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
對于約翰馬丁來說，1992年8月12日是真正不幸的一天。就在那一天，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國宣布在原則上同意簽署《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根據這一計劃，這3個國家之間所有的關稅將在今后10年—15年內取消，其中大部分關稅將在5年內削減。而計劃中最為困擾約翰的一項條款是，3個國家之間紡織品貿易的關稅將在10年內取消。在協定草案中，還允許墨西哥和加拿大每年向美國出口一定數量的由外國原料制作的服裝和紡織品，而且配額講在協定簽訂之初的5年內逐步提高。“我的上帝！”約翰暗想，“現在我不得不決定是否把我的工廠遷移到墨西哥了。”
約翰是一家總部設在紐約的紡織品公司——馬丁紡織公司的首席執行官。這家公司在馬丁家族手中已經延續了4代，由其曾祖父在1910年創建。今天這家公司已經在紐約擁有3個生產棉制品的工廠和1500名員工，主要生產內衣。所有的一線員工都是工會會員，而且這家公司長久以來都有良好的勞資關系。這家公司從未有過勞資糾紛，約翰和在他之前的父親、祖父、曾祖父一樣，將工人看作“馬丁家族”的一部分。約翰引以為豪的是他不僅知道許多員工的名字，而且知道工齡較長的員工的許多家庭情況。
在過去的20年里，這家公司經受了日益嚴峻的競爭，包括來自海外和國內的競爭。80年代中期尤為困難。這段時期外匯市場中美元的走強使得亞洲的生產商能以很低的價位進入美國市場。自此以后，盡管美元相對許多主要貨幣處于弱勢，葉舟的生產商卻沒有提高價格以對跌落的美元作出反應。在諸如服裝制造業這樣低技能的勞動密集型行業里，成本收到工資水平和勞動生產率的推動。毫不奇怪，地處美國東北部的約翰的大多數競爭者，對 激烈的成本競爭作出的反應是將工廠轉移到南方，首先是如南卡羅來納和密西西比等州，那里沒有加入工會的勞動力比起工會化的東北部來說，雇傭成本要低的多;然后是墨西哥，那里紡織工人的勞動力成本低于每小時2美元。相反，馬丁設在紐約的工廠的工資達到每小時12.50美元，而東南部各州沒有組織工會的紡織廠的工資為每小時8美元—10美元。
過去的3年對于馬丁紡織公司來說，形勢尤為嚴峻。公司每年都有小規模的虧損，約翰明白公司不能再這樣下去了。他的主要客戶，盡管贊賞公司產品的質量，也警告他說產品的價格太高，可能不會再繼續與他進行業務往來。長期合作的銀行曾告訴他必須將勞動力成本降下來。約翰同意這一點，但是他也知道只有一條成功之路，就是將生產移到南方去，甚至更南面，移到墨西哥。他一直不愿意這樣做，但是現在他似乎已經沒有別的選擇。他擔心5年之后美國市場將充斥著從亞洲、美國和墨西哥的公司進口的便宜貨，而這些產品都是在墨西哥生產的。看起來馬丁紡織公司的唯一生存之路就是關閉在紐約的工廠，將其遷移到墨西哥。留在美國的只有銷售人員。
約翰的腦子里一團亂麻。拋棄忠誠的員工，使其失業，怎么能說是對國家有好處呢?政界人物聲稱這將對貿易有好處，對經濟增長有好處，對3個國家都有好處。而約翰卻不那么看。已經為馬丁紡織公司工作了30年的瑪麗怎么辦？她現在已經54歲了。她和像她這樣的其他人怎樣找到其他工作？他對他的工人的道義責任呢？他的工人多年來對他家族的忠誠又怎么辦？難道這就是回報的好方式嗎？他怎樣向那些為公司工作了10年—20年的雇員宣布這個消息呢？還有墨西哥的工人如何？他們能否像現在的雇員那樣忠誠和高效呢？從在墨西哥監理生產廠的其他美國的組織公司那里，他聽到了低下的勞動生產率、拙劣的技能、頻繁的跳槽以及大量的曠工。如果這一切是真的，他將怎樣對付？約翰一直認為馬丁紡織公司成功的部分原因是家庭般的氛圍，這有助于激勵工人忠誠度、高效、注重質量，而這種氛圍是經過4代人才建立起來的。在墨西哥的一群甚至連語言都聽不懂的外國工人中間，他怎樣才能復制這種氣氛呢？
案例討論題
對于馬丁紡織公司來說，將工廠遷移到墨西哥的經濟成本和收益各是什么？
對于馬丁紡織公司來說，將工廠遷移到墨西哥的社會成本和收益各是什么？
