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圖分析在幾個方面中國與世界水平還差多少：封裝測試方面不用特別擔心；在設計方面，基本上具備了終端方面設計的能力；在代工方面，由于投入巨大，需要一定的時間。這些方面目前有差距，但是差距既是挑戰，對從業者來說也意味著機遇。在迎接這些挑戰中，需要遠離浮躁，要能夠堅持下去。一個芯片項目做一年半，甚至可能一次流片不夠，還要經過更長時間的忍耐，這對從業者也是非常大的考驗。
中國的芯片如果想要在某些方面有所突破，在哪些方向或賽道上有可能會出未來黑馬？
再次，很多人說國內要做自己的EDA公司，而EDA公司數十年的 歷史 已經證明了，初創EDA公司最終最好的結局就是被三巨頭收購，除非國內的EDA公司將來跟美國是一個世界兩套體系，那就幾乎要從頭開始發展EDA產業，不然這方向不太可能有較大型的公司出現；
第四就是IP公司。在IP公司榜單前十名沒有一家國內公司，直到2017年年底時，收購了Imagination。在榜單上可以看到IP公司最近幾年的營收，IP公司活得很艱難，市場份額都不大。如果只是做單一IP公司，沒有機會做CPU或GPU這種比較大空間的IP，那單一或少數幾個IP的公司是很難生存的。如果將來迫不得已發展自己的IP，那唯一的方式就是某個具有號召力的組織機構振臂一呼，大家一起做聚合平臺，把很多單一的IP聚合到一起，才有可能被芯片公司所采用。
希望投資機構能做好陪伴團隊長跑的心理準備。中國的優勢在于巨大的市場，可以立足于本地市場做持續引領，不要又成為“一代拳王”。像安防、AI行業，中國不僅僅有巨大的市場，而且也有很多AI的初創公司，在算法和軟件方面也非常有技術領導力，還有像能源、 汽車 等等行業，一定會有國內供應商的重要一席之地。
除此之外，類似中國基金全資收購英國IP公司Imagination，也是一條可行的道路。除了美國外，在其它的一些地方，特別是歐洲還有些小而美的公司可以進行國際并購，從財務上面取得控制權，然后再慢慢消化吸收、引進人才等等。
此前，鈦資本曾在2018年12月邀請了湖杉資本創始人蘇仁宏在“新一代企業級 科技 投資人投研社”在線研討會第九期上分享了中國半導體領域的投資挑戰和機會（在鈦資本買粉絲公號中查看）。當時認為未來十年，中國芯片產業鏈將重構，這是最大的整合機會。傳統的模式已經越來越沒有效率了，今后的世界會越來越扁平，信息流會越來越短，數據的傳輸效率會提升，也會帶來新的應用模式，整個產業鏈條會發生重構，而產業價值重點是芯片、云、數據。
而到了2019年6月，隨著中美貿易戰的升級和持久化，打開了中國芯片產業的 歷史 性機遇窗口期。在美國禁令發出后，不少國際芯片產業鏈上的公司切斷了對華為的技術供應，這將在很大程度上警醒和影響中國的 科技 投資流向。相對來說，半導體行業新的技術并不多，推動力大多數情況下并不是新技術。而 科技 投資的流動，將影響全球半導體產業格局的發展。過去，沒有中美貿易戰， 科技 投資更關注應用創新以及產業鏈的整合；而在中美貿易戰的影響下， 科技 投資將有可能關注在全球不同的區域重建半導體生態，以保證國際競爭中的可持續性發展。
中國提前一年發放5G商用牌照，這在很大程度上拉升了中國在全球半導體產業鏈中的市場地位，也為國內半導體產業發展和創業創新提供了廣闊的實驗場和產業空間。現在需要的是更大膽更具創意的想像和想像空間——如果要在亞太和歐洲市場重建整個半導體產業及生態，是否能夠做的不一樣，例如還需要專業人士完成芯片設計么，還是人工智能就可以完成？好的消息是，已經有了到目前為止的整個半導體產業發展 歷史 可以借鑒和對標，需要思考如果推倒重來的話是否有更好的方式、方法和路徑？不是每個產業都有推倒重來的機會，在大挑戰面前也是大機遇。
文 | 邵宇 陳達飛
編輯|蘇琦
價值鏈貿易和金融全球化使得全球各國經濟的相互依賴程度達到了空前的水平，任何一個國家的內部政策都會影響到幾乎所有其他國家的國民經濟狀況，中、美、德這樣全球價值鏈中心國的政策外溢效應更加顯著。反之，任何一國僅憑自身的力量也難以調整內、外部經濟結構的失衡，中、美、德尤其如此。
一
2008年之前的全球化是真實的，2008年以來的逆全球化也是真實的，但貿易差額代表的全球失衡卻不是真實的。我們將其稱為“貿易幻覺”。經常賬戶順差不等于增加值順差，雙邊貿易差額的數字失去了它本來的含義。這一切都始于上世紀80年代以來興起的外商直接投資和價值鏈貿易。至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在全球工業制成品生產中，進口中間品份額超過了25%，而后不斷下降。與此同時，全球外商直接投資也在2007年達到峰值（3.1萬億美元）。隨著進口替代的加速，產業鏈的收縮和區域化趨勢，還將繼續。
