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遠東又是俄經濟的后進地區，原有的邊境管理體制變化緩慢，因而，在邊境口岸的建設方面缺乏規范化。朝鮮的羅津——先鋒地區早已開辟為自由經濟貿易區，為對外開放已制定了近30部法律，但是，由于多年來經濟的嚴重衰退和朝鮮半島的形勢仍不明朗，影響了口岸經濟的發展。蒙古國東北地區基本未開發，因而口岸的經貿活動還很有限[9]。
3.2 制約邊境口岸發展的境內因素
盲目開放新口岸，80年代末與90年代初，受國內對外開放大環境的影響在邊境地區形成了沿邊開放熱潮，許多新口岸應運而生，各種商品競相出口或進口，從而使沿邊口岸數量猛增，僅東北地區就達到40多個口岸，分散了建設資金，且各口岸相互爭腹地爭貨源，嚴重影響了口岸的整體效益。此外，口岸發展中的短期行為等因素也成為制約條件。
3.3 雙方共同的制約因素
雙邊貿易政策的調整和提高關稅稅率等嚴重制約了口岸的發展，琿春口岸禁止進口整車與鋼鐵和禁止出口糧食等限制了口岸規模的擴大。另外一些毗鄰國家因受各自特定的自然地理環境、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其生產要素稟賦存在著極大的差異性，這種差異性在某種程度上構成了邊界線兩側產業結構的互補性，從而影響了口岸的規模和職能（見表2）。
表2 東北邊境毗鄰地區資源要素及產品優勢互補簡表 輸出方 中國東北 朝鮮 俄羅斯遠東 蒙古
吸納方
中國東北 B2B3B4 A2A3B2B3 B2
朝鮮 A1A2B2B4B5B6 A2A3B2B3 B2B5
俄羅斯遠東 A1A2B1B4B5B6 B1 B2B5
蒙古 A1A2A3B1B4B6 A2A3
資料來源：袁樹人，黃巖君，東北亞國際經濟合作與中國東北產業開發前景，東北師大學報，1995年。
表中符號為：A1資本，A2高技術，A3冶金、機械、化工產品等，B1勞動力，B2能源與礦物原料，B3建材與木材，B4以農畜產品為原料的輕工紡織工業產品，B5鮮活農畜產品，B6糧食。
從表2 中可以看出：賦存的資源要素以及以此為基礎形成的工農業產品在本區可大體分為兩類。其中，A類屬于資本和高技術資源要素及其工業制成品；B類包括勞動力和依托勞動力以及礦、林、草、土等自然資源要素而形成的初級產品。在東北邊境毗鄰的國家地區中，這兩大類的資源要素及其產品的賦存就總體而言，均相當豐富。各類資源要素的賦存及其比較優勢分布在各國各地區極不平衡，B類資源集中于朝鮮、蒙古，而中國東北和俄羅斯遠東兩種資源均豐富，但俄遠東以A類資源占優勢、中國東北以輕工業及糧食資源占優勢。形成了東北邊境兩側資源賦存的互補性[4]。
在政治、經濟及區位條件優越的地區組建跨國邊境自由經貿區，把邊境地區經濟納入雙向循環之中。區域經濟一體化已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主流，在亞太地區，由于各個國家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不同，不可能在大的范圍內形成區域經濟一體化[6]。但在某些邊境地區， 可利用邊境兩側互補的生產要素組建次區域性或雙邊跨國邊境自由貿易區。東南亞的新加坡、馬來西亞和印尼的成長三角為多國邊境地區的經濟合作提供了一個發展模式。圖們江三角地區的合作正在積極的醞釀中。在西南地區由中、泰、老、緬四國的結合部構成的“金四角”跨國經濟貿易合作區也正在逐漸形成。
綜上所述，中國與鄰國的沿邊對外開放，為中國邊境口岸體系的形成創造了有利條件，而邊境口岸的形成、發展與不斷完善，推動了內陸邊境地區社會的發展與經濟的振興。通過邊境口岸體系的職能作用的發揮，更加密切了中國與鄰國的地緣經濟聯系，無疑會促進中國與鄰國邊境地區經濟一體化的進程。
一方面是由于我國經濟增長放緩，對印尼非油氣資源需求下降。2014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74%，2015年為69%，創25年來新低，經濟放緩減少了對印尼煤炭等礦產品的需求。2014年印尼對中國出口額最高的礦產品也只有65億美元。2015年印尼對主要貿易伙伴的非油氣產品出口額都出現下滑，按出口降幅由高到低排列依次為中國、日本、印度、美國和新加坡。
2印尼自中國進口非油氣產品
