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文化的全面了解，在本書開篇，有必要把茶樹及其原產地和茶的發現、利用等等，首先作些概略的介紹。
（一）茶樹和茶葉
茶樹是一種多年生的常綠木本植物。在我國，如陸羽《茶經》所說："茶者，南方之嘉木也"，早先是生長在南方的一種樹種。
茶樹的學名為Camelliasinensis（L．）O．Kurtze，在植物分類系統中，屬被子植物門（Angiospermae），雙子葉植物綱（Di買粉絲tyledoneae），原始花被亞綱（Archichlamydeae），山茶目（Theales），山茶科（Theaceae），山茶屬（Camellia）。在現存的文獻中，茶的學名，最早見之于1753年瑞典杰出植物學家林奈的《植物種志》中。在書中，把茶的學名定為"TheasinensisL．"。
這里指示性的"sinensis"，即是拉丁文"中國"之意。
那么，這種原先只種于中國的茶樹，長得又怎樣呢？在近代科學出現之前，我國古籍中，千余年來，都沿用陸羽的這樣描述："其樹如瓜蘆，葉如---d子，花如白薔薇，實如--揲擔?莖如丁香，根如胡桃。"關于茶樹的這些比擬，這也是我國古代對植物外部形態能夠采用和一般常見的描述方法。按現在植物學和茶學的介紹來說，其外部形態因受外界環境條件的影響和分枝習性的不同，植株有喬木、半喬木和灌木之分；樹冠有直立狀、披張狀、半披張狀等多種類型。茶芽在未萌發前為錐形，有2-3鱗片披護。葉多為橢圓或卵圓，單葉、互生，葉緣呈鋸齒狀，葉面富革質，主脈明顯與側脈末端相連，嫩葉有茸毛。花屬短軸總狀花序，白色少數為粉紅色，兩性花。果為蒴果，果皮綠色，成熟后為暗褐色，種子大小因品種而有不同。根系有主根、支根和細根組成，主根粗大垂直生長，支根與細根呈水平分布在耕作層內。 �
茶樹和其他栽培植物一樣，都是由野生經馴化而演變為作物的。十分明顯，茶樹由野生變為栽培，其直接原因，是由于它用作飲料的飲用價值。唐朝詩人盧仝，在其一首贊美茶的詩歌中吟："一碗喉吻潤；兩碗破孤悶；三碗搜枯腸，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發輕汗，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靈仙；七碗吃不得，唯覺兩腋習習清風生。"
唐朝時飲茶用碗，歌詞中夸張茶飲七碗，就會羽化成仙。
世界上從來就沒有什么神仙，茶葉當然也不是什么仙藥；不過，由于茶葉中含有大量營養和藥用價值較高的成分，所以，它不失是一種有益人體健康的良好飲料。據分析，茶葉中含有300多種化學成分，其中如蛋白質、脂肪、氨基酸、碳水化合物、維生素和茶多酚、茶素、芳香油、脂多糖等等，就都是人體不可缺少和各具功效的重要營養及藥用物質。這中間的有些成分，實際是一個大類，如茶多酚，就包括有30多種的酚類物質；維生素，又可具體分為維生素A、B1、B2、B3、B5、B6、C、D、E、K、H、P和肌醇等10多種成分。至于茶在防病和治病方面的作用，不只我國古書中有很多記載，也為現在國內外醫藥界所一致肯定。如茶葉對于防治痢疾、腸胃炎、腎炎、肝炎、糖尿病、高血壓、動脈硬化、冠心病、癌癥、白細胞減少和輻射損傷等等，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功效。如茶葉特別是綠茶的抗癌作用，據日本靜岡縣的調查，發現茶區特別是綠茶產地，癌癥的發病率和死亡率，就明顯比其他地方要低。這一調查，與日本岡山大學藥學部奧田拓男教授對茶單寧（茶多酚）物質抗癌試驗的結果相一致。奧田拓男的研究指出，茶單寧對引起突然變異的變異原，有明顯的抑制作用。現在基本弄清，茶葉中的抗癌成分，主要是兒茶素；這種成分，在綠茶中約含15％-20％。