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里，德國人的飲食一直是單調的和不太可口的。它充斥著體積大、長氣力的食物，而缺乏高質量的蛋白質和礦物質，不過并不嚴重缺少任何重要的質下降到戰前水平的四分之三，可見的和不可見的脂肪下降到三分之二。對一般消費者的供應量始終就不十分充足，但是對家庭作為一個整體來說，飲食通常至少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最低營養。
德國人民的健康并沒有由于缺少食品而受到損害。工廠中生病和缺勤的比例并不過高。在出現這種情形時，主要是由于工作過度和在猛烈的空襲下生活條件普遍惡化，而不是由于營養不良。在1943—1944年的冬天，流行性感冒席卷了德國，而到戰爭結束時，還出現了某些輕微的皮膚病。在其他方面，德國人民的健康和營養情況，在戰爭中自始至終都保持得非常好。甚至在德軍最后崩潰而帶來的苦難時期，多虧了地方緊急配給，人民還是得到了最低限度的食品供應，從而避免發生騷動。
德國在希特勒的領導下,1940經濟總量達到561億美元,基本度過了經濟危機,當然有占領下西歐的經濟支持，軍火工業生產開始全面的運轉,其軍火產量在 1939年就已經超過英法之和,以坦克生產為例,,1943年達到了7600余輛,隨即就有3000多輛開往庫爾斯克,后來多生產虎豹坦克,數量有所下降,質量卻在上升,二戰期間共生產24000輛坦克。由于盟軍的轟炸和資源短缺,軍事上寡不敵眾，德國經濟在1945年開始出現崩潰.
45年，德國戰敗了，德國仿佛是被納粹和希特勒催眠率領著經歷了一次，絢爛輝煌而又結局黯淡慘烈的夢，當一切結束的時候，德國才發現，在揮霍了日爾曼的狂想，復仇，激情和努力后，收獲的仍然是貧窮饑餓與殘垣瓦礫。45年底德國人每天的食品熱量只有1400大卡，是1942年的一半！普通人連吃飽一頓黑面包都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奢侈，曾經幫助中國救護南京大屠殺中的難民的德國友人拉貝博士，此時，也在德國忍受著饑餓的煎熬，知恩圖報的國人為拉貝博士寄去了煉乳，巧克力和罐頭，以解燃眉之
中國與歐洲的相互關系既取決于雙邊關系的客觀進程 ,同時也取決于雙方各自對于對方的認知狀況。中國人對于歐洲一體化進程的正面評價不光與歐洲的實際成就有關 ,而且也與中國人決心投身于東亞區域合作的歷史努力息息相關。盡管中國與歐洲無論是歷史文化、 現行體制、 還是地緣政治條件都有很大的差異 ,但是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演進過程表明 ,中國有許多方面可以從歐洲一體化進程中獲得借鑒。
晚清西學東漸以后 ,中國的精英階層大體上是在以下幾個方面向當時最為先進的歐洲學習和取得借鑒的:第一 ,了解世界;第二 ,求強求富;第三 ,救亡圖存;第四 ,民主革命;第五 ,科學啟蒙。 [1]此后百多年來 ,雖然每一個歷史階段所關注的主題有所變遷 ,但是中國現代化的歷史過程大體上也是圍繞著上述問題展開的。到 20世紀 70年代末以來的改革開放時期 ,中國各界精英又一次表現出了解和研究歐洲、 學習和交往歐洲的強烈意向。這一時期的興趣則集中在歐洲發生的一系列歷史性創舉 ,包括像歐洲一體化這樣的宏大歷史進程方面。
早在改革開放的最初時期 ,中國學術界已經著手對歐洲一體化的經驗進行系統的研究。上世紀 90年代下半期和新世紀以來 ,在中國與歐盟之間一系列重大合作項目推動之下 ,不僅中國學界的歐洲研究進入了一個全面深化的新階段 ,而且對于歐洲問題的介紹也成為中國媒體的熱點。以最近兩三年為例 ,甚至當歐盟憲法進程遭逢困難的時候 ,中國的媒體和學者總體上還是表現出了謹慎樂觀的態度 ,認為歐盟憲法進程所遇到的困難是暫時性的 ,歐盟將用自己深化改革和擴大影響的努力來證明自己的強勁生命力。對于這種樂觀的預期應該如何看待呢 ? 事實上 ,這里既包含了中國對于世界發展的多元化特性的一種執著追求 ,因為歐洲人的確是通過自己的特殊方式顯示了對于世界發展多樣化的信念。同時 ,也表達了中國人民對于歐洲政治家和歐洲人民推動歐洲一體化進程的合理性及其抱負的一種信任 ,因為這畢竟是歐洲人在半個多世紀的努力實踐中所取得的一種成就。在更深層次上說 ,歐洲一體化進程的成功與否已經與中國的未來息息相關。因為 ,中國的前途也已經不可逆轉地與整個東亞地區乃至于更廣泛區域的一體化發生著緊密的關系。這樣的一種心理狀態和對于事態的理解推動著中國人愿意以一種前瞻式的態度來看待遠在歐亞大陸另外一側的歐洲一體化進程。
