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部原測謊專題組組長、組織研制中國第一臺測謊儀的專家楊承勛認為，孟照國的故事，“是刻意編造的，根本就沒有這回事，我們可以判斷他在說謊，但是還有另外一種情況，比如產生的一種幻覺，一些精神上的狀態，我腦子里就有這個記憶，那么這種你要通過測謊就很難判斷出。”
他認為，孟照國遭遇外星人“可能是一段很特殊的心理經歷，而不是一個真實的經歷”。
飛棍來自何方？
專家揭開謎底，原來是攝像鏡頭的光學機關作祟。
近幾年，很多人聲稱見到了一種神秘的“飛棍”。
最早的飛棍是在1994年美國人拍攝到的。這是人類第一次將它記錄下來。美國獨立電視制片人朱斯在自己所拍的錄像帶上，發現有些不同尋常的東西飛過天空。
從外觀上看，朱斯發現的是一個圓柱形物體，飛行的速度非常快。由于這種飛行物的形狀像一條棍子，朱斯就將它命名為飛棍。朱斯將自己的發現公布出去，引起了人們廣泛的關注。很快，世界各地的人們開始不斷地拍攝到飛棍的畫面。對它的描述是：身體細長像一根棍子，大到上百米，小到幾厘米，在空中急速飛行。更有人把這當成外星人和地球人交流的信息。
有意思的是，幾乎所有的“飛棍”都是當事人用攝像機或者照相機拍下的，在真實的空間，人們用肉眼并沒有親自見過這種來去無蹤的“飛棍”。
就在今年5月，東北一家藥廠聲稱自己拍到了“飛棍”。北京UFO研究者張靖平和中央電視臺記者親赴吉林，不僅拍到了“飛棍”，而且有幸解開了飛棍的奧秘。
張靖平對記者介紹：最早發現“飛棍”的是這個藥廠的錄像監控設備。5月21日晚，振國藥廠的監控員突然發現顯示器上一道白光迅速閃過。回放錄像資料時，發現監視器拍攝到了一個長條形的飛行物迅速飛過廠房上空，大概三米長，飛行時速達到了200公里以上。從外形上看，顯然不是人造。
不久，氣象部門也排除了是閃電的可能，一個星期之后的某天夜晚，神秘飛行物又在藥廠上空出現，而且這次是晴天。
起初張靖平他們認為可能是昆蟲之類的東西，但是連續拍攝多日后，仍然沒有發現飛棍的蹤跡。就在準備放棄尋找時，由于腳底一滑，張靖平手里的攝像機劇烈地晃動了一下，就在攝像機晃動的過程中，他發現鏡頭里有些異樣的東西。
張靖平開始懷疑飛棍的出現可能和攝像機的某些性能有關。因為此前所有的飛棍消息都是只在攝像機里出現。張靖平了解到藥廠攝像頭的拍攝快門速度是十六分之一秒，于是就把自己攝像機快門速度調整成接近的十二分之一秒。
當他路過一個地燈附近時，神奇的一幕出現了，原來正常飛行的各種小飛蟲霎時間變成了無數個大大小小的飛棍，這些飛棍的形狀與姿態和人們以前拍攝到的飛棍一模一樣。
真相大白，原來飛棍的出現不過是攝像機的假相而已。比如拍攝行駛的車輛，用1/8秒的低速快門來拍攝時，由于車是運動的，用1/8秒的快門不能有效地“固定”汽車，車就顯得略為模糊，但背景是靜止的，所以是清晰的。這樣就形成了動與靜的對比。
張靖平拍到的飛棍是一種夜間活動的飛蛾。由于攝像頭紅外線的吸引，加上飛蛾的快速飛翔，再有攝像頭十六分之一秒的快門，最終造就了飛棍。
“如果我們把攝像機的快門調整到這種速度，就會發現，飛棍無處不在。”張靖平說。
如何識破“第三類接觸”騙局
關于UFO及外星人第三類接觸，幾乎沒有一件被科學試驗手段得到證實。人們的以訛傳訛，加重了對UFO神話的誤讀和迷信。
北京天文臺館長朱進認為，地球上的生命肯定不是惟一的。地球只是很普通的繞著太陽的一個行星，太陽本身是很普通的一個恒星，在銀河系里邊像太陽這樣的恒星，有2000億顆左右。每一個恒星都可能像太陽一樣,有它自己的行星系統，所以說在所有的這些星球里，如果只有地球上有生命，可以說是不可想象的。
同時他認為，即便地球的能力再發達，到目前為止人類絕對沒有能力在有生之年飛到太陽系邊上，如果說外星人再從其它的星球通過宇宙旅行到地球上來，從人類的角度考慮，也是非常非常不可能的。
