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良好家庭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晉商后裔并未因商運衰敗而一蹶不振。

他們不惜傾家蕩產棄商從教，甘為人梯。如榆次常贊春曾就讀于京師大學堂，獲文學學士學位，他棄商從教，專心致志在山西大學文學院、法學院、教育學院執教。常乃德北京高等師范史地科畢業，后赴日本留學，歸國后歷任燕京大學、山西大學、四川大學、華西大學教授。他們有的放棄高官厚祿，甘守清貧，致力于實業救國和教育救國。

如：祁縣渠本翹曾任大清駐日本橫濱領事，不久便棄政歸國。他一面投資民族工業，與喬雨亭創建雙福火柴公司，投資運籌同蒲鐵路建設，參與保礦斗爭從英國商人手中奪回礦權。同時與各界人士籌辦山西保晉礦務有限公司，自己開采煤鐵礦；一面創辦新式學校，籌資擴建“昭馀”書院，改革舊式教育。為培育科技人才，特從北洋大學堂聘請英語教師，從山西大學堂聘請數學、物理、化學教師。如：渠晉山在祁縣城內創辦“亮新”小學校，開設國文、英語、算術、音樂、美術、體育等新課程。

人才輩出的榆次常氏家族，以教育求啟迪民智、以振興實業求富國之途。常望春、常麟書、常贊春等有識之士先后創辦“篤初”學堂、“篤初”中學堂、“知恥”女校，為山西第一所私立中學堂和第一所私立女子學校。為了激勵學生為中華崛起而讀書，榆次常家“篤初學堂”還自編了愛國歷史、地理教材。此時，晉商的育才“觀念” ，育才 “宗旨”，育才“方法”都發生了根本的轉變。打破了單純“以商養儒、以儒興商 ”的傳統理念，由單純“為振興商業而育才 ”的辦學宗旨，升華為“為振興民族、挽救中華而育才”的宏圖大志。

與此同時，一大批學貫中西的晉商后裔摒棄了狹隘的鄉土觀念，在全國各地投資興辦近代教育。為了革除傳統教育的弊病，他們紛紛將家庭學館改為新式學堂；積極與名人學者合作辦學；引進新學科、開設新課程，為國家培養棟梁之才。如：山西蒲州鹽商王氏的后代在天津開辦“中和煙店”，專營蘭州青黃絲煙，歷時350余年，譽為“天津八大家”之一，其后人王奎章是著名南開學校的創始者之一。1904年在張伯苓的倡導下，王奎章將其家庭學館與嚴氏學館合并，創建了南開學校，第一屆招收學生僅有96名，其中有著名教育家梅貽琦等。

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無數愛國晉商子弟投筆從戎、棄商抗戰。如：著名銀行家賈繼英精心培育的金融人才賈汝瑜，以財經督導員的身份隨中國人民解放軍四野第一兵團轉戰新疆伊寧、新源、綏定等30多個州縣。一邊接管國民黨的銀行，一邊組建地方人民銀行和實施新的金融體制，使新疆貨幣局面很快得到平穩。新中國成立之初，全國各地科技、教育、工商、金融、財貿系統工作人員中，許多人來自晉商字號。

晉商利用經濟杠桿不斷地撬動歷史車輪前進，他們精心培育的人才已經改變了中國社會。晉商不僅在世界商業史上占有重要的歷史地位，同時晉商培育的人才對于中國社會的文明進步發揮過不可估量的促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