顯然 ,中國人對于歐洲一體化進程的看法并不全然取決于歐洲一體化這樣一個客觀的歷史過程 ,而是取決于對歐洲一體化的認知過程中的主體和客體它們各自的境遇、 對于對方的理解 ,以及它們之間的互動關系。
一、歐洲一體化與東亞區域化
長期以來 ,關于歐洲一體化進程究竟是國際社會發展進程中的一個特例 ,還是普遍路徑的問題曾經有過不少爭論。持“ 特例 ” 觀者認為 ,歐洲歷史條件與文化個性具有特殊性 ,因此歐洲一體化的進程很難在其他地區被重復;持“普遍 ”觀者則認為:在當今全球化的背景下 ,隨著經濟日益出現跨國、 跨區域的流動 ,出現要素之間的更大規模的整合是完全可能的。進一步而言 ,在當今世界上 ,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求訴已經成為不可動搖之勢 ,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相互溝通與合作 ,乃至于形成區域間的一體化已經是勢所必然 ,歐洲一體化進程完全可以在其他地區被重現。
值得注意的是 ,第一 ,歐洲歷史文化條件的特殊性是一個客觀的存在 ,但是在其他地區實際上也已經在不同水平上和不同內部結構中出現了可以推動區域一體化進程的動因。比如 ,無論在東亞還是拉美 ,市場的發展規模、 市民社會的歷史性進步都呈現出對于一體化的需求。第二 ,雖然各地的具體歷史文化背景、各區域一體化的具體內容和規模各不相同 ,但是一體化的總體方向已經被證明是可以成為各個區域政治和經濟的共同目標的。第三 ,不光是一體化進程本身 ,一體化現象也正在成為影響各個地區和國家內外事務的一個重要因素。特別是對于向著現代市場經濟制度轉型的國家和地區來說 ,一體化帶來的內外事務之間的相互關聯和相互影響正在日益增長。因此 ,這樣一個重要的變化也促使歐洲之外的各個地區和國家都來關注歐洲一體化這一重要的歷史進程。
但是 ,在進一步論證歐洲之外的地區具有學習歐洲一體化經驗的可能性之前 ,還是有必要非常冷靜地來觀察一下歐亞之間的差別所在。從比較的觀點來看 ,整個東亞地區無論在歷史文化 ,還是在當今政治經濟領域中都存在著與歐洲地區的重大差異。
就文明背景而言 ,在當今歐洲各國之間對歐洲文化的高度認同是歐洲一體化的深刻背景 ,這種認同受到長期歷史的培植 ,尤其是受到相對統一的基督教文化的熏陶。雖然歐洲的基督教也還有著各種流派 ,但與之相比 ,面貌各異的亞洲各國各地區的宗教狀況 ,以及以此為背景的文明狀況則要相對復雜得多。
就地緣政治條件而言 ,歐洲國家比鄰聚居于歐亞大陸的西端 ,大大地不同于有高山大川阻隔、 相互間交往不便的亞太或者東亞地區的各個國家。歐洲的這種地理條件比較有利于形成統一市場 ,有利于相互之間的合作與交流 ,并在此基礎上形成相對成熟的區域認同。后工業時代的經濟發展與交往雖然在相當程度上可以超越天然屏障 ,但依然不能從根本上改變亞太與歐洲地表景觀的差距 ,以及這種差距對于區域合作的影響。
就歷史進程而言 ,東亞諸國并沒有經過一個如歐洲那樣的以文藝復興、宗教改革、 工業革命為主要內容的世俗化過程 ,在歷史上也沒有大規模出現過猶如“ 市民社會” 一類作為市場經濟與民主法制建構的基本單位的歷史要素。這造成了東亞的市場經濟和民主法制在體制發展方面大大落后于歐洲的狀況。