工廠遷移后的經濟和社會的成本和收益是否是相互獨立的？
看起來最符合倫理觀念的行為是什么？
如果你是約翰馬丁，你會怎么做？
如果經濟學家教條存在，它一定包括“我理解比較優勢原理”“我提倡自由貿易”這樣的觀點。在過去的一百七十年間，正確評價無論國際貿易公平與否都會使國家受益的觀點已成為檢驗經濟學專業水平的標準。比較優勢不只是簡單并且意義深遠的概念，而且與頑固的流行偏見和強大的利益集團直接沖突。這種結合使得大家像擁護經濟學領域中任何神圣的觀點一樣保護自由貿易。 然而，自從1817年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原理》發表以來，自由貿易從未像現在這樣令人感到懷疑。這不是因為它受到出于保護的政治壓力，盡管過去在不撼動比較優勢理論的基礎上取得了勝利。而是因為國際貿易自身帶來的改變。盡管國際貿易理論新的發展并沒有充分被經濟學家所接受，但這些新的發展確實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在過去的十年間，傳統的固定報酬完全競爭的國際貿易模型被強調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的新模型補充、替代。這些新模型引發了人們的疑問：比較優勢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釋國際貿易？它們也表明在某些情況下政府通過進口限制、出口補貼等措施干預貿易也許對國家是有利的。 結論導視：自由貿易雖未過時，也是個已無法挽回的失掉了其純真性的概念，它的地位已經從從最優移至尚稱合理的經驗法則。確有事項上，自由貿易仍然是好的政策，在現實政治中也仍然是有用的目標，不過把它視為經濟理論所告訴我們的一貫正確原則的政策卻不再可能了。 對國際貿易理論的重新思考 從19世紀早期到1970年代末，基于比較優勢的國際貿易理論一直處于領導地位，這種理論可簡單描述成國家之間利用彼此差異進行貿易活動。傳統模型的假定條件是規模報酬不變和完全競爭。在這種假定下，只有國家在偏好、技術、要素稟賦上的差異達到一定程度貿易才能產生。傳統的李嘉圖模型強調技術差異作為貿易的原因；赫克歇爾-俄林-薩繆爾森模型則強調要素稟賦的差異。其他的模型是基于產品和要素數量變化的假定，如限制技術等等。這些非傳統模型在重要的方面有不同的含義；例如，李嘉圖模型中沒有考慮收入分配效應，赫克歇爾-俄林-薩繆爾森模型也是如此。然而，傳統貿易模型中根本的共性是，幾年以前，國際貿易理論認識經濟學里最統一的領域之一。 有創見的國際經濟學家一直知道比較優勢不能單獨支撐國際貿易理論，報酬遞增也會成為國際分工與貿易的另一個因素。俄林自己就重復強調這點。而且，至少從1950年代實證工人和業余觀察者就已不再滿足國家貿易理論，因此在國際貿易研究中形成一種反文化，產生了一套強調傳統貿易模型未能表現出來的貿易原因的非形式論證。當許多作者在討論除比較優勢外規模經濟作為貿易原因的可能性時，像斯蒂芬·林德和雷蒙德·弗農開始強調內生技術變遷。只有少部分文章在報酬遞增條件下嘗試傳統模型。然而，這些文章都被模擬市場結構問題所困擾著。除了在看起來不可思議的假設條件下，即規模經濟對公司完全是外部的，報酬遞增必然導致不完全競爭。直至1970年代晚期，一直沒有普遍接受的方法模擬一般均衡下的不完全競爭。由于主流貿易理論在傳統一般均衡條件下占有主導地位，非傳統觀點只能呆在腳注。早在1980年，許多教科書，甚至關于國際貿易理論的調研文章，不再提及除了在偏好、技術、要素稟賦等外在差異的原因下產生貿易的可能性。 在1970年代，產業組織的研究員開始研究承認缺乏普遍性，但易于應用的不完全競爭模型。其中比較突出的是由像A·邁克·斯賓塞、阿維納什·迪克西特和約瑟夫·斯蒂格利茨這樣的作者在構建效用最大化和一般均衡框架下得出的Chamberlinian一般競爭模型。貿易理論學家很快就認識到了這些新模型為傳統模型提供了把報酬遞增作為國際貿易原因的必要框架。同時并分別地，阿維納什·迪克西特和維克托·諾曼（1980）、凱爾文·蘭開斯特（1980），和保羅·克魯德曼（1979）都發表過規模經濟會導致國家間壟斷競爭產業下產品的任意特化。這些模型很快就形成了觀念，即國家分工和貿易不只因為國家之間存在根本
