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在境外物流環節有幾種做法：電商平臺與第三方物流服務提供商合作，類似淘寶與“四通一達”之間的合作；只做跨境供應鏈中的物流環節，用技術系統優化現有物流服務的效率水平，如笨鳥海淘；電商平臺自建物流系統，如洋碼頭的貝海國際；從自有物流資源（航運、海運資源等）切入跨境運輸，如順豐、韻達等。
其中，前兩種做法比較輕。平臺在跨境運輸資源上采取與第三方專業運營商合作的方式，包括FedEx、DHL、順豐等，平臺自身則是在此基礎上通過自建信息系統和技術系統的方式打通海外倉儲、物流、清關等各個環節，一方面監控整個物流環節，另一方面則通過讓各環節信息對接和流通更順暢來提高整個物流流程的效率。
但一些從業者認為做到這樣還不夠，在跨境這樣一個場景下，只有把物流環節做重才能保障用戶的體驗。因此，洋碼頭自營的貝海國際從一開始便介入境外的干線運輸環節和跨境的海運、航運環節。一方面建立自己的貨運車輛體系增強攬貨能力、保證與航運的交付都能按時完成；另一方面通過靈活的安排航班發貨來平衡物流的速度和成本。近期，從物流業務管理工具切入、整合現有物流資源的第三方轉運物流服務商笨鳥海淘也表示要開始往重資產方向傾斜，加大對空運、清關環節的優化，并在各國建立干線運輸網絡。
值得一提的是，各跨境電商平臺都在加強對清關環節的優化，積極與海關的清關系統做對接，希望改變人工操作的傳統方式，通過電子清關提高效率。對于擁有國內保稅倉的B2C平臺來說，當平臺上出現一筆訂單后，該筆訂單的商品信息就由系統直接對接至海關的清關系統，完成電子清關。對于那些采用直郵方式的商品來說，在商品發出之前提前報關更是提升效率的關鍵。而洋碼頭在清關環節的介入更深，它通過自有人員陪同整個清關過程，在清關環節形成封閉通道，避免換貨、掉包等情況的出現。
2、布局國內保稅倉和海外倉
跨境電商興起之初，大部分電商平臺都采取租用海外專業倉儲服務商的倉庫和服務的方式來解決倉儲問題。但隨著七個跨境電商試點城市內保稅倉的蜂起，國內保稅倉已成為了跨境電商的首選倉儲陣地。
從所有權來看，保稅倉分為兩類：一類是獨立倉庫，即一家電商平臺包下整個倉庫； 另一類是公共倉庫，也就是多個電商公用一個倉庫。
從運營方式來看，同樣有兩大類：一類是代運營倉庫，即倉庫和倉庫內的工作人員都由平臺租用，但平臺不介入運營；另一類是自運營倉庫，雖然倉庫也是租用，但倉庫內片區的規劃、倉儲電子系統的設計、分揀、包裝等流水線環節都由自己完成。
公共倉的問題在于，當訂單量上升，各家電商平臺將受制于公共倉的訂單處理能力，無法靈活調整，用戶端的物流信息呈現也會出現滯后；代運營的問題則在于揀貨、貨品管理、包裝等各個環節的可控性弱，標準化程度低。這些都會影響到用戶最終的購物體驗。因此，B2C跨境電商都在爭奪各地獨立保稅倉資源，若資金和技術實力允許，也會優先自運營模式。
爭奪保稅倉的跨境電商以B2C玩家為首。得益于自身模式，B2C平臺能將采購、倉儲、物流、支付等環節的系統都對接至保稅區，打通后與海關系統完成對接，實現對整個供應鏈的規劃和控制。同時，保稅倉也更喜歡B2C電商，因為它們單品類的貨量大，清關效率也更高。以鄭州保稅區為例，聚美擁有最大的保稅倉、其次是小紅書，且均為自運營。
在布局國內保稅倉的同時，一些跨境電商平臺希望在倉儲上繼續向上游移動，能把倉庫直接建在海外，比如已有保稅倉的蜜淘、小紅書以及從自營物流向自營倉儲延伸的洋碼頭。
除了能承接一部分國內保稅倉不允許進入的貨品之外，電商平臺紛紛開始在國外建倉的目的還在于進一步提升物流供應鏈環節的效率。B2C平臺能將采購的貨品直接屯在海外，這就意味著當貨品還在海外時平臺就可以開始銷售、生成訂單，如此將加快庫存周轉速度。C2C或M2C平臺的貨源更為分散，海外多個城市建倉則可以讓供貨商家或買手將物品直接就近存放在相應的倉庫里，提高境外物流的效率。當然，這樣做將帶來成本的提升。
五、跨境電商的機會
1、深耕供應鏈
