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鴉片戰爭后中國對外貿易的特點及原因(鴉片戰爭后中國對外貿易發生的變化及原因)

时间:2024-07-13 13:38:12 编辑: 来源:

鴉片戰爭后中國對外貿易發生的變化及原因

從被動貿易到主動貿易

原因1

列強的威脅

2,中國人民的覺醒

3,受洋務運動的影響

4,清政府為擴大稅源

5,大連白銀外流,清政府面臨內憂外患的窘境

16世紀中葉至19世紀初葉中國對外貿易的特點及其原因?

中國在貿易全球化中的主導地位——16世紀中葉至19世紀初葉

16世紀中葉至19世紀初葉,以商品流通為基礎的貿易全球化是今天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第一階段。當其時,中國豐富的商品在國際市場上具有極強的競爭力,對推動貿易全球化起了舉足輕重的主導作用。一、中國是貿易全球化的大市場

15、16世紀是世界歷史發展的重大轉折時期。1405—1433年中國鄭和七下西洋;1492年意大利人哥倫布(C.Colonbo)發現美洲;1498年葡萄牙人達.伽馬(Vas買粉絲.Da.Gama)繞過好望角開辟歐洲到印度的東方航線;1519—1522年葡萄牙人麥哲倫(F.D.Magalh*aes)作環球航行等航海的偉大壯舉,從地理范圍上使分散隔離的世界逐漸變成了聯系為一體的世界,人類歷史也愈來愈大的程度上成為全世界的歷史,為商品貿易全球化提供了人文地理的條件。

但是,作為貿易全球化所賴以運轉的基礎即商品流通來說,則是有賴于中國強大的商品制造能力和生產出來的豐富商品。據史料記載,從世界經濟發展史的經濟規模上看,15世紀中葉(明中葉)至1796年(嘉慶元年)以至1820年(嘉慶二十五年)期間,中國是世界經濟發達的國家。據統計,1522—1566年(嘉靖年間),中國的生鐵產量達到45000噸,居世界第一位,而英國到1740年才達到2000噸川。1750年(乾隆十五年),中國工業總產量占世界工業總產量的32%,而全歐洲僅占23%;中國的國內貿易總值為4億銀兩[2]。直到1820年(嘉慶二十五年),中國的GDP仍占世界經濟總量的32.4%[3],居世界各國的第一位。所以,“在近代以前時期的所有文明中,沒有那一個國家的文明比中國更發達,更先進”[4],“中國乃是一個偉大、富饒、豪華、莊嚴的國家”[5]。就是說,直到1820年左右,中國在世界經濟史上是占著首要地位的,是世界經濟的中心。當時中國的商品如生絲、絲織品、瓷器、茶葉、棉布、砂糖、糧食、藥材等,在國際市場上享有很高的聲譽,具有很強的競爭力。正如當時一個西方作家報道說:

中國人有世界上最好的糧食——米;最好的飲料——茶;最好的衣料——棉布、絲織品及皮貨。擁有這些主要物品和數不盡的其他次要的物產[6]。

特別是中國絲貨,外國商人更是贊嘆不絕,說:

從中國運來的各種絲貨,以白色最受歡迎,其白如雪,歐洲沒有一種出品能比得上中國的絲貨[7]。

1629年(崇禎二年),荷蘭駐臺灣第三任長官訥茨(Nuyts)在給其國王的一份報告書中說:

中國是一個物產豐富的國家,它能夠把某些商品大量供應全世界[8](p109)。

確實如此。根據史料記載。16—18世紀,中國向全世界出口的商品約有236種之多,其中手工業品有137種,占總數的一半以上。其中又以生絲、絲織品為大宗,其次是瓷器和茶葉等。

而在這個時期,歐美各個國家由于“價格革命”的沖擊,加多戰亂、災荒、瘟疫流行,經濟曰益蕭條,各類商品極為匱乏。所以,這些國家根本沒有什么民生產品可以打進中國市場。它們只好攜帶大量銀子來中國購買貨物販回國內傾銷。所謂夷船“所載貨物無幾,大半均屬番銀”[9]。在1830年(道光十年)以前,當中國對外貿易經常是出超的時候,白銀是不斷地從印度、不列顛和美國輸入中國。據統計,自1553年至1830年,西方國家到廣東貿易而流人中國的白銀達5億兩以上[10]。1585—1640年日本因到中國貿易而輸人中國的白銀達到1489.9萬兩[11]。可見,直到鴉片戰爭前夕,中國在當時商品貿易全球化中,是遙遙領先于世界其它國家和地區的[12]。全世界其它國家都來中國購買價廉物美的商品,使中國成為貿易全球化的大市場。