紫金山天文臺的王思潮研究員介紹說：很多聲稱和UFO親密接觸的案例都是不可信的。判斷到底是否曾有發生過第三類接觸，要有幾個條件：首先要有證據，不能用排除法。比如，既然聲稱和外星人接觸過，一定要拿到外星人的東西，不能空口無憑。而且拿到的這個東西必須是地球上的人類造不出來的，才可信。而且必須經過專家的鑒定，不能當事人自己說這是外太空和外星人的東西，而且必須是地球上沒有的材料做的。這個條件并不苛刻，但是遺憾的是，目前所有的UFO和外星人接觸案例，沒有一個達到這個要求。
其次，聲稱見過外星人和飛碟，必須同時有非相關群體作證，比如，一個地方幾個人看到一個飛碟是不作數的，必須要有好幾個地方同時看到。
最后，外星人的DNA也肯定和地球人不一樣，這同樣要拿到科學證據，才能證明是真正的外星人。
他認為，以目前的科技水平推斷，不排除存在地外文明的可能，但是這一切要依靠嚴謹的科學實驗加以證實。
鏈接
不明飛行物，就是我們通常說所的UFO，是英文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的縮寫，世界上第一次大規模關于UFO的報道是1878年，美國農民馬丁在空中看到了一個圓形物體。1947年6月，美國人阿諾德在駕駛飛機時，看到了有9個白色碟狀神秘物體在天空中飛過，他將它們稱為飛碟，被新聞媒介廣泛報道后，人們就習慣用飛碟這樣一個形象的名稱來稱呼不明飛行物，我國近年來也有這類目擊報告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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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丨劉琰：心美一切皆美，情深萬象皆深
曄問仁醫
曄問仁醫官方澎湃號
2021-04-08 07:25
上海
原創 唐曄 曄問仁醫
人 物 介 紹
劉琰，主任醫師，博士生導師，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瑞金醫院灼傷整形科主任；中華醫學會燒傷外科分會副主委委員、中國醫師協會燒傷外科分會副會長。擅長危重燒傷救治、小兒燒傷救治、各類急慢性創面處理。
1.從醫之路
“我很小就有了走南闖北的經歷。”春天的陽光下，劉琰笑道。
因為當年父母的工作調動，劉琰在河北石家莊度過了12年的時光，高三在浙江金華借讀一年后，最終隨父母回到上海。正是因為少年在北方的生活經歷，讓劉琰柔弱娟秀的外表下，藏下了一顆“女漢子”的心。
劉琰的母親是不主張女兒學醫的。因為，母親本身就是一名婦產科醫生，常年忙碌于臨床的母親，留給劉琰的只有辛苦的背影。“她深知做醫生要付出的時間和精力難以計數，所以一直勸我不要選擇醫學成為終身的職業，但是，我似乎抵擋不住醫學的魅力。”
耳濡目染之下，劉琰真正注視著的，是那些產婦抱著孩子向母親致以感謝時的幸福與喜悅。“這時候的母親，形象美麗，身上散發著光輝。我想，母親的付出是值得的，治病救人的成就感，恐怕是其他職業難以比擬的。”
1985年，劉琰如愿考入上海第二醫科大學。大學的學習生活節奏，劉琰十分適應，課堂知識游刃有余之外，受中國女排“五連冠”的鼓舞，喜愛排球的她，成為醫學院女子排球隊的接應二傳，和隊伍里的姑娘們一起拿下過華東六省一市排球聯賽的冠軍。畢業后，劉琰留在瑞金醫院。這個愛“動手”的年輕女孩一心想去外科，但那年外科不招女生，所幸老師為劉琰指了一條明路：燒傷科。
瑞金醫院燒傷科成名已久。1958年成功救治了嚴重燒傷患者邱財康，打破了當時世界上“燒傷面積超過體表面積的80%無法存活”的定論，開了大面積燒傷患者救治成功之先河。隨后在史濟湘和楊之駿教授引領下，開拓性地創立了以瑞金公式為基礎的早期液體復蘇技術、混合移植創面修復技術、冬眠治療為主的應激調控技術等燒傷救治的核心技術，形成國際醫學界公認的中國燒傷治療模式，顯著地提高了嚴重大面積燒傷患者治愈率，奠定了學科在國內外的學術地位。
