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如下：
（1）廠房建安損失：人民幣4，350，000元，包括建筑安裝工程、工資、差旅費、設計費、培訓費、外貿代理費和其他。仲裁庭認為以上費用，除培訓費和外貿代理費外，均應轉為W的固定資產，二項固定資產為W公司所有，因此不是損失。關于培訓費，根據《補償貿易合同》第五條的規定，應由S公司提供培訓。而W公司提出的培訓費用是請F罐頭食品廠培訓而發生的，已超出本案合同范圍，仲裁庭不予支持。關于外貿代理費，申請人沒有提供單據或其他證據，仲裁庭也不予支持。
（2）種植番茄損失：人民幣5，143.000元，包括種籽、地膜、圍簾、化肥、筐箱、人工費、其他、賠償費。仲裁庭審閱了W公司提交的有關文件、單據、證據，認為這些損失確是由于S公司未按時付設備而造成的。S公司應該予以賠償，仲裁庭支持W公司的這項仲裁請求。
（3）仲裁費的承擔。 仲裁庭認為，鑒于被申請人未履行合同，是根本違約，應承擔本案仲裁費。
[仲裁裁決]
解除《補償貿易合同》；該合同，連同包括《設備進口合同》和《產品返銷合同》在內的各個附件，都已于1996年5與17日終止。
S公司應向W公司支付人民幣8，100，000元和130，000美元。S公司應向W公司支付人民幣1，753，277元，作為賠償上述款項的S公司應向W公司支付人民幣5，143，000元，作為賠償W公司的經濟損失。本案仲裁費共計人民幣371，006元，全部由S公司承擔。
以上各項款項全計，S公司應向W公司支付總額為人民幣15，367，283元和130，000美元，S公司必須在1997年8月25日前支付完畢。逾期不付，則加計年利率為8%的利息。
[索賠指南]
在這一起補償貿易合同索賠案例中，有二點是值得引起我們注意的。
在補償貿易合同中雙主當事人的權利和義務是什么？這與補償貿易合同的性質和特點有關。
補償貿易是國際經濟貿易中的一種特殊貿易方式，它是由合同當事人一方向另一方提供設備（包括機器設備、技術、必要的原材料及勞務）；在一定期限內，由設備進口方用進口設備所制造的產品或所得收益進行償還是以設備和用設備生產出來的產品或所得收益的交換；它的“償還”是在取得設備后的一定期限以后逐步完成的，即具有延期支付的性質；按照補償貿易取得的設備由進口方取得所有權，用以償還設備的產品在轉移給設備賣方后，設備出口方即取得所有權。
應該說，補償貿易方式對于設備進口方是風險較小和風險滯后的，因而在第三世界國家中廣泛采用。在雙方簽定的補償貿易合同生效后，設備出口方（即本案中的S公司）便負有向設備進口方（即本案中的W公司）提供設備的義務。由補償貿易合同的基本性質決定，W公司無需用貨幣來支付所進口的設備，而是用這些設備所生產出來的產品分批償還。在經N省對外經濟合作廳批準的本案合同中，是以“番茄醬”作為補償產品，并且，由補償貿易合同延期支付的性質決定，W公司也不需要在設備未到達前（甚至設備未生產出產品前）向S公司支付現匯。但S公司完全不履行該合同項下的義務，反而三番五次地要求W公司給其支付現款，迫使W公司分別多次向其支付了810萬人民幣和13萬美元的現款。
在W公司未得到任何設備的情況下，S公司屢次把申請人給其支付巨額現款作為發運設備的先決條件的行為，更加嚴重的是，S公司在收取W公司巨額現款后，并沒有將此款支付給設備生產廠家用于購買設備，致使生產廠家多次拒絕發貨、取消空運、轉賣設備主要部件，最終導致了合同不能履行，導致了申請人遭受巨大經濟損失。
因此，本案仲裁庭作出要求S公司承擔全部違約責任，賠償W公司經濟損失的裁決是公正的，維護了W公司的合法權益。
如何對待被申請人采用的“不理會”方式？或者說能否通過采用這種方式有效地對待索賠請求？
在解決國際經濟貿易糾紛中，一方當事人經常以“不理會”作為對待索賠訴求的方式，導致缺席仲裁或缺席審判發生。通常缺席的是被申請人或被告，尤其是當其欠債被原告提出仲裁或訴訟索賠時，原告缺席只發生在其面臨一個更大金額的反訴時，被告缺席的主要原因是當其為皮包公司時，也有個別有實力的大公司因其法定地址在非1958年《紐約公約》簽字國、能致執行困難。
實際上，“缺席”并不是一種有效的或者積極的方式，無論是在仲裁還是在審判是，被告的缺席并不能阻止法定程序的照常進行，反而會導致仲裁或審判根據出席一方提供的材料和證據、完全沒有缺席一方的反證與抗辯進行并完成，從而作出一邊倒的、對缺席一方不利的裁決或判決。正如一位專家所言：“但仲裁員也沒有辦法，總不能憑空去想一些抗辯來保護缺席當事人。”
正如本案所證明的一樣，被申請人S公司的缺席并沒有終止本案的正常審理，仲裁庭同樣作出了公正的裁決（包括不支持W公司的某些仲裁請求）。對于仲裁員或仲裁庭來說，絕不會因為被告不理會就不審理和裁決了，作為仲裁員關心的是有沒有給當事人（尤其是敗訴方）適當的通知，有沒有給敗訴方提供申辯的機會。正如本案的仲裁審理一樣，仲裁委員會秘書局多次通知了S公司，采用了法定地址、辦事處地址、特快專遞、委托律師事務所專程送達等方式，并且在通知中不僅給了被申請人S公司足夠的答辯時間、還強調了最后答辯或提交證據材料的期限。無論從程序上還是實體上都保障了S公司的權利，最后做出了一個不會因《紐約公約》規定的理由導致不被執行的裁決。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一些國有公司經常“缺席”仲裁或審判，尤其是根據仲裁協議必須去外國或香港地區仲裁時，最后大都得到敗訴的仲裁裁決。由于中國是《紐約公約》的簽字國，等拿到裁決才說索賠金額太高已時過境遷，因為根據該公約，中國法院是不能對仲裁裁決書內容另作他議的，因此，面對索賠，正確的作法是積極應訴、據理爭論、依法抗辯。甚至提出反索賠請求，只有這樣，才能有效地維護自己應有的合法權益。
1. CIF合同性質案例
某出口公司按CIF倫敦向英國客戶出口一筆堅果，由于商品的季節性較強，雙方在合同中規定:買方須于10月底之前將信用證開到賣方，賣方保證貨物不遲于12月10日到達目的港，否則買方有權取消合同。請分析這一份合同是否屬于CIF合同?