印尼自中國進口非油氣產品主要有機械設備、機電產品、鋼材、賤金屬及制品、有機化學品等。 2011—2015年，印尼自中國進口的非油氣產品整體呈增長趨勢，年均增長速度為3%。2012年增長最快，同比增長了137%。2013年之后，受國際形勢和印尼經濟增長放緩影響，印尼自中國非油氣產品的進口增速緩慢，2013年和2014年分別只增長了2%和3%。2015年首次出現負增長，進口額為29224億美元，比2014年的30461億美元減少了4%。
2006年，中國首次超過日本成為印尼最大的非油氣產品進口來源地，進口額為55億美元，2010年增至19688億美元，5年內增長了256%，2014年進口額達30461億美元，2015年稍有下降，較2014年減少了124億美元。反觀印尼其他主要進口來源國，日本、新加坡和美國，大致處于負增長趨勢。其中，從日本的進口額由2011年的19320億美元降至2014年的16938億美元。2015年印尼自主要貿易伙伴的進口額均出現下降，下降幅度由高到低依次為日本、泰國、新加坡、美國和中國（見表3）。
二、兩國貿易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及投資前景
（一）印尼對中國貿易逆差逐年擴大
兩國貿易差額隨著雙方經濟合作的深化而發生變化。最初兩國貿易規模小，印尼在雙邊貿易中處于順差地位，但隨著兩國經貿合作交流愈加緊密，我國逐漸“轉逆為順”。2006年，印尼與中國貿易中，印尼貿易順差為17億美元，2007年為11億美元，2008年后開始發生變化，印尼首次在兩國貿易中出現逆差，而且逆差額逐步擴大，2008年為36億美元，2010年為48億美元，2014年達13018億美元，2015年為14365億美元。隨著貿易逆差的逐漸擴大，引起印尼一些人的不滿，并重新審視兩國間的貿易關系，甚至質疑自由貿易協定的作用，越來越多的印尼人擔心與中國的貿易逆差擴大會影響國家經濟安全。中國商品大量進入印尼市場后，也引起印尼國內很多人特別是一些商業團體的焦慮。不過也有人能比較客觀地看待兩國貿易中印尼的逆差問題，認為根源在于印尼本土中產階級壯大，推動社會的消費能力增強。
（二）中國對印尼直接投資規模偏小
中國企業對印尼直接投資效果也是影響兩國經貿關系的重要因素。我國對印尼的直接投資一直維持在較低的水平，占印尼吸引外資的比重也一直在低位徘徊，2011—2015年我國大陸對印尼的直接投資分別為1億美元、1億美元、3億美元、8億美元和628億美元，占印尼吸引外資外資總額的比重為05%、04%、10%、28%和22%。2015年一季度我國首次進入印尼的十大外資來源國行列，之前僅位列第十三位，排在毛里求斯和中國臺灣地區之后。目前，印尼的幾大外資來源國分別是新加坡、日本、韓國、英國、美國、馬來西亞、荷蘭、英屬維京群島和中國香港。2014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為1160億美元，相比之下對印尼的投資規模明顯偏小。盡管我國與印尼簽署了一系列投資協議，但落實情況并不理想。據印尼投資協調委員會統計，2005—2014年十年間，中國計劃在印尼總共投資2427億美元，但最終只落實了18億美元，為承諾的7%。
中國企業對印尼的投資興趣不大，主要是因為印尼國內存在兩大障礙，“（外國投資）商業項目要面對印尼國內的官僚主義，且大型項目還面臨土地征用（困難）問題。”此外，問題還在于中國的投資者沒有在印尼找到合適的商業伙伴，而印尼繁瑣的申請投資程序也讓中國投資者望而卻步。
（三）未來投資合作潛力巨大
目前，印尼的經濟發展狀況良好，政府債務適度。印尼政府債務與GDP的比率可操控，保持在60%以下。此外，印尼政府采用和實施了一項強調財政紀律重要性的政策，該政策規定預算赤字將由法律限定，最大不得超過GDP的3%。為營造良好的經濟發展空間，印尼新一屆政府簡化外商投資申請程序，并制定新的規章制度來簡化土地征用。近年來，印尼經濟發展迅速，國內政治形勢漸趨平穩，低廉的勞動力價格以及巨大的國內市場都明顯提高了外資吸引力。2015年，印尼凈海外直接和間接投資總額達232億美元，投資潛力巨大。鑒于印尼國內島嶼的各項基礎建設薄弱，建立相對完善的基礎設施至少需要4600億美元的投資，而目前印尼政府只能提供22%的預算，其余部分都得依賴外資支持，今后幾年印尼將積極采取措施大力吸引外資。而作為印尼主要貿易伙伴之一，中國掌握著相對先進的技術，在與日美等發達國家競爭時又具有價格優勢，雙方投資合作發展前景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