此外，茶葉中所含的維生素C和E，也具一定的抗癌輔助效用。可能正是因為這樣，茶在國外才有"安全飲料"、"保健飲料"、"健康長壽飲料"等各種各樣的贊譽之稱。在千千萬萬的野生植物中，發現和選擇出用茶葉芽葉來作飲料，這無疑是對人類和世界文化的一大貢獻。而這一重大發現，不是別的正是我們中國和中華民族的豐功和偉績。在古代的一個很長時期里，世界上只有我國飲茶和懂得種茶與制茶；后來，大抵至唐代，我國東鄰的朝鮮和日本，才首先從我國學會飲茶、種茶而漸漸形成為東方乃至全球性的一種獨特文化。
（二）茶樹原產地和原始分布中心
我國是世界上最先飲茶、最早業茶的國家，當然也就是茶樹原產的地方。筆者認為，我們這里所說的"原產地"，實際應該就是指人工栽培以前的原始分布區。歷史的事實告訴我們，任何一種作物和栽培植物，特別是在古代條件下，都有一個馴化過程，換句話說，即都是從野生采集而后才發展為人工栽培的。因此，我們可以肯定地這樣說，至少在古代，首先利用和栽培某種植物的國家或地區，也就是該種植物原產的區域；這是一種規律和真理。
既然是這樣，那么為什么還要談什么茶樹原產地問題呢？這是因為近一二十年來，在我國茶學家，掀起了一股茶樹原產地討論熱，可謂百家爭鳴、百花齊放，不僅討論出了多種看法，甚至爭論出了成見，所以我們在這里也順便談談我們的看法。
關于前一段我國茶樹原產地的討論，我們首先肯定，是有成績的。因為，這場討論的實質，大多數參與者的動機和目的，是在于證明茶是中國原產。這一點，無論是在陳椽先生的論著中，還是在陳彬藩和吳覺農先生的大作中，他們從各種不同角度，利用一切學科的有關成果，從茶樹的演化形成、自然環境的變遷、野生茶樹的分布以及茶的詞源學等等，廣征博引，為這方面的研究，積累了不少材料，提供了大量的論據，這無疑是一種進步和深入。但是，重復一個命題，每一本書上都把這些問題羅列一遍，就顯得重復和多余。所以，筆者在強調討論要有新意的同時，在這里我們也不準備重復大家已經提出和一致的那些內容。
有人把這場討論說成是和外國某些資產階級學者的論戰和學術爭論。其實在國外并沒有找到多少對立面，我們是自己出題自己做；論而未戰，論而也沒有多少爭。因此，我們所批駁的，除個別人還活著外，都是故人故語。如提出"茶樹原產印度說"的始作俑者--英國駐印度的殖民官員勃爾基兄弟，是上一世紀20-30年代的事情。其后各書提到的1877年，貝爾登在《阿薩姆茶樹》所說的中國和日本的茶樹，是"由印度輸入"的謬說，這與其說他們是"故意歪曲事實，詆毀中國是茶樹原產地的形象"；還不如說他們是為了爭取在印度或南亞發展種茶的支持和對中國茶史的無知。
因為，在19世紀20年代，作為英國在印度的主要統治機構--英國東印度公司，他們對維護與中國的茶葉貿易，比在印度和南亞殖民地發展種茶更感興趣。英國東印度公司，從17世紀起，壟斷中國出口茶葉貿易整整有二個世紀。在這一中英茶葉貿易的過程中，如果說前一時期由于倫敦茶葉貿易和轉口的不斷增長，英國長期處于逆差的不利境地的話，那么，18世紀后期起，英國東印度公司發明用走私鴉片來抵銷貿易逆差后，他們同中國的貿易，便迅速由平衡轉變為順超。有人估計，至上一世紀前期，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船只，在廣州卸下他們捎帶的鴉片，一圓不花，就能裝回滿船的茶葉和巨額的白銀。所以，對于英國的東印度公司來說，不但要弄清在印度能不能種茶，而且還要算一算種茶和種鴉片誰更合算的問題。
