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仿跟隨、創新創造。要加快轉變外貿發展方式，從以貨物貿易為主向貨物和服務貿易協調發展轉變，從依靠模仿跟隨，向依靠創新創造轉變，從大進大出向優質優價、優進優出轉變。
我國的經濟發展應從出口導向型轉向內需拉動型。調整進出口結構問題。應重視提高我國出口商品的質量，應以質量取勝而不是靠數量取勝。總的來說，我國轉變外貿發展方式，應由貿易大國轉為貿易強國，由出口貿易粗放型的數量擴張，轉向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質量的集約型增長。
從依靠模仿跟隨向依靠創新創造轉變
隨著近幾年來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的蔓延，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的經濟造成重大沖擊，也暴露了我國出口依存度過高的失衡問題。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嚴重沖擊，是壞事，但另一方面它促使我國加快轉變發展方式，包括轉變對外貿易發展方式。
我國經濟發展中存在著外貿依存度過高的問題。2007-2009年，我國外貿依存度分別為63%、57%、44%，而大部分發達國家，外貿依存度一般在20%到30%之間。出口依存度過高，表明我國內需與外需的失衡。
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的成果，主要不是依靠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消化，有相當大的部分卻是依靠國外需求來消化。內外需求失衡，反映了我國消費需求不振。而消費需求不振，與收入差距過分擴大相關。
廣大低收入者潛在需求和實際生活需求大，但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或有效需求不足，有買的需求，但買不起。而高收入者已經什么都有了，不需再多花錢去買。
因此，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迫切需要縮小收入差距過分擴大的趨勢，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以擴大國內消費需求，減少出口依存度。從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的貢獻率來看，我國投資和凈出口的貢獻率不斷提高，而國內消費需求的貢獻率不斷降低，與國外形成巨大反差。
當前，中國在世界經濟發展中承擔著重要的責任，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說明中國已有一定的經濟實力。但中國原有的自然經濟，落后的生產力以及受其他國家壓迫的國情在我國經濟發展中遺留留了不少的問題。盡管中國經濟發展快速，但在發展中也出現了不少負面影響，比如環境污染和資源得不到有效利用等，因此，我們一直在探尋符合國情的經濟發展方式和產業結構。
那么，中國當前的經濟發展方式和產業結構存在什么問題呢？
中國乃是一個制造業大國，在制造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亦被譽為“世界工廠”。中國經濟的發展主要依賴于生產密集型的制造業，依賴于便宜的勞動力和便宜的資源環境這一優勢。但這對中國卻不一定是好事。因為中國一直以低廉的價格為外國人提供商品，提供服務，同樣的付出，中國的勞動人民卻只能得到很少的回報，未免也太不公平了。同時，我們還受“貿易保護”的壓制，“反傾銷”等矛頭直指中國，致使中國處于為人家提供廉價商品還要遭受人家打擊這一尷尬境地。另一方面，隨經濟發展，中國勞動力低廉這一優勢也將越來越不明顯，發達國家高污染高耗能產業往我國的轉移也對我國的環境和資源造成極大的污染和消耗，這種發展模式是無法持續的。此外，加工制造是產業鏈的底端，發達國家掌握了創意·營銷等高利潤環節，我國就如受資本家剝削的工人，一直在為他人創造財富。長此以往，我們就會失去與別人競爭的資本。
促使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分別是消費，投資和出口。在中國，由于過去我國沒有健全的社會保障和醫療服務體系，國民儲蓄較高，消費需求不旺，所以我國經濟依靠消費拉動并不明顯。加上我國自從改革開放以來，實行出口創匯，引進外資的戰略，當前我國對外貿易依存度為60%以上，經濟增長依靠外貿的比重很大，導致我們放棄了中國這個最有潛力的市場，同時，我國基于戰略的考慮，大力進行政府導向型投資，創造市場需求，拉動國家經濟增長，使國家經濟形成了出口依賴型與投資拉動型并存的模式。但是近年來隨著經濟的飛速增長，中國國民購買力明顯增強，加上金融危機的爆發，各國紛紛覬覦中國這塊市場。對于中國自己來說，更應該開拓自己的市場，通過消費拉動經濟增長。
同時，當前中國經濟發展很多情況下是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資源利用效率低這種發展是不可能長期帶來效益的，作為一個大國，我們是不甘心如此的，加上中國改革開放至現在的發展，經濟實力大大增強，我們有能力去實現一個產業的轉型，產業結構的調整，從而使我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走上可持續的發展道路。
那么，我們該如何推動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和產業結構的升級呢？
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必須實現三個轉變，一個方針，三個轉變：一是轉變以投資、出口拉動，轉為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二是由主要以第一、第二產業拉動向依靠第一、二、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三是由主要以消耗物質資源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和管理創新轉變
一個方針是堅持走新型工業傳統道路，堅持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的方針。
首先，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中國的勞動力優勢仍會存在，因此，中國不應放棄世界制造業大國的地位，但我們要提高產品的技術含量和檔次，出賣技術而不是勞動力。只有讓我們的競爭優勢有不可替代性，才能讓保證我們的地位，從而使我們把握主動權，提高企業員工待遇。當然，企業也應加強對員工的培訓，提高勞動者素質，大力發展教育事業，培養一批“有技術含量的”人才。主要有：深化改革，全面提高生產要素的使用效率。要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必須努力打破地區、部門和行業的界限，通過聯合投資、聯合生產以及專業化分工協作等手段來發展規模經濟，提高規模效益；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增長企業提高投入產出比的內在動力，使企業自覺地加強管理，在現有企業的基礎上進行技術改造，使實現集約型增長的有效手段；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必須加大科技進步在經濟增長的貢獻。體制轉變：要加快國有企業改革力度；建立失業保險、醫療保險、養老保險等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加快推進企業住房制度建設；健全規范社會中介機構，提高綜合管理水平，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供基礎條件，要充分吸收國外的先進管理經驗，改變傳統的管理模式，結合國情，不斷探索，不斷改進提高。
