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在保護海外利益方面已采取了多項措施，包括簽署雙邊和多邊協議、設立海外使領館和僑務機構、組織海外僑胞維權等。同時，國家也呼吁海外僑胞自覺遵守當地法律法規和社會文化習慣，做到守法、守紀、守信，共同維護國家形象和海外形象。
國家依法采取措施保護海外利益，是對中國“走出去”和全球化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具體來說，國家采取了以下幾項措施：1. 簽署雙邊和多邊協議。國家通過簽署雙邊和多邊協議，如投資保護協定、海外人員保護協定等，為海外企業和僑胞提供了合法保障和權益保護。2. 設立海外使領館和僑務機構。國家在海外設立使領館和僑務機構，便于及時解決海外僑胞面臨的困難和問題，維護海外僑胞權益。3. 組織海外僑胞維權。國家組織海外僑胞維權，如召開座談會、派遣專人協調等，幫助海外僑胞解決涉及身份認證、簽證申請、財產繼承等方面的問題。4. 呼吁海外僑胞自覺遵守當地法律法規和社會文化習慣。國家鼓勵海外僑胞自覺遵守當地法律法規和社會文化習慣，做到守法、守紀、守信，共同維護國家形象和海外形象。
在保護海外利益方面，國家可以采取哪些措施？在保護海外利益方面，國家可以采取多種措施。除了上述措施，還可以建立海外企業風險防范與應急機制、設立海外投訴舉報渠道、加強海外宣傳形象建設等。此外，國家也應該探索多維度、多層次、多方式的海外利益保護模式，加強海外智庫建設和高端人才引進，提高國家對海外利益的把握能力和應對風險的能力。
隨著中國“走出去”的步伐加快，保護海外利益成為國家面臨的新課題。國家采取各種措施，不斷加強海外利益保護和權益維護，同時也倡導海外僑胞守法、守紀、守信，積極維護國家和海外形象。
【法律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第三十三條 國家依法采取必要措施，保護海外中國公民、組織和機構的安全和正當權益，保護國家的海外利益不受威脅和侵害。
【新加坡《聯合早報》2月13日文章】題：中國應考量如何保護海外利益(作者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鄭永年)
“走出去”產生國際地緣影響
近年來，中國在發展國際經濟方面實行“走出去”戰略。這一新發展使得中國的國際關系發生本質性變化。“走出去”是中國高速經濟發展的產物。有了客觀經濟需要，才有政府“走出去”的政策。西方一些人士把中國的“走出去”政策解讀為新殖民主義，這是沒有根據的。
但是，中國必須意識到“走出去”對國際社會所產生的深遠影響。這一方面表明中國對國際經濟事務已具有實質性影響力，并且因為這種影響力的基礎是中國內部的經濟發展，因此也可相信其是可持續的。
另外一方面，中國也要意識到“走出去”對當地社會及其國際地緣政治的影響。盡管中國“走出去”推動當地經濟的發展，但其給當地社會帶來的各種利益并不總是能夠在不同社會群體中公平分配的。
利益分配的不均又會影響當地社會的政治。當中國的“走出去”成為不同政治利益較量目標的時候，中國的利益就容易受損害。此外，盡管“走出去”主要表現為經濟貿易方面，但任何國際經濟關系不可避免地對國際地緣政治產生深刻影響，從而也會產生沖突。
正因為沖突不可避免，中國必須考量如何保護“走出去”的海外利益，包括駐外人員人身安全、財產安全(無論是個人的還是國家的)以及合同的履行等。
具體說來，“走出去”大致可以分成兩類，即在發達國家和在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如美國、日本和歐洲，這些國家的市場機制健全，各種類型的經濟活動處于飽和狀態。
中國要“走出去”與這些國家的資本競爭并不容易。又因為中國和這些國家具有不同政治價值和文化，中國“走出去”行為往往被誤讀，被政治化，這更增加了中國“走出去”的難度。但同時這些國家是法治型國家，契約文化發達，中國“走出去”的利益比較容易得到保障。
與西方既得利益發生沖突
中國“走出去”的對象大多為發展中國家，包括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這些國家大多還處于現代國家制度建設過程之中，一些國家盡管有諸如選舉等民主因素，但國家的制度化程度還比較低。