雖然跨境電商市場已成紅海，但還沒有出現淘寶、京東等幾大巨頭分食天下的局面，不管是巨頭還是創業者都有機會。如果說行業的早期發展靠的是政策紅利、人口紅利、低價優勢、品類寬度等因素，那么跨境電商最終還是會回歸到電商都需要面臨的競爭點上——供應鏈和服務。
早期進入跨境電商市場的創業者大多做著規模化的代購生意或者是對代購模式的優化。前者的典型是淘寶全球購，后者的典型包括蜜淘（已轉型）、Hai360、海貓季等。雖然進入門檻低、模式輕、容易在初期形成規模，但發展到一定階段不可避免會遭遇瓶頸。用蜜淘創始人謝文斌的話來說，對代購模式進行優化時為了向用戶提供更好的海淘體驗，但由于在貨源端和倉儲物流上均沒有話語權，對體驗的改善仍然是有限的。
所以，跨境電商的重點仍然要回歸到供應鏈和服務上。具體來說也就是：接觸到足夠多的供貨角色，爭取議價權，獲得定價權；建立自己的庫存并具備一定的庫存深度；擁有一條可掌控的物流通路，包括倉儲、物流以及一套能夠打通采購、倉儲、物流、清關各環節的技術系統。對于以上幾點，創業者應根據自己的商業模式、資源優勢和資金實力有針對性的布局。
2、巨頭進入，B2C玩家要做“小而美”
既然供應鏈是跨境電商的關鍵，那么B2C是否是目前機會最大的模式？并不是。京東、聚美等巨頭以全品類B2C平臺的姿態進入跨境電商，而在母嬰市場也有了蜜芽寶貝這樣認知度很高的品牌。現階段 B2C 模式已經不再適合一般創業公司輕易涉足。若要做B2C模式，需要做的更巧妙，“小而美”的定位或更有可能找到位置。
細分市場
做全球范圍內的全品類自營跨境電商難度很大：一方面，日本、韓國、澳洲、美國等國家的供應鏈成熟度不同，逐個去覆蓋會有很大的談判難度；另一方面，全品類自營意味著巨大的資金，一般創業公司很難承受。因此，從某個市場或某個品類入手，再圍繞著這個點做業務延伸成為一些創業公司的選擇。比如，蜜淘現在的定位就是韓國市場內的全品類，洋蔥淘的定位則是日韓美妝。
細分人群
小紅書便是抓住了一群特征明顯的用戶，通過社區捕捉到這群用戶的需求，并提供給他們所需要的。由于小紅書的用戶大多是那些善于發現國外稀奇好貨的人，所以小紅書福利社的定位也并非大牌爆款，而是以偏小眾的長尾品類為主，所以與電商巨頭之間不易產生直接競爭。
蜜芽寶貝同樣是抓住了一個細分人群，但與小紅書的不同是，母嬰用品屬于高度標準化產品，對供應鏈的考驗會集中的表現在價格上，一旦巨頭進入也是最易掀起價格戰的品類。所以，現在還想從母嬰市場切入做B2C跨境電商已經很困難。
大電商平臺雖有大流量，但流量未必精準，流量轉化率也不一定高。而細分的市場或品類能夠幫助平臺找到細分的用戶，挖掘這群用戶的需求，為他們提供“大而全”的平臺容易忽視的或無法提供的服務，或能讓B2C平臺在巨頭擠壓下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間。
3、C2C玩家仍有一定時間窗口
當B2C平臺都陷入相似的資源競爭局面時，C2C平臺面對的卻是一個沒有邊界的、品類可以無限豐富的市場。供應鏈上游的資源本就足夠分散，所以短時間內也難以被一兩家平臺所控制。同時，C2C平臺上大量的長尾非標品類能夠滿足用戶足夠個性化的需求，在早期快速形成規模。
另外，用戶在移動端消費呈現出越來越明顯的場景化特征，而平臺上的買手能創造出最接近線下的真實購物場景。洋碼頭用圖文的方式做掃貨直播，B2C模式的波羅蜜也從視頻直播切入，做“邊看直播邊掃貨”的消費場景。雖然“消費場景化”誰都能做，但通過散落全球的買手來做這件事無疑能給用戶提供更豐富的場景體驗。
不過，出于供應鏈穩定性和服務質量控制的考慮，C2C平臺最終不可避免的需要逐漸引入海外品牌商或零售商，成為C2C+M2C的綜合型平臺，可參照洋碼頭的發展路徑。一旦照此路徑發展，將不可避免的直面來自淘寶全球購+天貓國際的競爭。
4、舍去C端運營，做B2B供應鏈服務提供商
在跨境電商這個市場中還有這么一種角色，它們擅長獲取用戶、運營用戶，是“流量主”，但由于自身電商業務規模較小、資金有限，在供應鏈經營上會產生問題，例如下廚房、大姨嗎、堆糖等，還包括大量的微商。這些平臺雖然體量不大，但足夠長尾。因此，為它們提供供應鏈解決方案也是一個重要方向。
