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經濟學家陳志武參與舉辦了一屆量化歷史講習班。在講習班上，著名的經濟史學者格里高利·克拉克 （Gregory Clark） 講了一個令人有些“震驚”的觀點：人類歷史其實只發生了一件事，即1800年開始的工業革命。克拉克認為，從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1800年，近三千年中，世界每年的人均收入都沒有變化。在工業革命以前，人類始終沒有走出“馬爾薩斯陷阱”：生產力水平上升帶來物質產出和收入的增加，但同時也致使人口增加，增加的人口又使得人均收入降回原點。
陳志武認為，這種“唯生產率”的文明史觀顯然是可以質疑的。因為僅以中國的例子來看，根據安格斯·麥迪森的估算，漢朝時中國的人均收入約為450美元，而這個數字，與1950年差不多——若依據“唯生產率”這把尺子，得出秦漢至20世紀中期的中國文明毫無進步，顯然是荒謬的。在新近出版的作品《文明的邏輯》中，他補充了“風險”作為衡量文明發展尺度的一種新視角。
《文明的邏輯：人類與風險的博弈》，陳志武著，中信出版集團，2022年3月。
陳志武提出，在評估文明發展的時候，除了“生產力”指標，“風險應對力”的提升也是極為重要的指標。美國學者斯蒂芬·平克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中，曾系統梳理過人類暴力的發展史，平克認為，在歷史尺度上，人類的暴力呈逐漸下降的狀態。在陳志武看來，風險與暴力之間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系，平克的研究，也說明了風險作為分析歷史視角的意義。規避風險的需求不斷著推動人類社會的發展完善，演化出科技、迷信、婚姻、家庭、宗族、宗教、商業、金融、國家等創新。
“風險”并非一個全新的分析框架。烏爾里希·貝克、尼克拉斯·盧曼、瑪麗·道格拉斯等社會學家、人類學家也都曾從不同的角度貢獻了自己對風險的理解。或許，這一框架的價值在于，不同學科背景的學者會用其挖掘出歷史事件不一樣的面向。例如，對于部分宗教排斥金融的問題，其中有教義因素的影響，但這一問題也可以被理解為是兩種不同規避風險方式的競爭：宗教提供教友間的風險共擔，但因此也需要強化宗教內的“我們”與宗教外的“他們”的界限，這和金融通過在陌生人群體之間建立跨期交換的方式來幫助人們抵御風險，有著本質的差異。
宏觀歷史的角度之外，風險對于大多數人來說其實有很多切近的面向：新冠疫情對經濟的沖擊，隨之而來的就業困難，民眾的極端情緒，以及其對公共安全帶來的威脅。近兩年，陳志武曾在多個采訪中不無擔憂地指出，新冠疫情正在帶來一系列值得注意的風險，例如，各個國家推出的大規模量化寬松政策，可能導致貧富差距的擴大，隨之而來的，是持續上升的民粹主義對全球化過程的高度逆反。陳志武表示，這些情緒在一定程度上能成為一個系統反思的契機，我們也應該給予這些情緒以足夠的重視。
以下是新京報記者對陳志武的專訪。
采寫丨劉亞光
陳志武，經濟學家，香港大學馮氏基金講席教授，耶魯大學原金融學終身教授。專業領域為金融理論、股票、期貨和期權市場，宏觀經濟與經濟史。
貝克談論的“風險社會”，
新京報：本書的核心概念——“風險”指向非常廣，包括自然風險、消費風險、社會風險、心理風險等，似乎它同時包含了主觀和客觀的維度。這種豐富的定義，使本書中講的風險給人感覺幾乎等同于“人類社會發展中面臨的一切危險、困難”，這會不會有概念界定過于寬泛的問題？又是否可能影響到概念的解釋力？
陳志武：沒有這個問題。就像物質生產力的概念，“物質”的種類很多，糧食、食油、石油、汽車、電腦等等，但這并沒有妨礙我們用生產力或生產率去度量人類在這個維度上的進步。按照這個維度，我們知道了1780年開始的工業革命使人的物質生產力出現根本性的跳躍。