制度化程度低也表明政治上人治色彩濃厚，國家政策經常因人而異。中間社會力量小，族群關系復雜，加上或左或右的激進政治力量，社會穩定經常成為大問題。所有這些因素都對中國“走出去”非常不利。
更復雜的是，中國的“走出去”不可避免要和西方國家已經在那里的既得利益發生沖突。在非洲主要是歐洲國家的利益，在拉丁美洲主要是美國的利益。歐美早期在非洲、拉丁美洲實行殖民主義政策，殖民政策結束后又有各種形式的新政策，在非洲和拉丁美洲擴展自身的影響。
盡管西方政策遭到那里人民的反對，但不可否認的是歐美在這些國家也培植了相當的親西方政治勢力。中國“走出去”不僅要和這些國家的經濟利益發生沖突，也會和他們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地緣政治利益相沖突。中國如果不能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和西方協調利益，中國本身的利益就很容易受到損害。
歐美對中國的做法可資借鑒
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已經成為歷史。但應當看到，極其丑陋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在一些情況下往往是西方國家保護其海外利益的手段。
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時代已經過去，那么依靠什么來保護海外利益呢？當然，現在有新的國際機制如世界貿易組織等來保護各國的海外投資。但從現實面看，現存的國際規則并不足以保護一個國家的海外利益。
看看美國和歐洲國家是如何努力來保護他們“走出去”的利益，包括在中國的利益就知道保護海外利益的困難了。中國政府在保護歐美在華利益方面已經盡心盡力，但西方還是不放心。
除了要中國恪守世貿組織規則外，他們通過設立各種機制來保護他們在華利益。歐美對中國的做法是否可以給中國一些啟示呢？至少給中國提出了如何保護中國在海外的利益這個重要問題。
不對
保護我國的海外利益以政府主導的外交保護和領事保護為最主要和最重要的保護方式，但不能說只能依靠這種方式，在實際工作中還可依靠華僑愛國團體和國際友好人士團體的力量和影響力保護我國的海外利益
與這一個趨勢、兩個環境相對應的是，中國在安全保障上存在某些不足。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與美國的全球戰略相比，其根本特征在于中國更側重于經濟、文化的交流，而不是謀求軍事上的霸權。這也意味著“走出去”的企業與公民很多時候缺乏國家直接的強力保護。目前，中國的安全保障措施實際上主要是走外交領域內的領事保護，而“一帶一路”上的國家，其中央政權對于全國的控制能力相對有限，外交途徑的安全保障往往難以解決根本性的問題。必須強調的是，隨著民企大量“走出去”，中國目前在安全保障上的局限性將會在近10年內暴露的更為明顯，并很可能構成對于“一帶一路”戰略實施的最為緊迫的挑戰。
挑戰二：政治風險。中國目前在“一帶一路”國家中的經濟輸出基本上是以國有大型企業實施的基礎建設、基礎工程為主，這意味著我們的海外項目必須考慮到所在地較長時間內的政治風險。中國在緬甸的水電、銅礦項目受阻就是一面鏡子。就政治風險而言，可以分為兩大類：
第一類政治風險主要來源于大國對“一帶一路”戰略的挑戰。“一帶一路”戰略的設計與提.出主要體現著中國的國家利益以及由此而闡發的國家戰略，但是在“一帶一路”的戰略布局當中，并不只有中國一國擁有國家戰略，不同國家基于不同訴求都有其各自的國家戰略，這其中甚至還涉及“一帶一路”以外的一些國家的戰略利益問題。首先，中國的國家戰略可能會與“一帶一路”上的個別國家甚至是個別大國的國家利益、國家戰略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兼容、不匹配甚至是一定程度的緊張與沖突。例如，一直謀求南亞地區霸權的印度就對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表現出復雜的情緒，它雖然在經濟上渴望與中國加強聯系，但是在地區影響力上卻始終視中國為重要對手。又如，印度尼西亞、越南、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等國也長期謀求在其所處區域內的大國地位。