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A2A3B1B4B6 A2A3
資料來源：袁樹人，黃巖君，東北亞國際經濟合作與中國東北產業開發前景，東北師大學報，1995年。
表中符號為：A1資本，A2高技術，A3冶金、機械、化工產品等，B1勞動力，B2能源與礦物原料，B3建材與木材，B4以農畜產品為原料的輕工紡織工業產品，B5鮮活農畜產品，B6糧食。
從表2 中可以看出：賦存的資源要素以及以此為基礎形成的工農業產品在本區可大體分為兩類。其中，A類屬于資本和高技術資源要素及其工業制成品；B類包括勞動力和依托勞動力以及礦、林、草、土等自然資源要素而形成的初級產品。在東北邊境毗鄰的國家地區中，這兩大類的資源要素及其產品的賦存就總體而言，均相當豐富。各類資源要素的賦存及其比較優勢分布在各國各地區極不平衡，B類資源集中于朝鮮、蒙古，而中國東北和俄羅斯遠東兩種資源均豐富，但俄遠東以A類資源占優勢、中國東北以輕工業及糧食資源占優勢。形成了東北邊境兩側資源賦存的互補性[4]。
在政治、經濟及區位條件優越的地區組建跨國邊境自由經貿區，把邊境地區經濟納入雙向循環之中。區域經濟一體化已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主流，在亞太地區，由于各個國家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不同，不可能在大的范圍內形成區域經濟一體化[6]。但在某些邊境地區， 可利用邊境兩側互補的生產要素組建次區域性或雙邊跨國邊境自由貿易區。東南亞的新加坡、馬來西亞和印尼的成長三角為多國邊境地區的經濟合作提供了一個發展模式。圖們江三角地區的合作正在積極的醞釀中。在西南地區由中、泰、老、緬四國的結合部構成的“金四角”跨國經濟貿易合作區也正在逐漸形成。
綜上所述，中國與鄰國的沿邊對外開放，為中國邊境口岸體系的形成創造了有利條件，而邊境口岸的形成、發展與不斷完善，推動了內陸邊境地區社會的發展與經濟的振興。通過邊境口岸體系的職能作用的發揮，更加密切了中國與鄰國的地緣經濟聯系，無疑會促進中國與鄰國邊境地區經濟一體化的進程。
一、我國區域經濟發展政策的重心轉移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政府為了促進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為適應各發展階段的具體社會經濟形勢,進行了三次大的區域經濟發展政策的調整。根據區域政策重心的不同,可以將我國的經濟發展劃分為三大階段:
(一)以經濟效率為重心的發展階段
改革開放后,中央政府為了促進國內經濟的快速增長,在總結建國以來區域發展經驗教訓和借鑒西方發達國家區域發展理論的基礎上,突破了原有經濟體制下生產力均衡布局思想的束縛,充分認識到由于區位條件、產業基礎、投資效率等因素的差異,及資源因素的約束,認為全面均衡發展的狀況不可能在經濟發展的初期實現,以及在特定的歷史階段區域發展不平衡存在的客觀必然性;認為按照區域經濟增長理論的觀點,區域的發展也應該是有層次、分階段逐步進行的;認為在現有資源前提下,就應該先行發展具有絕對優勢、具有相對優勢且具有較強帶動作用的重點地區和重點部門,優先發展那些具有較強增長優勢的地區,以取得較好的投資效率和較快的增長速度,通過這些地區的發展及其擴散效應,帶動其他區域共同發展。
基于上述認識,我國在1978-1990年實施了以東部沿海地區為重點的非均衡區域經濟發展戰略。從“六五”計劃開始,我國的區域政策重心開始向東部沿海地區傾斜,并以提高國家經濟綜合實力、追求經濟整體增長效率為目標,全國形成了以東部沿海地區為主的對外開放格局,以及沿海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沿海經濟技術開發區——內地的梯度開放布局,對東部開放地區形成了與區域布局相對應的投資傾斜政策,產業結構優化調整政策和優惠扶持政策。
(二)注重效率兼顧公平的發展階段
