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我們所謂“茶馬古道”，實為源自古代的“茶馬互市”，即先有“互市”，后有“馬道”或“古道”。它主要穿行于今藏、川、滇橫斷山脈地區和金沙江、瀾滄江、怒江三江流域，是以茶馬互市為主要內容，以馬幫為主要運輸方式的一條古代商道。也是我國古代西部地區以茶易馬或以馬換茶為中心內容的漢藏民族間的一種傳統的貿易往來和經濟聯系之道。這種貿易有悠久的歷史，遠在唐朝就已有文獻可考。中唐以后，茶不但在內地有廣大的市場，而且運銷塞外。據史籍記載，早在唐中期，“世界屋脊”上就盛行飲茶之風，漢地物產在藏族地區惟茶葉一項最為人民所喜愛。當時輸入藏區的茶種應有盡有。如李肇《國史補》下卷中說：常魯公使西蕃，烹茶帳中。贊普問曰：“此為何物？”魯公曰：“滌煩療渴，所謂茶也”贊普日：“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日：“此壽州者，此舒州者，此顧諸者，此蘄門者，此昌明者，此琶邕湖者”。足見唐代已有各種茶葉從內地輸進藏區。
宋時內地茶葉生產有了飛躍的發展，“茶馬互市”也成為一種經常性的貿易。政府明文規定以茶易馬。元豐“四年（1081年），群牧判官郭茂恂言：‘承詔議專以茶市馬，以物帛市谷，而并茶馬為一司。臣聞頃時以茶易馬，兼用金帛，亦聽其便。近歲事局既分，專用銀絹、錢鈔，非蕃部所欲。且茶馬二者，事實相須，請如詔便’。奏可。仍詔雅州名山茶為易馬用。自是蕃馬至者稍眾。”（《宋史》《兵十二·馬政》）。
另一方面，沒有藏族人民的重視和支持，“茶馬互市”和“茶馬古道”也就無法形成。那么，藏族為什么重視“茶馬互市”呢？首先藏族人民對飲茶的愛好是任何其他的愛好都無法與之比擬的。有人形容藏族人民愛茶“倚為性命”。這種說法一點也不過分，無論任何時候，藏族人民招待客人首先端出來的就是茶，送的禮物第一項就是茶葉加哈達，購買東西首先要買的就是茶，出外旅行必帶的也是茶，家務繁多，最重
要的是煮茶。總之，藏族人民的生活中一時一刻也不能離開飲茶。他們渴了喝一點茶比什么都甜蜜；累了飲幾口熱茶能立即消除疲勞，提起精神；冷了喝一碗油茶（碎骨熬的茶）立刻暖遍全身，病了飲一口濃茶能解毒去病。難怪唐代皮日休為陸羽的《茶經》寫的序中說：“命其煮飲者，除瘠而病去，雖疾醫之不若也。”藏族用茶，確實是煮飲。有些地方，也像古代漢族人民那樣把茶當藥物服用。在藏族牧區，用煮過的茶喂牲畜，馬吃茶長膘快，牛吃茶增加奶量。尤其藏族人民平時食用肉食乳汗較多，喝茶可以解油膩，助消化。因此，對于長期以來過著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生活的藏族人民來說，雖不需要外界供給很多的東西，但是茶卻是絕對不可缺少的。正如南宋人閻蒼舒所說：“夷人不可一日無茶以生”（《續文獻通考》卷二二）。對于這一點，歷代的中原統治者最清楚不過了。因此，茶葉自宋以來不但成為中原王朝與西北、西南地區藏族之間的大宗經貿產品，而且也成為與藏族之間保持友好關系的物質力量和進行政治控制的經濟手段。
四川是全國著名的產茶區。其中名山的蒙山以夏禹足跡所至而有“禹貢蒙山”之稱，以入貢“仙茶”久負盛名并列諸經史。早在蜀國望帝以前，四川先民就發現了茶葉，經過藥用、食用，發展成為重要飲料。至今已有兩千多年的厲史。到了唐代，蒙山之茶列為貢茶之首，于是有了大詩人白居易：“茶中故舊是蒙山”之說。據《元和郡縣志》記載：“嚴道縣（漢代設榮經，唐代雅安”南十里有蒙山，今歲貢茶蜀之最”。到了宋代，茶葉生產已遍布川西各地，名茶四起，品名眾多，其中一部分“用于博馬，實行官營”。據文獻記載宋代熙寧十年（1077年）前設置的二十個買茶場，都在成都府轄區的眉、蜀、彭、綿、漢、嘉、邛、雅等州境內（《宋會要·食貨》），而宋代四川地區的產茶量也以川西平原四周為最多。兩宋政權為了對四川少數民族在政治上實行羈縻統治，在經濟上則茶禁極嚴，“使蕃夷仰我之重”（吳泳《鶴村集》卷三七）。對愿意服從并臣屬宋朝的民族則贈茶、出售茶葉和購買馬匹，因此“茶馬互市”便成了中央王朝與少數民族聯系的紐帶。