其次，由于“一帶一路”上許多國家在地緣安全上處于重要地位，屬于自古兵家必爭之地，許多大國都將其重要戰略意義投射于此，因此可能會與中國在戰略上存在競爭。例如，俄羅斯視獨聯體國家為其勢力范圍，在中亞推進的歐亞聯盟對于上海合作組織的運作就構成了一定影響，而歐亞聯盟中的哈薩克斯坦不僅是“一帶一路”上極為重要的節點國家，而且其自身也是在中亞擁有較大影響力的國家。又如美國長期以來將東盟視為自己的勢力范圍，并在近年來頻繁利用菲律賓、越南等國遏制中國在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力，而印度也一直在謀求擴大其在東南亞國家的影響力。另外，隨著中韓自貿區的推進，中國和美國在東亞地區的競爭也會難以避免。最后，“一帶一路”上的一些國家之間在其國家戰略層面可能存在彼此競爭與沖突，如長期敵對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又如吉爾吉斯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在近年間爆發過激烈的沖突。
第二類政治風險則主要來源于一些國家內部的政局變化。一方面，一些國家曾經有過“仇華”甚至“排華”的歷史，在其國內始終存在著“反華”勢力，如印度尼西亞、越南等國。隨著社交媒體的廣泛運用，這些國家的政治過程越來越受底層民粹意識的裹挾，一些領導人可能會以中國因素來解釋其經濟失敗，以“排華”的方式來謀求其個人政治利益，越南近段時期對中國企業的打壓就是比較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另一方面，許多“一帶一路”上的國家正處于政治轉型的過程當中，其未來政府傾向甚至政權性質都未確定。例如，緬甸和斯里蘭卡政府未來對華政策就存在較大的變數。又如，中亞幾國未來的走向亦充滿懸念，烏茲別克斯坦、哈薩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國的總統已執政了20多年，都面臨著領導人接班和政治轉型的問題。
需要指出的是，強調政治風險是最大的挑戰并不是忽視經濟重要性的結果。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市場的力量與經濟的因素是推進“一帶一路”戰略的重要動力，但它們必須服務于中國的國家戰略與中華民族復興的歷史進程。由于“一帶一路”戰略的根本屬性是政治性的，因此來自政治方面的挑戰更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挑戰三：經濟風險。“一帶一路”戰略的重點是對中國周邊若干區域經濟的整合與提升，包括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戰略、中印緬孟經濟走廊戰略、中巴經濟走廊戰略、東北亞經濟整合戰略等多重區域戰略。不同經濟區域的重點不同：有的經濟區域條件較好，已經具備了海外投資的有利環境(如馬來西亞和泰國);有的經濟區域在經濟戰略上非常重要，但是在比較長的時期內投資無法帶來經濟上的回報，甚至其投資風險在近段時期內還會有所增加(如巴基斯坦和中亞、非洲的部分國家)。這意味著在“一帶一路”的整體框架下，各個經濟區域的發展現狀與中國力圖在該區域內實現的經濟目標都是不同的。
目前，中國在“一帶一路”上國家的資本輸出基本上是以海外基礎工程建設為主要途徑，這面臨著一些問題：一方面是經濟效益問題。相比于高技術含量、高回報率的經濟領域，基礎建設面臨著投入大、周期長、不確定因素較多等問題。在一些比較落后的區域，鐵路、港口等基礎建設實際上很難在短時期內見到效益，甚至將在很長一段時期內面臨虧損運營的局面。另一方面則是工程安全與工程管理問題，即大量人員長期在海外工作所帶來的管理問題、安全問題及與當地社會的關系問題。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一帶一路”戰略的經濟推進中，普遍存在著大型國有企業與中小型民營企業“走出去”的不同步，因此也造成了制度供給上的不平衡。大批“走出去”的中小型民企既缺乏信貸、保險方面的制度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