雖然風險的類別很多，但它們的共同性在于“常態”和“非常態”，任何導致人的生活偏離常態的事件都是我們所說的風險。從行為主體看，有自然世界造成的“非常態”即“自然風險”，也有人造的“非常態”即“人造風險”；而在種類上，有消費風險、戰爭風險、暴力風險、心理風險等。
電影《敦刻爾克》劇照。
我們要看到，如果人類自古只有常態生活，沒有風險事件發生，那么，人類就不會有苦難、暴力和戰爭；正是在人類面對風險造成的“非常態”生活沖擊時，人可能面對生與死的挑戰，從而使人無法保持理性，無法守規矩或保持行為“文明”。 雖然常態下的生活和非常態下的生活都有挑戰，但，常態下的挑戰可能只是錦上添花的問題，比如物質產出不夠豐富充裕； 可是，非常態下的挑戰可能是生與死的挑戰。
由此，在工業革命之前，幾乎所有社會的關注都聚焦在解決風險挑戰上，即忙于提升風險應對能力，而不是主要在改進生產力上。 就如孔子所言，“不患貧而患不安”，物質產出多少當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解決未來的風險與不確定性帶來的不安； 在當初，風險更是催生文明化進程的驅動力。 這些是我書里談到的要點。
新京報：有關風險的現代文獻中，不可繞過的就是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的《風險社會》，貝克提出了很多當代社會的發展帶來的新的“系統性風險”。如果很多抑制風險的手段（比如生物科技、核武器）反倒催生了更大的風險，你在書中有關“文明是抗風險能力不斷提高的過程”的這一判斷是否還成立呢？
陳志武：貝克《風險社會》只是描述了一些現象，但他不是從風險的視角解讀人類文明化歷程的，而是只關注“后現代社會”的問題。他的悲觀結論恰恰說明把研究的時間軸往回拉幾百年、幾千年的重要性。不論是幾萬年前，還是今天，人類都面對風險挑戰，但今天的許多風險跟以前的風險在性質上的確不同，幾千年前甚至幾十年前，那些旱災風險可以把人置于死地，大的瘟疫可以把幾千萬人致死，14世紀的黑死病使歐洲人口死掉一半；可是，今天包括金融危機風險、經濟危機風險等人造風險，一旦發生，當然會把人類生活打入非常態，但未必置人于死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使很多西方人財富縮水、甚至失業，但并沒讓他們活不下去，甚至連這次的新冠病毒危機也沒有帶來大規模死亡。
電影《大空頭》劇照。
所以，貝克從絕對意義上指出了“后現代社會”的各種風險，這沒錯，因為任何社會在各時期都面對風險挑戰。但是，他沒有從長歷史演變的角度看到人類過去幾萬年所作的避險創舉的正面貢獻，沒有看到人類面對的風險在性質上正在變得越來越弱，不像以前的風險那么致命。
我在《文明的邏輯》中談到，的確，科技創新、金融市場、福利國家、財政國家等這些創舉大大強化了人類的風險應對力，至少使我們不再需要為基本生存而擔憂。但在解決自然風險挑戰的同時，這些發明也帶來新的人造風險，也就是，為了克服自然風險挑戰，結果制造了人造風險。雖然這些人造風險的發生率不一定高，但它們的殺傷力照樣可以很大，所以，人類今后需要繼續創新，把文明化進程繼續往前推。
新京報：你全書的一個基調，就是看待風險時我們應該立足于一個比較宏觀的歷史視角。很多問題如果我們把時間尺度拉大，和不同歷史時期做對比，會覺得并不值得大驚小怪。這是否和你對量化歷史方法的重視有關？書中有大量量化歷史研究的引用。
陳志武：我的本科和碩士念的都是工科，加上金融經濟學和量化方法的訓練，我很自然會用數據、用量化方法去研究歷史話題，量化歷史研究所得出的結論更有說服力。當然，基于歷史大數據做研究的弊端可能就是忽略了一些具體個案的細節，顯得不夠有血有肉。這就是為什么《文明的邏輯》不僅引用大量的量化歷史研究，也引用了許多歷史和當代的具體案例。我認為，盡管每個學者對歷史研究的路徑有偏好，但是做傳統個案分析的歷史學者應該也要一些統計訓練，要有統計意識；如果只聚焦個案，很可能會以點帶面。我常常跟學生們說，看到阿炳二胡拉得好，同時他又是盲人，但不能因此就說他二胡拉得好主要是因為他是盲人，然后要學二胡的人先把眼睛弄瞎。