宋代居住在昌都、迪慶、甘孜等藏族地區的百姓是以藏族為主的“西蕃”的一部分，東部的康定、滬定等地，則屬漢藏民族雜居或交錯為鄰，漢藏之間經常保持著聯系。這里，從事小農經濟的封建生產關系慢慢地發展起來，許多封建主割據一方，互不相屬。雖然，宋朝統治勢力不能直接到達這里，但這里的封建霸主常派遣使臣向宋王朝貢獻馬匹和其他土產，并接受宋朝的封爵、賞賜。同時，民間百姓也經常把自己
的馬匹趕到漢源和雅安等地交換茶葉等生活必需品。但是，北宋時期的茶馬貿易市場主要還在西北地區。當時，宋朝與契丹對抗，需要大量軍馬，這些軍馬主要從西北地區的秦州（天水）、鳳州（鳳縣）和熙河（河州）等地的市場獲得。因為，這一帶的馬體格高大，最適合作戰馬用，而川西各地的馬（包括昌都、迪慶、甘孜藏族地區出產的馬）體格小，不宜作戰馬。正如《宋史·兵志》中記載：“市馬分而為二：其一曰戰馬，生于西郵，良健可備行陣，今宕昌、峰貼峽、文州所產是也；其二曰羈縻馬，產西南諸蠻，短小不及格，今黎、敘等五州所產是也。”可見當時川西的茶馬互市僅為羈縻諸少數民族而已，實際大量的戰馬來自西北的茶馬交易。
宋神宗熙寧六年（1073年），陜西（即西北）的茶馬道受阻，北路馬源告竭，這就是所謂“馬道梗塞”，但宋朝同西北少數民族的戰爭并沒有停止，所以仍然需要很多戰馬。在這種情況下才不得不把茶馬互市重點轉移到西南地區來，而主要是在川西，并辟了西路馬源。黎州和雅州，在當時既是通往藏族地區的要道，又是茶馬互市的中心之地，所以宋朝規定了“專以雅州名山茶為易馬用”（《宋史·兵志》）。并在名山設置“茶馬祠”統一管理茶馬交易。于是漸漸把原來民間零散的茶馬交換集中起來，使之成為有組織的市場。從此，大渡河以南和以西的廣大藏族紛紛來此貿易。有的一年一次，有的半年或三月一次，有的一月或兩月一次。每年單就官府所得額定馬匹達兩萬匹之多。公元1181年，僅黎州一處即市馬3341匹。
藏族尤喜雅州、名山等地的茶，所以宋朝規定這兩地的茶專用于博馬，不得它用。于是以茶馬為中心的漢藏民族貿易往來在昌都、雅安、漢源、康定之間，形成漢藏關系史上“茶馬互市”重要的經濟區。北宋時漢藏之間的茶馬交易主要在黎州，其貿易道路是由今天的瀘定之沈村、磨西面到漢源。南宋時則開碉門（今天全）為主要茶馬市場。因此，藏漢間的茶馬貿易道路改由打箭爐（康定）經瓦斯溝、天全至雅安。這樣一來，黎州的茶馬交易漸漸衰退。南宋對茶馬交易的規定是很嚴的，從西藏或甘孜藏族地區出來的藏族商人只能到碉門或黎州為止，不得直接到產茶的雅州和名山，漢商也不能逾此以西。直到元代，因雅州以及部分康藏地區在行政上均隸屬于陜西省，這種內外之限才打破，藏漢互市方由碉門西移至打箭爐（今康定）。
宋朝重視“茶馬互市”的主觀意圖除了經濟和軍事（或國防）需要之外，更重要的是從政治上考慮，概括為兩個字就是“羈縻”，正如南兵部侍郎陳彌所說：“祖宗設互市之法，本以羈縻遠人，不藉馬之為用，故駑駘下乘，一切許之入中”（《宋會要.兵》）。瀘州知州何愨在談到敘州設場市馬時說：“西南夷每歲之秋，夷人以馬請互市，則開場博易，厚以金、繒，蓋餌之以利，庸示羈縻之術，意宏遠矣”（《宋會要.兵》）。“茶馬互市”客觀上促進了藏地區的社會安定和經濟繁榮。兩宋時期，川西藏族地區未發生較大規模的動亂。同時，“茶馬互市”過程中，宋朝政府的商務機構在沿邊各地“召募蕃商，廣收良馬”，頻繁的商務貿易往來，促進了漢藏之間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的交流，也加快了康藏地區社會封建化的進程。藏區的馬匹和珠玉等土產從打箭爐輸出，經雅安輸入內地，漢族人民生產的茶葉、布帛等物資又大量地從雅安、漢源等地輸出，經打箭爐遠銷整個藏族地區。
