階級的矛盾，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封建統治階級內部各集團派系之間的矛盾，各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爭奪的矛盾等。在這些社會矛盾中，占支配地位的主要矛盾，是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這兩對主要矛盾及其斗爭貫穿整個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始終，并對中國近代社會的發展變化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2、新民主主義社會(1949—1956)
（1）新中國成立到土地改革完成前主要矛盾：這一時期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眾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國民黨殘余勢力之間的矛盾。新生共和國面臨著兩大歷史任務：一是繼續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遺留任務，徹底解決同三大敵人的矛盾；二是動員人民醫治戰爭創傷，恢復破敗的國民經濟。
（2）從1953年到1956年底主要矛盾：到1952年，隨著國民黨反動殘余勢力被消滅，鎮壓反革命運動取得偉大勝利，特別是土地改革的順利完成，使國內的階級關系發生歷史性的變化。中國還存在兩種基本的矛盾，國內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國外是中國同帝國主義國家的矛盾。隨著土改完成，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逐步成為國內的主要矛盾。這一主要矛盾的解決就是進行社會主義改造。
3、社會主義初級階段（1956—）
（1）中共八大：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1956年黨的八大指出：我國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幾千年來階級剝削制度的歷史已經基本上結束。“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然而，由于各種主客觀的原因，主要是黨在指導思想上發生了“左”的錯誤，上述正確認識后來未能很好地堅持下去。
（2）十一屆六中全會：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果斷地糾正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方針，決定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進而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作出了新的概括。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歷史決議”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作了規范的表述：“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國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
（3）2017年10月，黨的十九大明確提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擴展資料：
1、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必須認識到，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是關系全局的歷史性變化，對黨和國家工作提出了許多新要求。
2、我們要在繼續推動發展的基礎上，著力解決好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大力提升發展質量和效益，更好滿足人民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方面日益增長的需要，更好推動人的全面發展、社會全面進步。必須認識到，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沒有改變我們對我國社會主義所處歷史階段的判斷，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我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
資料來源：百度百科：主要矛盾
1、歷史背景不同
近代的資本輸出我國處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對外屈于帝國主義軍事威脅，對內實行獨裁專制統治。國家、經濟、政治命脈完全處于帝國主義的掌控操縱，任意宰割之中，沒有獨立自主權。當今引進外資是在社會主義性質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國家獨立國防強大，經濟政治自主，建立了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主的國民公有制經濟體系。
2、經濟地位不同
在近代的資本輸出，商品傾銷中，是沒有主權約束的商品傾銷和資本輸出，而今天中國的開放市場，引進外資，是有主權約束的，這個主權約束有根本的不同。
外資進來后，必須要服從中國的法律，必須要接受中國政府的管理，如果遇到重大的情況需要進行政策調整的時候，涉及到中國的國家利益需要調整的時候，可以與貿易對手進行談判，但是這個主權是第一的。
3、兩者的目的不同
第一次鴉片戰爭后的中國社會與文化
第一次鴉片戰爭，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從此，中國進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所謂半殖民地，從國家地位角度而言，中國國家的領土主權、司法主權、海關自主權等方面遭到了破壞，已經不是一個獨立完整的主權國家了。但中國又沒有完全淪為殖民地，清政府依然存在，仍在行使著它的權力。所謂半封建，從經濟角度而言，西方資本主義列強憑借強加給中國的一系列不平行條約，妄圖將中國變成他們的商品市場、原料市場和勞動力市場，將中國經濟納入資本主義發展的鏈條之中，沖擊著封建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鴉片戰爭后，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除舊有的人民大眾同封建主義的矛盾外，又加上了中華民族同殖民主義的矛盾。而后者，往往成為各種社會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上述這些重大的變化，影響著中國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使其出現了鴉片戰爭前未曾有過的局面。