二、廣州是貿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場

15—19世紀初中,中國明清政府基本上實行“時開時禁,以禁為主”的海外貿易政策,禁止沿海商人出海貿易。但是,卻對廣東實行特殊政策。嘉靖元年(1522),“遂革福建、浙江二市舶司,惟存廣東市舶司”[13]。乾隆二十二年(1757),規定外國番商“將來只許在廣東收泊交易”[14]。因此,自嘉靖元年至道光二十年(1522—1840),廣東一直是中國合法對外貿易的省區,省會廣州則成為全國合法進出口貿易的第一大港,而且是“印度支那到漳州沿海最大的商業中心。全國水陸兩路的大量貨物都卸在廣州”[5](P116,序言)。因此,全世界各國商人到中國貿易,都萃集到廣州。1798年(嘉慶三年),瑞典人龍思泰(Anders Liungstedt),就記述外國商人來廣州做生意的實況:

廣州的位置和中國的政策,加上其他各種原因,使這座城市成為數額很大的國內外貿易舞臺。……中華帝國與西方各國之間的全部貿易,都以此地為中心。中國各地的產品,在這里都可以找到;……東京、交趾支那、柬埔寨、暹羅、馬六甲或馬來半島、東方群島、印度各港口、歐洲各國、南北美洲各國和太平洋諸島等地的商品,都被運到這 里[15](P301)。

據不完全統計,從康熙二十年至乾隆二十二年(1685—1757)的72年間,到廣州貿易的歐、美各國商船有312艘[16];乾隆二十三年至道光十八年(1758—1838)有5107艘①,平均每年為63.8艘。

與此同時,中國各地和廣東省內各地的商人也集中到廣州進行進出口貿易,名曰“走廣”[17]。1629年(崇禎二年),荷蘭駐臺灣第三任長官訥茨(Nuyts)在給其國王的一份報告中也記述:

中國人把貨物從全國各地運到他們認為最有現款購買他們貨物的市鎮和海港……后來他們運往廣州市集上的貨品的數量如此之大,以致葡萄牙人沒有足夠的資金購買,……參加這些市集的商人們看到他們的貨賣出去,就用他們自己的船,責任自負地把貨運往馬尼拉、暹羅、望加錫等地去。[8](p115,109)

龍思泰于1798年(在嘉慶朝)來到廣州,也看到中國內地商人云集廣州經商的情形:

中國各地的產品,在這里(廣州)都可以找到;來自全國各省的商人和代理人,在這里做著興旺的、有利可圖的生意。[15]

明清政府為了發展集中于廣州的對外貿易,除了設置廣東市舶司和粵海關進行管理外,還“官設牙行,與民貿易”[18],以至后來發展成為專門從事對外貿易的商業團體“三十六行”和“十三行”,同外國商人直接貿易。在當時外國商人不熟悉中國情況、不懂漢語以及不了解中國政府管理外貿的制度的情況下,此種商業團體的設置,成為外商與中國商人進行貿易的中介者,使外貿做得更活更好。所以,當時外國商人普遍感到在廣州做生意比世界其他地方更方便、更好做。正如英國議會于1830年(道光十年)對廣州貿易的英國商人進行調查后得出結論:

外國商人對于這整個廣州制度(它在實踐中經過種種修正)是怎樣看待呢?1830年英國下議院關于對華貿易的極為重要的審查委員會會議中,幾乎所有出席的證人都承認,在廣州做生意比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方便和容易[19](P51)。

這么一來。16世紀中葉至工9世紀初葉,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的商人絡繹不絕前來廣州做生意,使廣州成為商品貿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場,呈現出對外貿易一片繁盛的景象

鴉片戰爭后中國進出口貿易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對中國原有經濟模式造成什么影響?