案例分析:
這一合同的性質不屬于CIF合同。因為合同條款內容與《INCOTERMS2010》對CIF貿易術語本身的解釋相違背。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合同在CIF條件下規定了“到貨日期”，這違背了CIF價格術語下買賣雙方責任和風險的劃分界限，CIF是裝運合同，貨物在裝運港裝上船之后，一切風險由買方承擔;第二，CIF是“象征性交貨”，只要賣方提供齊全和正確的貨運單據，買方不得拒付貨款。因此，該合同的條款已與CIF術語本意相抵觸，實質上不再是CIF合同。
2. FOB術語風險轉移
某公司向外商出售一級大米300公噸，成交條件FOB上海。裝船時貨物經檢驗符合合同要求，貨物出運后，賣方及時向買方發出裝船通知。但是航運途中，因海浪過大，大半被海水浸泡，大米的品質受到影響。貨物到達目的港后，只能按三級大米價格出售，于是買方要求賣方賠償差價損失。賣方是否要對貨物損失進行賠償?
案例分析:
根據《INCOTERMS2010》對FOB貿易術語的解釋，采用FOB貿易術語，賣方按時將貨物交到買方指定船上即履行了交貨義務，貨物的風險已從賣方轉移到買方。至于買方貨物受損，如果屬于保險公司承保責任范圍內的損失，則應向保險公司提出索賠，賣方可協助辦理。因此，此案例中，賣方無責任對買方的損失給予賠償。
3. CFR術語下裝船通知的重要性
某出口公司按CFR貿易術語與法國一家進口商簽訂一筆抽紗臺布出口合同，價值8萬美元，即期托收方式支付。貨物于2012年1月8日(周三)上午裝“昌盛輪”完畢，當天業務員工作較忙，忘記發出裝船通知(shipping advice)，1月9日(周四)上午才向買方發出通知。法商收到裝船通知向保險公司申請投保時，不料該保險公司已獲悉“昌盛輪”9日凌晨在海上遇難，拒絕承保。于是法商立即來電:“由于你方遲發裝船通知，致使我方無法投保，現貨輪已罹難，該批貨物損失應由你方負擔并賠償我方利潤及費用8000美元”。不久，我方通過托收行(出口地銀行)寄出的全部貨運單證也因進口商拒付，被代收行(進口地銀行)退回。
案例分析:
按CFR術語訂立合同，需特別注意的是裝船通知問題。因為，在CFR術語下，賣方負責租船訂艙并將貨物裝上船，買方負責辦理貨物運輸保險，貨物裝上船(越過船舷)后可能遭受滅失或損壞的風險已由賣方轉移給買方。因此，在貨物裝上船前，即風險轉移至買方前，賣方必須及時充分向買方發出裝船通知，以便買方及時向保險公司辦妥保險。這是CFR合同中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國際商會在《2010年通則》CFR A7中明確規定:賣方必須給予買方所需的任何通知，以便買方采取通常必需的措施(包括辦理保險)以便收取貨物。根據有關貨物買賣合同的適用法律，賣方若因遺漏或不及時向買方發出裝船通知，而使買方未能及時辦妥貨運保險所造成的后果，必須承擔違約責任。
從案例來看，CFR條件賣方遺忘了裝船通知，等于貨物風險沒有轉移給買方，由此導致的貨物損失，賣方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為此，在實際業務中，我方出口企業應事先與國外買方就如何發給裝船通知商定具體做法;如果事先未曾商定，則應根據雙方已經形成的習慣做法，或根據訂約后、裝船前買方提出的具體請求(包括在信用證中對裝船通知的規定)，及時用電訊向買方發出裝船通知。
4. FOB術語下船貨銜接問題
2006年11月，我國F省糧油進出口公司與巴西某公司簽訂一份出口油籽的合同。合同采用FOB價格術語，買方需于2007年2月份派船到廈門港接貨。合同還規定:“如果在此期間內不能派船接貨，賣方同意保留28天，但倉儲、利息、保險等費用皆由買方承擔。”
3月1日，賣方在貨物備妥后電告買方應盡快派船接貨。但是，一直到3月28日，買方仍未派船接貨。于是賣方向買方提出警告，聲稱將撤銷合同并保留索賠權。買方在沒有與賣方進行任何聯系的情況下，直到2007年5月5日才將船只派到廈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