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受到嚴重威脅。進化論的傳入使中國人的危機意識愈加強烈。康有為發起保國會，以恢復主權為目標。他研究了各國變法的歷史經驗教訓，最后選擇了日本明治維新和俄彼得大帝改革的道路，指出“以俄大彼得之心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為政法”。他還斷言：“我朝變法，但采鑒于日本，一切已足。”殊不知中日國情不同，戊戌變法由于守舊勢力遠遠超過維新勢力以及其他種種原因而告失敗，中國失去了19世紀最后一次主動變革、選擇獨立自主發展方向的機會。
自從1840年西方洋炮轟開中國封閉的城門之后，泱泱中華大國在對外界毫無了解。也毫無準備的情況下被迫同西方國家發生交往。人們說,弱國無外交。這是指獨立自主的外交。近代百余年來,在與西方各國交往中，西方人總是牽著中國統治者的鼻子走，后者不是委曲求全，局勢虛于應付，很難看到獨立與自主。連長期主持外交的李鴻章也為此發出感嘆：“然所謂遇剛則柔，遇柔則剛，既物定見，復少恒心，……聞者能毋愧憤欲死?”然則,我們若深入研究下去,便會發現,那時的中國政府所實施的外交是很有研究價值的，此處我們著重研究其外交思想。
一、“外交”及“外交思想”的含義。
“外交“一詞在中國使用要比西方早得多，但其意義與今天外交的意思完全不同。古語“外交”是指為人臣者私見諸侯或者個人之間的交往。《國語.晉語》講：“乃厚其外交而勉之，以報其德。”中國古代把國與過之間的交往叫做“邦交”.“外事”，清末則稱為“外務”或是“夷務”。
1796年，愛德蒙.伯克使用”displomacy”一詞，意思是指處理國際交往和談判的技巧和談吐。從此，近現代意義上的“外交”概念才流行開來。
牛津字典中對外交的定義：“外交就是用談判的方式來處理國際關系；是大使和使節用來調整和處理國際關系的方法；是外交官的業務或技術。”在辭海中為：“國家為實行其對外政策，有國家元首，政府首腦.外交部.外交代表.機關等進行的諸如訪問.談判.交涉發出外文件，締結條約.參加國際會議和國際組織等對外活動。外交是國家實現其對外政策的重要手段。”
英國著名外交家薩道義指出：“外交是運用智力和機智處理各獨立國家的政府之間的官方關系，有時也推廣到獨立國家和附庸國家之間的關系；或者更簡單地說，是指以和平手段處理國與國之間的事務。”
綜上所述，純粹意義的外交實際包含兩個方面的意思：一是指任何以主權國家為主體，通過和平方式，對國家間關系和國際事務的處理；二是指一種維護國家利益，執行國家外交政策的工具。但是，外交作為主權國家的行為及維護國家利益和執行國家外交政策的工具的性質，它的實質是始終不會變的。
一個國家制定并實施的對外政策，不僅反映了整個民族的利益和愿望，而且代表了國家對外部世界所持的態度。而外交思想，就其內涵來說，是指國家利益的代表者在對外交涉中，維護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以積極的態度去了解所遇對手，并自覺地運用國際上公認的法律和準則，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對外斗爭過程中形成的理論和方針。當中國的歷史進入近代后，伴隨著對傳統夷夏觀的反思與批判，世界意識及國家主權觀念的萌發，外交思想的演變經歷了一個突破傳統外交觀念的艱難過渡歷程。
二、中國近代外交思想及其演進。
1840年之前，中國歷代統治者均以“天朝上國”自居，視所有外國人為夷蠻戎狄，除了朝貢和宗藩關系外，不承認其他形式的中外關系，外交因此成為王朝政治的附屬物，成為大一統的封建王朝對外宣揚國威的手段。到了近代，西方列強侵入中國，打破了東亞地區存在了近2000年的封建宗藩體系，中外關系出現了新的割據。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是中國墮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淵。中國外交因此開始與喪權辱國相聯系，并成為影響中國社會發展的重大因素。