以經濟增長為核心的發展戰略取得了一定效果,但也促使東、中、西三大經濟地帶經濟差距逐步擴大,梯度轉移的區域發展戰略受到了多方面的挑戰。外部環境的變化及內陸地區與周邊國家發展的貿易關系而產生的新的機遇,能源與原材料供應的不足迫切要求我國加快中西部的資源開發,各地區產業結構趨同現象日益嚴重等問題,使得中央政府在考慮經濟增長、提高效率的同時,不得不考慮到經濟發展的公平問題。所以,1990-1999期間,在促進沿海地區在繼續發揮其增長優勢的同時,國家加快了對中西部的開發開放,形成了沿海、沿江、沿線的經濟格局。中央政府希望通過這三大軸線的經濟布局促進內地的經濟發展,形成多層次、多渠道、全方位的對外開放格局。以此為標志,區域政策的重心由東部沿海地區的帶狀式發展演變為“以東部帶中部及西部”的軸線式發展模式。
(三)以注重公平為重心的發展階段
經過20多年的經濟發展,特別是外向型經濟的發展,我國的整體經濟實力有了明顯的增強,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就。但是,我國東中西部地區的差距并沒有縮小,反而仍然在逐步拉大,解決東西部的差距已經成為中央政府制定區域政策的立足點,區域政策的重心必須放在區域之間的公平問題上。注重公平的發展階段經歷了西部大開發(1999-2003年)和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2003年至今) 兩個時期。從“九五”開始,中央把解決地區發展差距,堅持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作為一項戰略性任務來抓。1999年9月,中央正式提出了西部大開發戰略,注重公平的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戰略正式啟動。以此為標志,中國區域政策的重心實現了第三次轉移。2003年10月,我國正式提出了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的計劃,2007年8月,我國又提出了建立東北經濟增長極的規劃,中央希望通過聚焦區域的發展,實現參與國際競爭與提高國際競爭力及降低區域差距。至此,我國最終形成了全方位的區域開發格局。
二、我國區域經濟發展政策的效應狀況
我國區域政策制定和實施的目標主要是為了實現社會公平和經濟效率,為實現這兩個目標所執行的區域政策整體效應主要表現為經濟增長、就業效應和收入效應等方面,其中又以經濟增長作為區域政策整體效應的主要評價指標。
從經濟總量上看,我國以經濟增長為目標的非均衡區域發展戰略及相應的區域政策,應該說取得了預期的效果。根據《中國統計年鑒》東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占全國GDP的比重都在50%以上的水平,并基本上保持上升的態勢,從1980年的51.13%逐步上升,到2006年達到60.00%。與全國經濟增長的水平相比較,東部沿海地區基本上快于全國的速度,進而保證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8%左右的經濟高增長速度,使得中國經濟總量與整體實力逐步提高。與此相反的是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總量比重基本上出現下降的趨勢,特別是中部地區,從1980年到2006年之間,下降了7個多百分點,西部地區也下降了1.8個百分點。
從改革開放到1999年之前中國區域政策的重心是經濟增長或注重效率,非均衡區域發展政策在促進全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伴隨著東、中、西部三大地帶的差距不斷拉大。1999年后,區域發展及區域政策重心轉向西部,西部地區投資和經濟加快增長,到2002年底,西部地區人均GDP已經達到了1978年的22倍,但是2001年和2003年間差距增長率的上下波動,再次說明在區域政策效應之外還有其他的因素也在影響區域差距。如2001年底中國加入WTO,有效地促進了外向型經濟的發展,這對東部沿海地區來說,無疑是促進其經濟增長的利好消息。但對中西部來說,可能會再一次拉大與東部地區的發展差距。不過,這種差距增長率再次拉大的經濟現象符合薩拉—艾—馬丁(Sala-I-Martin,1996)的“條件收斂”模式,即在區域經濟增長路徑中,某些外生因素的突然變化很可能會暫時地影響增長趨勢,但傳統新古典經濟學所考慮的因素卻最終會把經濟增長重新拉回到收斂的路徑上來�①。至此,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1978年以來中國區域政策在促進經濟增長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沒有明顯地縮小區域差距,區域經濟伴隨區域政策的執行,其差距在繼續拉大。