差異，還因為報酬遞增導致了每種產品生產的地理集中性。實際上，從邏輯上講，報酬遞增和比較優勢同樣構成國際貿易的原因。 盡管新模型更清楚明了的解釋了報酬遞增，但它在國際貿易中的作用不是一個新理念。從新模型中得出的主要觀點是在世界經濟中由規模經濟驅動下的貿易的重要程度，不完全競爭也是如此。國際貿易理論因此和產業組織緊密相連。回過頭看，這個結論是顯然的。畢竟，大多數貿易是在經濟學家從國內角度毫無疑問歸類為寡頭產業的產品中產生的。然而，對國際經濟來說，這是一種激進的重新定位。 盡管貿易新模型挑戰了傳統的觀點，即所有的貿易都是利用比較優勢，但開始新貿易理論并沒有動搖貿易對參與國都是有利的觀念。如果有什么區別的話，把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引入貿易理論加強了貿易利得的觀點。除了從資源和技術上互補的差異獲利，貿易國能偶在各種產品的生產中分工，在維持或增加可用產品的多樣性的同時獲得增長的生產規模。誠然，次佳的不完全競爭世界不能保證實現貿易中的潛在利益。然而，大多數形式模型證明報酬遞增增加而不是減少國際貿易收益。而且，通過建立更大、更有競爭力的市場，貿易也許會減少封閉式經濟中不完全競爭帶來的扭曲。這樣看來新貿易理論的最初含義加強了貿易使好事的傳統觀點，因而為自由貿易加強了佐證。 然而，說自由貿易比不貿易好與說自由貿易比復雜的政府干預好又不是同一回事。自由貿易是最好的政策的觀點是放任的市場經濟理論的一部分，當然是在市場是有效的基礎上。如果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是解釋國際貿易的必要條件，然而，我們生活在次優世界，政府干預大體上能夠改善市場結果。這樣一旦非比較優勢模型在國際貿易中建立起地位，國際貿易理論家開始質疑是否關于貿易原因的新觀點暗示了關于適當貿易政策的見解。難道現存的規模經濟和不完全競爭又引起了反對自由貿易的新爭論嗎？ 反對自由貿易的新爭論 國際貿易的新觀點認為貿易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規模經濟而不是比較優勢驅動的，國際市場是典型的不完全競爭。這種觀點表明了兩個反對自由貿易的爭論，其中一個是全新的概念，另外一個是賦予新力量的本來存在的觀點。新看法是關于戰略貿易政策，它認為政府政策可以修正寡頭競爭條件，從而使得超額回報從外國公司轉移到國內公司。另一個觀點認為橫幅政策應該偏向產生外部性的產業，尤其是公司不能完全占用的知識的產生。 戰略性貿易政策 戰略性貿易政策爭論始于人們注意到在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的世界里，某些產業的一些幸運的公司也許能獲得比他們利用的資源的機會成本更高的回報。例如，假設規模經濟在某個產業里足夠大以至于整個世界市場中只有一個有利可圖的參與者；也就是說，如果兩家公司加入，它們都將招致損失。然后無論哪家公司在該產業中立足，它都會獲得無法與之競爭的超額利潤。 如果一國能保證得到超額回報的那個幸運兒是本國公司而非外國的，那么它能在損害別國的利益下提高自己的國民收入。在兩篇有影響的文章中，詹姆斯·布蘭德和巴巴拉·斯賓塞（1983,1985）指出在一定條件下，像出口補貼和進口限制等政府政策能夠阻止外國公司在有利可圖的市場中競爭。政府政策的作用和如對超額生產能力或研究發展的投資等戰略行動在寡頭競爭中起的作用大致相同，因此有了“戰略政府政策”。 原始的布蘭德-斯賓塞分析和載明它的著作使用了寡頭壟斷的分析：公司在基于其它公司的選擇上選擇自己研究和發展和/或產出的水平，均衡產生在公司反應函數相交處。然而，戰略性貿易政策概念的本質簡單到可以用一個數例表明。實際上，一個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