宗教面臨轉型，
但會越來越定位于“信仰”的角色上
新京報：宗教被你視為現代社會的一種重要“避險”手段。在書中論述里，你引用了伍德沃德的話，他認為宗教之于信眾來說最有說服力的一點在于“上帝的確在幫你做成事”。這是否說明，你也認為宗教之于人們的“世俗”價值（或者說經濟價值）是最主要的，而精神性作用往往是次要的？或者說只要世俗價值能被滿足，精神價值就只是暫時性的？
陳志武：宗教信仰當然不只是為了資源共享風險分攤這些世俗的物質利益，它有很重要的撫慰心靈的精神價值，特別是關于人的后世的各種虛構故事，讓信徒能更加坦然地面對生命的終結。這點和婚姻類似，婚姻既是為了情感需要，可以是為了愛情，但也是為了在抵御風險上能實現“1+1大于2”的效果。當今社會，人們對婚姻的避險價值的依賴度在加速衰退，比如世界范圍內的離婚率和單身生活人數占比都在上升，同時，“情感”“浪漫”元素在婚姻中的分量越來越重。信教的人有的是出于宗教組織提供的風險互助功能，有的是基于宗教信仰的精神價值，也有一些是兩者兼顧。
我在書中談到，宗教在西方面臨很大轉型，很多基督教教堂都被關停或被改造為舞廳、圖書館、餐廳、健身房等。主要原因是那些因宗教提供的避險救急功能而信教的人，在有了發達的金融市場和福利國家之后，他們不再需要教會提供的避險，就越來越淡出教堂。許多研究表明，在20世紀之前的美國，農業產出波動性 （風險） 越高的地區，其經濟收入風險就越大，那里信教的人數占比就越高；每次災害、金融危機、經濟危機之后，信教的人數也會大增。但是，在北歐、德國、荷蘭等推出福利國家之后，信教人數就快速下滑，這個趨勢后來在加拿大、美國也得到重復，驗證了風險挑戰曾經是信教決定的重要驅動力，一旦風險需求有了更好的解決方式，信教人數就會減少。
這也是為什么我說宗教雖然沒有提升生產力，但改善了信徒的風險應對力，這也是對文明化進程的積極貢獻。當然，宗教信仰的精神價值是市場和國家難以替代的，所以，宗教會越來越定位在信仰和社會化的角色上。
電視劇《年輕的教宗》劇照。
新京報：關于加爾文新教對現代文明的影響，包括韋伯等學者的專著有過非常系統的論述。你在書中提及了它的“先決論”對政府消極減貧的影響。桑德爾等哲學家近年來指出，加爾文新教中的這種強調個人責任的理念逐漸發展為現代的“優績主義”（Meritocracy），它一方面極大推動了資本主義文明的發展，一方面也是近些年諸多社會問題的根源。似乎加爾文新教這類宗教一方面推動著文明，另一方面又在增加著“風險”，你會怎么評價這些宗教的遺產？
陳志武：是的，韋伯對加爾文新教的貢獻評價很高，但他主要基于“先決論”，而就加爾文對解放金融 （具體說，解放用錢賺錢的金融行為） 的討論較少，特別是沒有談到金融市場和教會在解決風險挑戰上的相互競爭關系，沒有從風險分攤角度解釋為什么教會對商業、對金融的總體敵意。我在書中談到，加爾文新教一方面闡明了用錢賺錢的道德正當性，因此解放了金融，另一方面從根本上解放了商業，借助上帝的“先決”為商人追求利潤找到正當性。在這個意義上，由于儒家至今還沒從道德上解放商業和金融，伊斯蘭教雖然一開始就對商業無敵意 （因為先知穆罕默德從事過貿易） ，但至今也未放松對用錢賺錢的敵意，加爾文新教是最早解放商業和金融的教派，也因此讓系統接受加爾文宗的荷蘭、英國及其前殖民地美國等最早發展出現代金融市場，最快發展出資本主義經濟。
當然，天下沒有免費午餐，加爾文新教釋放了金融與資本主義潛力，包括優績主義文化，但也帶來金融危機風險、產業危機風險等，就如前面談到的，這些創舉大大提升了人們應對自然風險的能力，卻也引導出一些人造風險，包括放大了財富差距、收入差距。這一方面表明人類與風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