事實也是如此，對于當時在南亞英屬殖民地種茶的阻礙，并不在于中國茶業的悠久歷史和世界茶葉貿易的獨占地位，而主要的，還在于英國東印度公司的不夠重視和不予支持。因為不說19世紀20年代，就是到19世紀中期，當時在印度的英人宣傳"印度是茶樹原產地"，呼吁在印度發展種茶的整個過程中，并沒有也不需要否定中國些什么。恰恰相盡，倒是他們一次次組織到中國考察、收購茶籽茶苗和招聘中國的種茶、制茶技工，把他們宣傳發展茶業變成一個大張旗鼓的效法中國的活動。舉例來說，如早在1788年，英國有位叫彭克斯的科學工作者，專門就印度引種茶樹和發展茶業諸問題，編印了一本小冊子。1815年，一位哥特博士對彭克斯的小冊子又進行了修訂、補充，向有關方面，力諫在孟加拉西北大力發展種茶。另外，在這期間還特地組織過科學考察團，深入到中國茶區進行考察和搜集茶種。但是，所有上述這些努力，都因東印度公司取消極的態度，使印度發展茶業的要求和計劃，一直停留在紙上。到上一世紀二三十年代，由于1833年東印度公司壟斷中國茶葉貿易的合同的到期和清朝政府拒絕續訂的因素，英國國內和在印度的一批殖民主義者，更加積極地倡導在印度和南亞發展種茶。如1825年，英國技術協會公開設獎，獎勵在印度或英國其他殖民地種茶最多和茶質最好的業主。1934年1月，英國駐印度總督，正式批準成立"印度茶業委員會"，專門負責印度引種中國茶樹的研討。印度茶業委員會成立不久，就開展了兩方面工作：一是廣泛散發通告，宣傳適宜種植茶樹的氣候、土壤和其他環境條件；二是派秘書戈登到中國，專門研究茶的栽培、制造方法，采購茶種以及雇傭茶工等等。自此以后，在英國和印度的文獻中，到中國引種茶樹的記載不斷，其中尤以1850-1851年引種的最為理想。這次從中國采購的茶種，運至加爾各答時色澤仍很鮮艷，后來栽種東北山區成活的12000株，其品質完全表現出不亞于阿薩姆土種的優良性狀，一度成為引種中國茶樹成功的范例。
所以，從上面英國殖民者一方面宣稱"印度是茶樹原產地"，一方面又不斷大量從中國引種茶樹的史實來看，當時他們提出"印度是茶樹原產地"的看法，并不是為了否定中國，主要的也只是為他們在印度發展茶業多造一條輿論。因此，如果說"茶樹原產印度"帶有否定中國是茶樹原產地的意味的話，那么，這最多也只是一種以明顯的謊言來換取社會對發展印度茶業的許可和支持的做法。當然，我們這樣說，并不包括上一世紀后期和本世紀個別借"茶樹原產印度說"，蓄意混淆事實、貶低中國茶業功績的偽學者。但是，把話回過頭來說，這樣的人，畢竟是個別又個別，值不值得花這么多時間、精力去批駁？似可重新考慮。這一點，國外學術界的反映，頗可參考。他們的茶學家對過去英國人說的"印度是茶樹原產地"既不盲從，對我國近年有關茶樹原產地的申辯，也沒有表現出多少特別興趣。
因為，和上面所說那樣，我們如果把茶樹原產地作為原始分布來理解，那么，中國作為飲茶和茶業最早濫觴的國家，不管印度是否也是茶樹原產地，其史實本身就是無須其他證明、無可動搖的當然原產地。道理十分淺顯，不論是栽培植物或者還是馴養動物，它們的引種，特別是古代，總只會也只能是引進那些價值已經顯現或被人類馴化利用的這樣對象。當然，野生動物或植物的分布，在一定的外在因素作用下，也會出現地域上的變更或擴大，但這些都屬于自然傳播的范疇。自然傳播和人工引種的區別，在于后者是一種自覺的行動。這也就是說，在印度和世界上還無人知道茶樹為何物和何用時，我們的先民，是絕不會在古代把茶樹從印度遠帶到中國來培育的。因此，中國最早發現和利用的茶葉，只會也只能是原來就生長在我國的茶樹。這里順便補說一句，可能正是因為上面所說的簡單道理，所以，各國茶學家對于英國人提出的"茶樹原產印度說"，沒有和少有應者；對我國前一段茶樹原產地的討論，也無有反對者。這就是說，上一世紀冒出"印度茶樹原產地"問題后，即便有人想利用它來否定中國茶樹原產地的地位，但在國際茶學界，并沒有大亂，實際受此影響不大。在茶樹原產地問題上，國外不怎么亂，但在我國前一段討論中，倒顯得有點偏激和混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