1841年，英國強占香港島后，清政府曾試圖用武力予以收復，道光帝為此下了幾十道諭旨，一些封疆大吏也曾上折具奏，但清政府沒有能力捍衛國家領土完整和主權獨立。
北京政府時期，在1919年的巴黎和會和1921年的華盛頓會議上，中國代表曾提出收回租借地的問題。但終因英國的頑拒和當時軍閥混戰、政局不穩和缺乏實力作外交的后盾而嚴重受挫。
辛亥革命后，孫中山先生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宣言中，明確提出了廢除帝國主義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的奮斗目標，其中將取消列強在華租借地放在突出的地位。
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從來沒有向英國正式提出過歸還九龍租借地。從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到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本來有兩次機會收回香港和九龍租借地。可是，蔣介石政府執行錯誤政策，又兩次坐失收復良機。
香港回歸是“一國兩制”偉大構想和港人治港方針的成功實踐。收復香港的百余年歷史，再一次向我們證明了落后必挨打、弱國無外交這個顛撲不破的真理，證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最終實現中華民族幾代人為之奮斗的夙愿。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從1841年英國武力侵占香港島開始至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的一個半世紀，中國經歷了晚清時期、民國（包括北京政府和國民政府）時期和新中國時期。無論是清政府還是民國時期的北京政府和國民政府，都曾為收復香港進行過努力。但是，所有這些努力都失敗了。歷史表明，只有新中國才能最終實現中華民族幾代人為之奮斗的夙愿。在香港回歸已在眼前的今天，全面地回顧一下百余年來我國收復香港的艱苦歷程，將有助于真正理解香港回歸祖國的深刻含義，并從中得到應有啟示。
英國強占香港島及清政府武力收復香港島計劃的破滅
自1841年1月英國武力強占香港島起，清政府即開展了收復該島的斗爭。為了說明這一斗爭的情況，首先必須弄清英國占領該島的經過。
迄至目前為止，一些著述和傳媒是這樣描述鴉片戰爭期間英國如何占領香港島的：1840年8月英軍在占領定海之后，北上到達天津白河口，驚慌失措的清政府急派直隸總督琦善去大沽與英國全權使臣懿律和義律談判。1841年1月25日，琦善與英國簽訂了臭名昭著的《穿鼻草約》，條約第一款就是將香港島割與英國。第二天，英國軍隊就占領了香港島。這種說法似乎認為英國占領香港島有確實的“條約根據”。其實英國是在毫無條約根據的情況下強占該島的，道光帝事先既未曾聞知，更未予允準。因此才有亟謀收復之舉。
依據中英兩國的檔案記載，1840年8月30日，義律去天津大沽曾向清政府遞交《巴麥尊子爵給中國皇帝欽命宰相書》，提出割讓東南沿海一島或數島給英國等侵略要求。琦善根據道光帝的旨意拒絕了英方提出的侵略要求，勸說英軍退回廣東再繼續談判。幾個月之后，琦善抵達廣州繼續與英方交涉。道光帝明確指示琦善，如果英方堅持其侵略要求，即采取果斷措施，堅決用武力抗擊侵略者。但是琦善懾于英軍船堅炮利，力求妥協。由于道光帝的態度非常強硬，因此琦善在與義律談判時只同意賠償煙價，拒絕割讓香港島。1841年1月7日，英軍野蠻地攻占了虎門口的大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