳播內生增長模型、阿格赫恩和豪威特(Aghion and Howitt,1992,p. 323-351)的模仿與創造性消化內生增長模型以及楊(Young,1991,p. 369-405)國際貿易內生增長模型。所有這些模型表達出來的一個重要思想是:企業是經濟增長的最終推動力,特別是這些模型試圖說明企業如何積累知識,這種知識廣義地包括人力資本和技術變化(Rogers,1997,p. 43)。這種知識積累表示為增加人力資本、生產新產品和提高產品質量。這些模型表明,知識和積累過程會出現外部性或知識外溢效應,需要政府政策的干預:各種政策旨在扶持研究與開發、革新、人力資本形成甚至關鍵性產業部門。

綜上所述,我們對內生增長理論所表達的經濟增長的原因作出如下簡單的非技術性陳述:第一,獲取新“知識”(包括革新、技術進步、人力資本積累等概念);第二,刺激新知識運用于生產(市場條件、產權、政治穩定以及宏觀經濟穩定);第三,提供運用新知識的資源(人力、資本、進口品等等)。

內生增長理論突出了第一個方面,而第二個方面隱含在各種內生增長模型中,因為這些模型對企業面臨的市場條件、產權和經濟穩定性作了假定,同時,還強調了這兩個方面出現于企業層次上。最后一個方面按理說也穩含在內生增長模型中,因為,從數學上講,這些模型都建立了消費者模型,用來解釋(比如說)在人力資本投資的收益率是正的既定情況下,隨著時間的推移消費者配置消費的動態最適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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