這是一塊妥妥的金字招牌，醫生也常有手術的機會，劉琰毫不猶豫就加入了燒傷科。
初入燒傷科，就接觸了很多觸目驚心的病例。但初出茅廬的劉琰，卻有很強的心理承受能力，在慘狀之前并無懼色。“這還是得益于母親職業的熏陶，當時她‘留種’在鄉村的衛生院工作，五六歲開始我就在醫院里當義務工勤、跑來跑去送一些醫療物品，見過泡在福爾馬林中的嬰兒尸體，所以沒什么可怕的。”
但這并不代表劉琰不會被突如其來的悲傷而震動。
提到一個花季少女，劉琰的聲音哽咽了。
“她是個紡織廠青年女工，才二十多歲，大眼睛、長睫毛、臉龐秀美。那天她和戀人一起坐在棉花堆上休息，結果男孩抽煙的時候，不慎點燃了棉花堆，釀成大禍，大面積重度燒傷的女孩，送來的時候大腿的肌肉都燒得崩裂開了。因為損傷程度太重，我們為她做了雙下肢截肢，但最后還是沒能挽回她的生命。我到現在都記得，她在病重之際，眼角滑落的淚珠。面對病人強烈的求生欲望，作為醫生卻束手無策，這種無助感，困擾了我很長時間。”
2.追隨導師
1996年，安徽淮南礦務局謝一礦瓦斯爆炸事故發生，傷亡100余人，那是劉琰第一次被派往災難現場救治傷員。對初出茅廬的她來說，那是戰場，將迎來真正的考驗。
“大家分成小組治療病人，我們治療組分管十多個傷員。給傷員換藥的時候，傷員有時候疼的大呼小叫，創面分泌物混雜著患者的屎尿，我一邊安慰，一邊毫不猶豫地擦拭、清潔。和我一組的幾個年長的醫生，都感嘆——怎么一點不像個上海女孩。”
回顧從懵懂的年輕人走到現在，劉琰直言，自己的性格有點隨遇而安，不像當下的很多青年有現實而直接的目標，她只是“跟著老師們往前走”。
1999年，劉琰開始攻讀燒傷外科研究生，在五年間完成了碩博的學業，博士導師許偉石教授，是我國燒傷界著名專家。“老師滿腹經綸，卻謙虛低調。淡泊明志四字，是對他最好的注解。他潛心修學，嚴謹、審慎的治學態度對我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老先生文化底蘊深厚。長期廣泛的文獻閱讀和臨床一線工作的積累，賦予他敏銳發現問題的眼光和解決問題的能力。盡管已經退休多年，但每次去探望他，他對科室的發展、研究方向的把握，仍能提出切中肯綮的意見。”
劉琰也曾聽很多前輩講過當年救治邱財康的往事。邱財康是上鋼三廠的煉鋼工人，1958年一個深夜，因行車吊運主扣松脫，導致10噸半的沸騰鐵水掉落……瞬間，這個30歲的鋼鐵工全身體表89.3%的皮膚被灼傷，其中深度灼傷面積達23%，人表皮好像焦炭，頭腫得像氣球，生命危在旦夕。
按照當時美國著名燒傷學科權威伊文思的理論，無論從燒傷面積還是從燒傷深度，他都難以生存。那時還沒有燒傷科，也沒有獨立的病房，為了減少交叉感染的可能性，醫院特意將原感染科大樓四樓病房撤空，作為收治邱財康的專用病房。外科主任傅培彬和董方中一有時間就到病房探視會診。史濟湘、楊之駿等醫生也都輪番值班守護，當時還沒有24小時監護儀，是醫、護們日夜不眠，輪班監護邱財康的生命體征、病情變化。冬眠療法，噬菌體治療……應對病情的不斷變化，他們想出了一個個辦法。因為每次換藥翻身對病人來說都是極大的痛苦，瑞金醫院的醫護人員和技工們共同設計，制造了國內第一張翻身床……
這些故事，常聽得劉琰熱血沸騰：“瑞金燒傷科的老一輩人非常了不起，在那個一窮二白的年代，他們出于對挽救‘階級兄弟’生命的極度渴望、出于對事業的無私奉獻精神，在臨床摸爬滾打，創造了無數個奇跡。他們的很多經驗、救治理念放在今天仍具有現實意義。”
是的，可歌可泣的瑞金燒傷科的歷史，和無數燒傷科的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