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一大出口國，是全球價值鏈的三大中心節點之一。隨著中國開放的大門越大越開，中國經濟發展狀況和政策的外溢效應和反饋效應都會越來越顯著。 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2020年“730”政治局會議提出“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簡稱“雙循環新發展格局”） 。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是一個新提法，但趨勢性力量、藍圖和改革路徑已經形成，其供給側的關鍵詞是 科技 創新，需求側的關鍵詞是消費。向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轉變，符合經濟演化規律和中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也將有助于緩解全球失衡。從開放經濟動態一般均衡的角度看，相比美國對中國商品加征關稅，中國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更有助于恢復美國的國際收支平衡。
全球失衡是盈余國和赤字國的內部經濟結構失衡的鏡像和結果，與不同經濟體經濟發展階段的差異和單極化的國際貨幣體系密切相關。所以， 全球失衡的調整只有在主要大國同步調整內部失衡，協商重建全球治理體系的前提下才能終結。 全球經濟的均衡發展有且僅有一條路徑：合作。
要想理解這背后的道理，需要建立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國民收入賬戶和資金流量表是建立宏觀經濟一般均衡分析的常用工具。總產出恒等于總需求，后者常被拆分為“三駕馬車”：消費、投資和凈出口（出口進口）。根據國民收入恒等式可以得到：
總產出 消費 ≡ 投資 + 凈出口
國民總儲蓄 ≡ 投資 + 凈出口
國民總儲蓄 投資 ≡ 國民凈儲蓄 ≡ 凈出口
儲蓄過剩必然與經常賬戶順差相對應，既可以將經常賬戶順差理解為儲蓄過剩的必然結果，也可以理解為，要想獲得經常賬戶順差，必然要保持國內的儲蓄過剩。如果同時想進行高投資，實現方式有且只有：首先，壓抑消費，增加國民儲蓄，提高儲蓄率；其次，投資率應低于儲蓄率。
國際收支恒等式為：
經常賬戶差額 ≡ 資本賬戶差額 + 錯誤與遺漏賬戶差額
在不考慮錯誤與遺漏賬戶，以及經常賬戶中初次收入和二次收入的情況下，可得到：
貨物與服務貿易差額 = 資本賬戶差額
即：貿易順差 = 資本凈流出 或 貿易逆差 = 資本凈流入
國民收入和支出恒等式要求“凈借款”，即四部門(家庭、企業、政府和國外部門)的收入減去支出之和必須等于零：
（家庭儲蓄-家庭投資）+（企業儲蓄-企業投資）+（政府儲蓄-政府投資）+（國外儲蓄-對外投資） ≡ 0
家庭凈投資 + 企業凈投資 + 政府凈投資 + 對外凈投資 ≡ 0
每個部門都有凈投資、均衡和凈負債三種狀態，但是，在任何時期（如一年），不可能所有部門同時出現凈投資或凈負債的情況（但可以同時處于均衡狀態）。所以，共有62種組合。盈余部門的金融資產會增加，赤字部門會增加負債。如果國內支出（家庭、企業和政府支出之和）大于國內收入，就只能對外負債。反之，如果國內支出小于國內收入，則會出現對外凈投資，增加對外投資頭寸（不考慮資產價值重估）。 所以，凈儲蓄、凈資本流出和經常賬戶順差是等價的，這就是內、外循環的嵌套和鏡像關系。
圖1為美國實體經濟四部門的資金流量關系，橫軸以上表示該部門當年收入大于支出——資金的凈供給者，橫軸以下表示收入小于支出——資金的凈需求方。上下呈對稱狀，表明資金流入和流出的對等。國外部門的資金流量（茶色線條）與經常賬戶差額（黑色線條）也呈現對稱關系，這就是國際收支平衡表的平衡。
從資金流量關系來看，居民部門在較長的時間內都處于盈余狀態，唯獨在上世紀末至2008年金融危機之間常出現赤字狀態，這與房地產抵押貸款市場的繁榮密切相關，也是導致2008年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企業部門在上世紀的后三十年基本處于赤字狀態，21世紀以來整體盈余（0.65%），其中，2000-2011年盈余達1.5%，2012年至今為赤字（-0.27%）；政府部門基本處于赤字狀態，僅在互聯網泡沫破裂前夕暫短出現過盈余；與之相反，國外部門長期處于資金凈流入的狀態，時間起點為80年代中葉（期間個別季度偶爾出現過赤字），但可以看出，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規模持續下降，與之相對應，美國經常賬戶赤字的規模也在收縮，目前已經跌入GDP的3%以內。
圖1：美國四部門資金流量關系，及其與國際收支的鏡像關系
說明：數據均經GDP標準化，其中，資金流量數據均經過（后向）移動平均（MA4）處理。
一般認為，經常賬戶差額占GDP的比重低于3%（或高于-3%）就表明國際收支處于平衡狀態。那么，是否可以認為美國的國際收支的再平衡和逆全球化進程進入尾聲？
答案是否定的。原因在于：第一，由于美國已經維持了近半個世紀的赤字，僅僅是赤字的收窄或不足以恢復平衡；第二，美國經常賬戶赤字的結構還是失衡的狀態，對中國的雙邊貿易赤字占比偏高，雖然這是價值鏈貿易和中國作為世界工廠地位的結果，故也只能通過產業鏈的重構實現結構再平衡；第三，美國國內將“經常項目平衡”定義為： 在任何5年期間，經常項目盈余或赤字平均不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0.5%。 由此可見，如果再考慮中美博弈，逆全球化或還需另一個十年。
二
全球范圍內，任何一國和所有國家的貿易差額需滿足如下等式關系：
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