就國際社會結構而言 ,古代希臘城邦體制中“平等競爭型 ” 的國際關系結構 ,經過中世紀的洗禮和文藝復興時代之后的東山再起 ,成為前歐盟時代的歐洲近現代國際關系的基本框架。 [2]在歐洲各國 ,除戰爭年代之外大體上是主權獨立、 特別是主權相分 ,這反而使得它們有了一個可以實現整合的法權依據。而東亞國家在古代是以華夏文明為核心的等差式國際關系結構。近代以來 ,東亞雖然出現了“ 大君體制 ”(以日本為領頭羊的挑戰者 )向傳統“ 華夷體制 ” 的挑戰 ,但整個東亞還并沒有進入類似于歐洲的“平等競爭型 ” 國際關系結構。差等式國際結構所帶來的主從依附關系和等級觀念還時時對區域整合進程起到掣肘作用。就歐洲和亞洲區域之內的國際力量對比而言 ,當今亞太 (至少在東亞 )地區 ,各國規模與實力的懸殊差距也要遠遠超過歐洲 ,這又對差等式的國際關系結構的持續起到推波助瀾作用。這樣一種狀態使得亞太 (至少在東亞 )地區的政治結構與權力關系和歐洲相距甚遠 ,從而對于區域化的進程表現出不同的制約因素。
在時空交互作用的背景下 ,二戰后的歐洲與亞太地區也面目各異 ,前者以各大國規制下德國較為深刻的戰爭反省為前提 ,一步一步地走向區域一體化;而亞太地區則是在二次大戰結束后又緊跟著發生了朝鮮戰爭 ,爾后在美國的庇護之下 ,日本的戰爭罪行并沒有被徹底清算 ,日本政府的戰爭反省也遠遠落后于歐洲戰敗國。在這樣的背景之下 ,雖然經由 70年代初期中美關系、 中日關系的恢復 ,在亞太地區冷戰狀態的終結要早于歐洲 ,但是整個冷戰時期在亞太地區根本沒有、也不可能出現類似于歐洲那樣深刻的區域化進程。冷戰之后 ,歐洲與亞太之間的差異并沒有因為國際局勢總體上的深刻變動、意識形態和軍事集團對抗的隱退而消失。亞太不僅沒有出現象歐洲那樣在經濟、 政治、 戰略等領域的以《馬斯特里赫特條約 》 為標志的全面整合 ,而且各國之間無論是經濟規模與水平、 社會發展模式、 包括安全結盟等各個方面的取向還越來越顯現出形態各異的趨勢。
冷戰結束以來發生在歐亞大陸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對于其各自區域化進程的影響也是有所區別的。從歐洲來說 ,《馬斯特里赫特條約 》 的啟動直接受到冷戰結束這一重大變故的刺激 ,不光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之下 ,德國的重新統一使得歐洲有必要以一種新的區域合作框架來避免歐洲地緣政治的失衡 ,而且歐洲也迫切需要以一種新建立的合作邊界來抵御可能來自于前蘇聯地區的動蕩局面。冷戰的結束對于東亞地區的影響遠沒有像在歐洲所造成的那樣直接。作為冷戰的遺產 ,中國海峽兩岸和南北朝鮮至今尚未完全統一 ,使得區域一體化并沒有成為一個十分緊迫的任務提到亞洲人面前。
冷戰結束之后 ,有若干重大變化推動著東亞區域合作的進程:上世紀 80年代以后 ,隨著東亞經濟的普遍增長 ,出現了是否存在統一的“ 東亞文明 ” 的爭論。這場爭論所揭示的東亞整合的文化含義 ,不管人們對此肯定與否 ,都激發著東亞人有意無意地把經濟增長與文化尋根的問題聯系起來;[3]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的直接沖擊 ,使得“ 東亞模式 ” 的存在本身受到了嚴峻挑戰,但是同時使得東亞經濟合作、 特別是東亞區域金融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重視;與此同時 ,中國經濟持續三十年高速增長給東亞區域合作創造了一定的條件 ,使得整個東亞經濟不僅從中國的穩定和增長中獲得動力與空間 ,而且也從中國發展的特殊模式中獲得某種啟示。但是從總體上看 ,亞太 (至少在東亞 )地區的一體化進程 ,特別是在公民認同和體制建設方面還是大大地落后于歐洲的步伐。
二、東亞區域化的強勁動力
雖然存在著以上種種深刻差異 ,但是不是東亞區域合作、 乃至于東亞一體化的進程就無法實施了呢 ? 值得我們十分關注的是 ,正在出現的一些重要趨勢在逐步地超越上述差異和限制 ,成為推動東亞區域化的強勁動力。
其一 ,全球化的趨勢對于東亞區域合作的引導。實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