在鴉片戰爭以后，西方資本注意列強紛紛打入中國，中國社會發生了深刻變化。政治領域內，中國的主權領土開始被割裂，主權完整開始遭到破壞，已經喪失了獨立自主的地位。經濟上，外國商品源源不斷地涌入中國，逐漸破壞了中國自給自足的封建經濟基礎，使中國日益成為世界資本主義的附庸。在這樣一種社會背景下，中國近代外交開始出現。
（一）中國晚清時期的“和戎”、“自強”的外交思想：
晚清時期的中國政府，既不能像列強那樣推行強權外交，也不能在國際舞臺上有同等的發言權。當時面臨的外交形勢是：走出國門，走向世界，打破閉關鎖國的狀態，積極開展國際交往。了解列強情況，運用國際慣例和外交手段，在紛繁復雜的國際關系中維護國家的利益，反對列強侵略成為勢須完成的外交任務。但是，在傳統儒家思想的影響下，“和戎”.“自強”成為人們主要的外交思想。這一思想體現了外交與內政的緊密結合，并在一定程度上將外交視為內政的延續。其中和戎是自強的必要外部條件，而自強則是為培養外交實力，二者緊密聯系，相互作用，共同構成當時的總體外交戰略，在當時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就“和戎”而言，“和”是中國傳統外交思想所遵循的基本原則之一，各朝各代歷來奉行“和戎”政策，力求“協和萬邦”。在具體策略上主張“既來之則安之”，“柔遠人則四方歸之”。當“蠻夷”向華夏發起挑戰時，傳統辦法是剿（以戰止戰）或剿撫并用，有時甚至用“和親”以達到“和”的目的，從而維護儒家禮儀規范下的和局。晚清政府主辦外交的重要人物李鴻章等人的外交思想正是以儒家思想為基礎。
1862年，李鴻章初到上海，發現這里與內地相比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地方，這里“華洋混一，已成局勢”。這當然是他不情愿看到的情形，但是他發現，這又是一個認識洋人，理解列強，尋求與之交往途徑的好地方。他時時留心西洋時事，令人逐日翻譯英文報紙供他閱讀。李鴻章悉心體察中國同僚與洋人打交道的成功或失誤，從比較中判斷得失、利弊，逐漸形成自己的認識，摸索出一條與列強交往的合適途徑。他認為，與洋人打交道的正確態度是“剛柔調劑”，該剛則剛，該柔則柔，不卑不亢，保住國體，不失面子，不喪主權 要達到這個境界，就必須以儒家思想倡導的忠、信、篤、敬四字為準則。李鴻章還接受了郭嵩燾等人積極鼓吹的“循禮外交”思想。在郭嵩燾等人看來，“循禮外交”是實施“和戎”外交戰略的重大而具體的舉措。郭嵩燾認為，在當時情況下，處理外交事務，要把握三個字：理、勢、情，而最重要的又是理和勢。歷史在變，形勢也會變，熱門要善于適應形勢百年化而把握，據理辦外交。李鴻章對“循禮外交”身體力行，在思想上多有發揮。并在其長達30多年的外交活動中基本奉行了這一戰略，對近代中國外交產生了重大影響。
應該指出的是，此時的和戎思想與傳統的和戎觀有兩點不同。一是拋棄了華夏中心的宗主地位觀。他們已經認識到中西關系不再是宗藩模式下的尊卑關系，因為西方列強不是蠻夷小邦，對他們“不特兼并難，即臣屬亦不易”。二是在戰略實施上否認了傳統的剿撫并用的手法。就當時的情勢，這種外交思想有一定的合理性。首先，從國情來看，在中西力量相差懸殊的情況下，中西與西方一味言戰，后果不堪設想；而若一味“信守大義”以馴服外夷，那就昧于大勢了。其次，從國際形勢來講，第二次鴉片戰爭后，西方列強在中國建立起條約制度，為使清政府履行不平等條約的義務，他們暫不對清政府施加軍事壓力。而且為了協調彼此間的矛盾，他們主張采取合作態度以求在華利權的實現。因此造成了19世紀60.70年代的“和局”。再次，從外交的功能而言，為了達到維護國家權益的目的，外交在很大程度是力求緩和沖突，謀求妥協。