鴉片戰爭后中國進出口貿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貿易結構的變化

鴉片戰爭前,中國對外出口的主要商品是茶葉和絲綢,進口的主要商品是毛紡織品、金屬制品、香料等。鴉片戰爭后,中國出口的商品種類增多,但茶葉和絲綢的優勢減弱,而棉花、豆餅等農礦產品的出口量增加。進口方面,由于列強對華的經濟侵略,消費資料和工業原料的進口量大幅上升,如原棉、棉紗、煤油、煙草等。這些進口商品嚴重沖擊了中國的民族工業和小農經濟 。

例如,據《南京條約》規定,英國可以在廣州、廈門、福州、寧波和上海五個口岸設立領事館,并在這些地方享有最惠國待遇。這就使得英國等西方國家可以在這些地方自由進出貨物,不受中國關稅和法律的限制。英國還利用《天津條約》中規定的內河通商權,在長江流域大量傾銷廉價的機器紡織品,摧毀了中國本土的紡織業。同時,英國還從中國大量購買原棉、茶葉等農產品,作為其工業原料或轉口貿易。

鴉片戰爭形勢圖

貿易對象的變化

鴉片戰爭前,中國對外貿易的主要對象是英國,英國在中國貿易中占據了壟斷地位。鴉片戰爭后,其他列強如美國、德國、日本、法國等也加入了對華貿易的競爭,英國在中國貿易中的份額逐漸下降。同時,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在華南地區與廣州形成了內港與外港的貿易分工,香港成為了中國貨物出口和洋貨輸入的集散地和國際市場 。

例如,根據《南京條約》規定,英國獲得了香港島作為其永久屬地,并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政府和法律體系。香港成為了英國在遠東的重要商業基地和軍事要塞,并吸引了其他西方國家在那里設立領事館和商行。香港還成為了中國與西方之間的信息交流中心和文化傳播中心。

貿易格局的變化

鴉片戰爭前,廣州是中國唯一的對外通商口岸,處于全國性的貿易中心地位。鴉片戰爭后,清政府被迫開放多個通商口岸,廣州港的壟斷地位受到沖擊。上海港由于其優越的地理位置和龐大的經濟腹地,迅速取代廣州港成為全國最大的貿易港口。東北地區由于被列強劃分為勢力范圍,也開始發展對外貿易 。

例如,根據《天津條約》規定,清政府開放了天津、漢口、九江等十個新的通商口岸,并允許外國人在這些地方居住和購置房地產。這就使得中國沿海和內河的貿易網絡得到了擴展,但也使得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受到了更大的侵犯。上海港由于其地處長江入海口,與長江流域的經濟聯系密切,而且受到西方列強的保護,迅速發展成為中國最大的商業城市和金融中心。東北地區由于其豐富的礦產資源和戰略位置,被列強視為爭奪的目標。俄國通過《中俄密約》和《中俄北京條約》,獲得了東北地區的鐵路和礦業特權,并在旅順、大連等地建立了租借地。日本通過《辛丑條約》和《日俄戰爭》,取代了俄國在東北地區的勢力,并在旅順、大連、威海衛等地建立了租借地和鐵路特權。

鴉片戰爭對中國原有經濟模式造成了巨大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破壞了中國的自然經濟

鴉片戰爭后,中國被迫開放多個通商口岸,外國商品大量涌入中國市場,嚴重沖擊了中國的民族工業和農業。許多手工業者和農民失去了生計,被迫成為廉價的雇傭勞動者或賣身為奴。中國的自給自足的小農自然經濟遭到瓦解,中國經濟逐漸被納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體系 。

例如,英國傾銷的機器紡織品使得中國傳統的棉紡織業遭到毀滅性的打擊。據統計,1840年至1894年間,中國棉紡織業從占全國手工業總產值的50%下降到10%以下。許多棉紡織工人失去了生活來源,有些淪為乞丐或流氓,有些則被迫從事其他行業或出賣勞動力。同時,英國從中國大量進口原棉作為其工業原料,導致中國棉花種植面積急劇擴大,占用了糧食種植土地,影響了糧食生產和農民收入。

加劇了中國的貧困和不平等

鴉片戰爭后,中國不斷被迫簽訂不平等條約,割讓領土,賠款賠銀,開放租界,喪失關稅自主權和司法主權。外國列強和買辦勢力榨取了中國的巨額利潤,使中國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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