三、我國區域經濟發展政策效應分析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區域政策在以經濟增長為核心的第一階段取得了明顯的效應,這時的政策由封閉轉向相對開放,建設的重心由內地轉向沿海,東部沿海地區在國家區域政策的支持下,憑借其良好的自然區位優勢和經濟社會基礎,積極利用和發展外向型經濟,吸引了大量生產要素流入,帶動和促進了當地經濟的發展。東部沿海區域的極化效應,在提高就業率和增加人均收入的同時,促進了工業化進程和產業升級,從而為整個區域經濟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這種區域政策極化效應的取得,主要歸功于政策支持和區位優勢兩大因素。
首先,中央政府制定的對外開放政策作為外生變量,有效地增加了該區域的資源供給和來自海外的各種需求,極大地刺激了沿海極化區域的經濟發展。改革開放之前,與內地相比,沿海地區的自然資源比較匱乏,很多生產資料都要由內地供給,而當地的需求又不大,市場規模小,經濟發展緩慢。在對外開放政策的支持下,大量海外資金、先進技術和外資企業進入東部極化區域,使得該地區的發展資源相對豐富,市場規模也明顯擴大,為企業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環境,從而在微觀層面上改變了東南沿海地區的經濟增長模式。
其次,在對外開放政策的支持下,沿海地區日趨優化的地理位置不斷降低了國際貿易的運輸成本,增加了該區域的比較優勢,為該區域發展外向型經濟提供了良好的自然基礎。再加上該區域內原有的產業經濟基礎,使其能夠很容易地接納外來經濟并與之融合,形成產業集聚和規模經濟。不論是以紡織為代表的傳統產業還是以電子信息與生物技術等高科技產業,產業聚集區域主要在東部沿海地區,這就為該區域極化效應的持續發揮,經濟的持續增長奠定了堅實的微觀基礎。
注重效率兼顧公平的第二階段區域政策在于促進形成東中西三大區域發展關聯互動機制,有效消除極化區域和非極化區域的經濟差異,進而帶動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但遺憾的是東南沿海外向型經濟發展很大程度上處于本省或本地區內的封閉式循環,且由于東中西部地區之間的市場分割,不能形成相對合理的產業分工與合作體系,兩者間也就沒有形成較好的擴散效應及產業關聯效應,東部對中西部發展的帶動力不強、輻射范圍有限、作用效果不大。該階段區域政策效應不強,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原因:
第一,政府對區域發展特征和發展階段認識不足,造成區域政策工具單調和創新不足。由于地理位置的差異,中西部和東部地區的區位差別明顯,不僅僅表現為因遠離海港而帶來對外貿易運輸成本的不斷提高,還表現為經濟不發達而帶來人口規模小和市場分散,也表現為歷史和傳統所造成觀念和制度上的差別。由于區域政策工具沒有出現因地制宜的創新,仍然沿用東南沿海地區開發中所采用的資金投入和政策傾斜,雖然政府希望通過政策導向作用來吸引資本和企業進入中西部地區,從而促進區域經濟的共同發展,但是對于以追逐利潤為天性的資本和企業來說,當中西部地區難以提供和東部沿海地區同樣的機會,甚至存在更大的不確定性風險時,他們不會進入,更不可能在這些地區集聚,這樣就很難在中西部地區形成良好的經濟發展態勢。
第二,區域政策的實施沒有形成區域互動發展機制,東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關聯性仍然很低,從而導致中西部地區難以承接東部產業轉移。客觀上雖然存在梯度轉移理論,但是在經濟實踐中,如果區域間經濟發展差距懸殊,梯度相差太大,或者還存在其他影響因素,那么實現產業轉移就很困難。目前,東部沿海地區已經進入工業化中期,無論是需求方面還是供給方面,對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依賴性不是很大,仍然主要是以外向型經濟為主,發展“以進帶出”的經濟增長模式,外貿依存度非常高。中部地區經濟發展較好的省份也只處于向工業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