有趣的是藏族人民至今稱茶為“甲”。據任乃強教授考證，漢族在古時也稱茶為“槚”，如陸羽《茶經》中說：“其名一日茶，二曰槚”；《爾雅》中說：“槚，苦茶”，《說文》“茶，苦茶也”，唐以前茶稱荼。郭璞《爾雅注》云：“槚樹小似桅子，冬生葉，可煮羹飲”。因此，認為今天藏族呼茶為“甲”實際是“槚”的譯音（見《西康圖經》）。這種說法是有道理的，茶在古時產生于內地漢區而不產于藏區，藏族對來自漢區的物產完全有可能借用漢族的稱謂。正如過去從漢地傳進藏族地區的蘿卜、白菜等菜類，就是借用漢語名稱而略有變音的。同樣今天藏語口語中許多現代設備也是借用外來名稱，如“電視機”“KTV”“VCD”等等。這是各民族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的必然結果。況且茶葉輸入藏區之始，正是藏文創字之時。藏文是根據印度古代梵文而創，而在古梵語中沒有茶和指茶的文字。因此，藏文在唐代初創時，對于唐朝輸進的茶葉沒有現存的詞匯，因此很有可能參用漢文的音義，即“槚”。
唐宋以來，漢藏人民之間通過“茶馬互市”或“茶馬古道”建立起來的交流和友誼，一直延續到元、明、清。元朝后，由于西藏正式納入祖國統一的版圖，并在西藏建立了以薩迦派為主的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權，中央王朝開始加強對藏區的治理。元世祖忽必烈率兵，一邊用武力征服康藏各地武裝，一邊派人沿途“招喻西番諸族酋長，以其民入附”，凡“內附”者授以世襲官職，并“璽書及金銀符”（《元史·世祖本紀》）。元采取了“因其俗而柔其人”的治藏政策，并在“茶馬古道”沿線建立了歷史上著名的“土官治土民”的土司制度。自此“茶馬互市”和“茶馬古道”的管理、經營均發生了重要變化。元朝為了加強對康藏地區的治理，十分重視前往西藏的交通暢通，把以“茶馬互市”為主干線的進藏交通線路，定為正式驛路，并一路設置驛站進行管理。元代，在川藏“茶馬古道”沿線共設置了十九處驛站。從此“茶馬古道”既是經貿之道、文化之道，又是國之道、沿藏之道、安藏之道。“茶馬古道”的戰略意義更加突出。對中央政府而言，“茶馬古道”的政治和軍事作用似乎重于經貿作用，到后來“茶馬互市”從直接由中央政府經營，逐漸引向任藏漢民間自由互市，互通有無。到了明代茶馬交易又開始興旺發達。明洪武十七年僅天全縣一帶，“是歲四川碉門（天全）茶馬司以茶易馬，騾五百九十”（《明太祖實錄》卷一六九）。天全、雅安地是明代藏漢之間茶馬交易的主要市場，據《明史》記載：“洪武二十年（1387年）六月壬午，四川雅州碉門茶馬司以茶一十六萬三千六百斤，易駝、馬、騾、駒百七十余匹”（見《明太祖實錄》卷一六九）。“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十二月，兵部奏：是歲雅州碉門及秦、河二州茶馬司市馬，得二百四十余匹”（見《明太祖實錄》卷一六九）。從這些數字可以看出當時茶馬互市的興旺景象。
昌都、甘孜藏族地區的各族人民，是茶馬互市的積極參加者。正如《明史》記載：“每歲長河西（今康定一帶）等處番商以馬于雅州茶馬司易茶”。當時茶馬交換的定價不是很穩定的，早期考慮到藏族人民到天全、雅安等地，來回路程遙遠，交通不便，因此一匹中等馬就可易茶一千八百斤，由天全茶課司支給。于是，來賣馬的人一天比一天多，生意興隆。后來，明王朝又開始實行低價購馬的政策，一匹上等馬僅給茶
葉一百二十斤，中等馬僅給七十斤，馬駒才給五十斤，以后甚至下降到上等馬八十斤，中等馬六十斤，下等馬四十斤（見《明太祖實錄》卷一九六）。這種不等價的交換，引起了藏族人民的極大不滿，許多藏族商人不愿做茶馬交易，迫使明朝在永樂年初“遞增其數”，于是市馬者又逐漸多起來，茶馬交易再度興盛。不過這種互市只限于官府，私人的茶馬交易當時是嚴格禁止的。明朝廷曾多次下令禁止私茶，并制定了“茶
引”制度，后來由“茶引”進一步發展到“引岸”制度。所謂“引岸”就是要固定地區，額定課稅標準，由明朝官方發給特許憑證—“茶引”。沒有茶引，不能經營茶業；有“茶引”者限制在一定地區銷售。雅安城南關有所謂“蠻市”，即明代茶馬互市舊址。明嘉靖中年，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