另外，我們應該在創意設計環節下功夫。一個產品的利潤多產于這個環節，因此我們要鼓勵自主創新，創造屬于自己的品牌。
還有，我國應當增加第三產業的比重，加快服務業的發展。服務業繁榮是一個必然的發展趨勢，作為一種新興的行業，它吸納就業的容量極大且知識含量高等優勢促使它廣為推崇。我國作為一個人口大國，絕對不可以放過如此好的一個機會。現代服務業急需一批有知識內涵的主力軍，因此我們要加大教育投資，把握好這個機遇。
我國依然是農業大國,農業占了人口的絕大多數。隨著社會經濟的飛速發展，國民收入出現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的現象。其中一個重大方面就是城市和農村的差距。農村缺少工作崗位以至于大量勞動力剩余，農村醫療，教育等也明顯比城鎮差，因此重視農業問題和新農村建設,改善農民生活也是刻不容緩的事情。要按照中央確定的“三農”工作具體要求，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把統籌城鄉發展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基本要求，把改善農村民生作為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內容，把擴大農村需求作為拉動內需的關鍵舉措，把發展現代農業作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大任務，把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和推進城鎮化作為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持久動力，按照穩糧保供給，增收惠民生，改革促統籌，強基增后勁的基本思路，毫不松懈地抓好“三農”工作。要牢牢把握“三農”這個基本立足點，牢牢把握推動資源要素向農村配置這個重要著力點，牢牢把握城鎮化與新農村建設協調推進這個戰略著眼點，牢牢把握城鄉改革聯動這個關鍵切入點，周密部署扎實推進。要動員全黨全社會關心農業，關注農村，關愛農民，積極支持和參與新農村建設。推動農業往高科技效率高發展，提高農民收入，從而拉動消費。
我國還應當調整好分配結構，縮小貧富差距，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建立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體系是社會穩定和國家長久治安的重要保證。建立多層次的社會保障體系，對于深化企業和事業單位改革，保持社會穩定，順利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具有重大意義。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有利于鼓舞國人消費，提高國人的消費水平，拉動內需，減小我國產業對外需的過度依賴。中國是一個極具潛力的市場，其他國家覬覦的市場，我們自己又怎能放過？經濟制度及產業結構的調整遠不只我們想像的那么簡單，改革中許多問題都極其棘手，正如壟斷行業的改革等等，都面臨極大的阻力。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仍有很長的路要走。
我國對外經濟發展戰略的主要目標，應該從單純的追求GDP增長轉向提高國民社會福利水平。這一目標并不否認促進GDP增長的必要性，因為一國GDP的增長是提高國民社會福利水平的主要途徑。然而，我們在追求GDP增長的同時，必須考慮為此所付出的代價。否則就會陷入只有經濟增長，沒有經濟發展的怪圈。國民社會福利水平的提高最終需要反映為個人收入的增加和社會財富的增加。除了收入和財富的增加，國民社會福利水平的高低還取決于良好的自然環境、生活環境、社會環境等等。所以我們要處理好經濟建設，人口增長與資源利用，生態環境保護的關系，要充分考慮人口承載力，資源支撐力，生態環境承受力，正確處理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的關系，統籌考慮當前發展與長遠發展的需要，不斷提高發展的質量和效益，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建立一個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
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和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也是一個充滿挑戰的過程，它需要政策的保障也需要有明確的綱領，牢牢把握發展方向，相信我們的國家會越來越強大，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最大挑戰———“中等收入陷阱”
他介紹,世界銀行把人均G D P在975美元以下的國家稱為低收入國家,小于或等于3855美元的,劃作中等偏下收入國家,人均G D P低于11900美元的國家劃為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大于11900美元的國家劃為高收入國家。
按照2009年的官方匯率,我國的人均G D P在當年達到3800美元,大致要跨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行列了。
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是2007年世界銀行在其報告《東亞復興》中首先提出的。文章稱,所有在跨越低收入陷阱管用的政策和發展戰略,到了中等收入階段基本上都不管用了,必須有新的發展戰略,新的手段來跨越,因此中等收入階段形成了一個獨特的發展階段。
蔡昉表示,經濟學中所說的“陷阱”實際上是一種“均衡陷阱”,是指一個經濟體長期處于某種發展狀態(通常是不發展狀態),即使由于某種外力的推動,一度改變了原來的狀態,或擺脫了初始的均衡,卻總是有一種內在力量將其拉回到原來的均衡上面,使整個經濟體長期處于恒定狀態,既難以自拔也難以借助外力解脫出來。
據他介紹,世界上1970年時處于同一起跑線的國家,在30年后出現了大分化。最發達的國家和地區進入了高收入階段,但還有相當多的國家仍然處于中等收入階段,這說明中等收入階段這個門檻不是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越的。
這批國家與地區中跨越中等收入門檻的是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其中現在日本人均G D P3萬美元,韓國人均G D P2萬美元。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是拉美國家,如巴西和阿根廷現在人均G D P仍在1萬美元以下。在20世紀四五十年代的時候,拉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