（一）“國中之國”——租界的出現
第一次鴉片戰爭后，中國東南沿海的一些城市發生了重大變化。香港割讓給英國后，人口很快由兩千人發展到兩萬人，到19世紀50年代達到七八萬人。香港成了英國對中國進行經濟掠奪與武裝侵略的基地。16世紀葡萄牙人留居澳門后，中國一直仍對澳門擁有領土與行政司法主權。中國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失敗后，葡萄牙殖民者乘機趕走中國在澳門的官員，強迫居民向葡澳當局納稅，使澳門變成葡萄牙的帶有殖民地色彩的居留地。此后，澳門不僅繼續充當了香港之外又一個鴉片貿易的大倉庫，也成了西方掠賣華工的基地。與此同時，在中國的上海，出現了一個主權國家中少有的奇特的政治“景觀”，即后來演變成“國中之國”的租界。
上海原為江蘇省松江府屬下的一個縣。因其地處商品經濟比較發達的江浙地區，又有優越的地理環境，交通便利，戰前已經是中國第一港。江蘇省蘇松太道，即駐上海。鴉片戰爭后，上海發展迅速，到同治初年，上海取代廣州，成為中國最重要的通商口岸。正因如此，西方殖民者千方百計在上海攫取更大權益。
中英南京條約簽訂后，上海即將開埠，英國殖民者立即圖謀在上海建立外國人的居留區，并初步選定居留區的地址。1843年，上海正式開放，英國駐上海首任領事巴富爾（G．Bal－four）在上海縣城東西大街租得一大院落為領事館。巴富爾曲解《虎門條約》的有關條款向清方訛詐，要求劃定一塊純粹供外國人占用的居留地。1845年11月29日，蘇松太道道員官慕久以其個人名義頒布了一個與英領事“依約商妥”的《上海租地章程》。該文件表面看來沒有什么公開直接損害中國主權的內容，但實際上許多條款都體現英國殖民者的侵略意向。根據這個租地章程，在上海劃出的“外人居住區”，尚屬于居留地性質，還稱不上“租界”，且當時也還沒有“租界”一說。
1848年3月，接任巴富爾的英國駐滬領事借口青浦事件強迫新任道臺麟柱答應了擴充居留地的要求，使居留地面積增加了兩倍多（原面積大約830畝）。
1848年，以主教文惠廉（W．J．Boone）為首的美國傳教士，擅自在虹口地區廣置土地，建造房屋，其它美國人紛紛效法。當時道臺吳健彰雖然答應了，但并無具體劃定界址。待到1863年正式劃定界址時，7856畝土地成為美國占領的地域，比英國居留地要大得多。
法國駐上海第一任領事敏體尼（L．C．Montigny）1848年到任后，于次年要求吳健彰援英國例設立居留地，后脅迫新任道臺麟柱于1849年4月6日發布告示，將986畝土地作為法國人的居留地。
必須指出，當初，在居留地內，中國政府在行政、司法等方面有干預權，且保有領土主權，這是有明文規定的。但隨著資本主義列強對中國侵略的加深，到了太平天國時期，中國保有的權利逐步淪喪。1854年，英、美、法三國領事與蘇松太道訂立《上海英美法租界租地章程》，規定外國侵略者在上海租界內享有行政、稅收、財政、警政等權利及行使司法權。為行使上述職權，上海租界出現了一個被譯為“工部局”的機關，下分設警務、稅務、財務、學務等機構，且設有法院，儼然就是一個市政府，居留地也便完全變成了租界，成為“國中之國”。1863年9月，美、英兩國租界合并成公共租界。
罪惡的租界制度在上海建立后，逐漸推廣到其它一些口岸。1859年起到1904年，外國侵略者先后在中國的廣州、廈門、福州、天津、鎮江、漢口、九江、煙臺、蕪湖、重慶、杭州、蘇州、沙市、鼓浪嶼與長沙等地設立租界。租界成為資本主義列強侵略中國、干涉中國內政的橋頭堡。當然，租界客觀上也是一個介紹西方文明的窗口，但更是西方冒險家的樂園。一個曾在中國海關任職的英國人也不得不承認，上海“已經變成了無法無天的外國人們的一個真正的黃金國。……其中許多人都是屬于這樣一種類型的：只要有利可圖，那么走私犯禁，一切都不顧忌，就是行兇殺人，也在所不惜”。（《中國沿海貿易和外交》第一卷）
（二）資本主義沖擊下的自然經濟
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后，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立即開始向中國傾銷商品，并從中國大量掠奪原材料，中國社會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
英國出口到中國的商品總值（不含鴉片），1837年為九十多萬英鎊，1843年便增加到一百四十五萬六千多英鎊，1845年又達到二百三十九萬四千多英鎊。與此同時，西方殖民者從中國掠奪走的生絲與茶葉等，也有大幅度的上升。1838年至1842年，中國向外輸出的茶葉年均在四千多萬擔，到1846年便增加了一倍，達到八千多萬擔。同時期生絲出口，由三千余包增至一萬八千余包，是原來的六倍。
英國出口到中國的商品，以棉紡織品為主，約占總值的70％。美國出口到中國的工業品，棉布占80％以上。西方大量棉紡織品的傾銷，對中國傳統手工業最重要的部門棉紡織業是一個很大的沖擊，東南沿海地區原有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開始出現了解體的征兆。
江蘇松江、太倉一帶，棉紡織業歷來比較發達。但隨著上海開埠西方機器棉紡織品的大量涌入，松、太布市消減大半。大量洋紗充斥，不少以棉紡織為業的村莊，已經無紗可紡。外國的洋紗洋布成本本來就低，加之不少英國商人不惜以低于成本價百分之二三十的價格傾銷，嚴重沖擊了棉布市場。福建漳州府及同安縣的土布，曾經布販子運銷到寧波、上海、天津、遼東及臺灣。廈門開市后，洋紡洋布充積于廈門。布販棄土布而運銷洋布，致使土布難以出口。廣州附近的情況，也大體類似。
絲茶等產品的大量出口，刺激了這些產品的生產。生產者將這些產品出賣給商販，商販再將其賣給大商人或買辦，轉銷到外國。絲茶的出口貿易幾乎完全受外商控制，使中國的絲茶生產與交易不得不依賴于世界資本主義市場。
隨著進出口貿易的發展，通商的五口地區出現了一批買辦商人這些人為外國商人推銷商品（甚至推銷鴉片），收購絲、茶，收集情報，經辦其它事務，這些人的命運逐漸與西方殖民者的命運聯系得越來越緊密。著名的買辦吳健彰，原為廣州的行商，后到上海充當美國旗昌洋行的買辦。他還花銀子捐官，署理蘇松太道并兼任江海關監督。這批買辦后來在鎮壓農民起義中，充當了中國封建勢力與西方殖民主義者的幫兇。
鴉片戰爭后，外國資本家為便于經濟掠奪，在中國的通商口岸興辦了一些企業。這類企業當時主要有印刷、船塢、船泊修理等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