然而更為重要的是這種和的戰略并非是一味地消極地妥協，作為一種權宜之計，它又是與自戕的外交戰略緊密結合的。自強屬于內政，通過自強可以取得強大的國力，而強大的國力是外交的堅實后盾。有識之士明確認識到在當時的和局下，能不能自強關系到國家“有事”.“無事”，即“自強”是有無國難外患的先決條件。而和局也是國家自強的好時機，正所謂“今者諸夷互市，聚于中土，適有此和好無事之間隙，殆天與我以自強之時矣，不于此急起乘之，只迓天休命，后悔晚矣“。這種自強的戰略無疑是一長遠的外交戰略，并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近代外交的實力原則。而外交思想的演變經歷了一個突破傳統外交觀念的艱難過渡演變歷程。
1.地理觀念的轉換：促動外交思想觀念演進的重要因子。
在古代，依據儒家經典，中國皇帝為“天子”，代表天來統治地上的一切。皇帝直接同志的地域，相對于周邊的“蠻荒”之地，為“天朝上國”。詩經有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在中國傳統儒家思想影響下，治國以禮為首，禮險要定君臣尊卑名分。空子手：“天地尊卑，乾坤定矣。”所以”說天子之職莫大于禮。“中國歷代王朝的這種治國的思想，制度，對于中國歷代王朝同外國的關系有極大的影響。根據這種思想，中國是禮教之國，非中國臣民都是屬于化外之民，都是蠻夷。《漢書.匈奴列傳》中對外的政策，即“外而不內，疏而不戚，陣腳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圣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這篇議論，成為歷代統治王朝對待外國關系的總的指導思想。
1840——1842年鴉片戰爭的結果，清政府對外簽訂了一大批的不平等條約，使中國在清政府的投降外交政策之下，開始受到了非常慘重而且具有延續發展性的損害。世界地理觀念在鴉片戰爭的炮聲中已經開始緩緩地演變了，關注“夷人夷情”的地理著作已有多部問世，中心王國理念在文人紳士的心目中逐漸消退，盡管這是一個極不情愿的緩慢過程。兩次鴉片戰爭遭受的重創，不但是表面上的，更反映在心理上。經世派士大夫階層的思想傾向反映出那個時代觀念變化的先導性，他們已比較實際地體會到一種新的變局的開始，并且認識到西方人對中華的重創與早先騷擾邊地的外夷是根本不同色，“西風東漸”的強勁勢頭是難以遏制的，應因此勢，晚清外交思想觀念的演進即以此為重要的促進因子緩緩開始了。
2.外交理念：從夷務到洋務
長久以來，處理外部關系的基點在于如何“理藩”以及如何處理“朝貢”，這時間上是當時夷務的主要內容，它立足于制度和觀念結構中的等級制：中國是崇高偉大的內部，“蠻夷”是渺小低賤的外部；中國的經濟文化，禮儀道德是世界的中心，而“蠻夷”則處處低中國一籌。在這種觀念支配下，晚清初年的清廷官吏通常將商務貿易大呢共同于外交事務，這是他們外交觀念的全部內容，時人稱之為夷務。“夷務”外交觀念的演進，與19世紀以后重又出現的經世文風以及由其粗動的世界地理觀念的轉換是緊密相連的。“崇實黜虛”的務實學風推動士紳們反觀自身所處的變局時代，喚起關注“夷人夷情”的奧秘，地理觀念的轉換即是其關注的初始行動。對世界地理的關注直接地促動了晚清外交思想觀念由“夷務”狀態緩慢地演成了“洋務”狀。
如果說晚清初期“夷務”一詞的外延僅僅是通商、貿易、朝貢”理藩“之類的活動，那么60年代以后“洋務”一詞的外延便擁有了更廣泛的內容，它實際上以一種“求師問學”的心理將西方某些器物層面的東西，諸如工業航運鑄幣等，以及遠離政治道德的餓兵政商法等方面的東西，延納進自己的內政外交結構中，在“洋務”理念的支配下，晚清外交已開始不如近代化軌道。1861年設立了處理各國事物的餓總理衙門，1864年翻譯出版了有關國際法的教科書，1873年清帝接見外國外交官時準予免行叩拜禮，1876年以后向外國派駐了外交使團，藩屬制度實際上已失去運行的條件，清廷的外交傳統已讓位于近代意義上的外交理論和實踐。
3.外交戰略：從商務羈縻到商戰抗夷
歷史上，中國與外部世界的關系是從通商開始的。就晚清初年的中西的通商現狀而言，大多數官僚士子普遍認為，西夷諸國對中國的絲織.茶葉和大黃等商品有著須臾不可脫離的需求。因此導致清朝官員有一種看法就是可進行貿易制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