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中國對外貿易發展面對國內外形勢十分復雜。國外需面對世界經濟既有短周期又有長周期、超長周期運行的大趨勢，中國對外貿易在既定軌道內運行，尚有規律可循；難以把握的是世界格局、結構、秩序等非常規、非經濟因素綜合影響、主導著世界政治、安全與經濟三大體系重構，百年變局在沖擊中國外貿。美國在醞釀有利于自己發展的全球新戰略，對中國外貿發起多輪次“攻擊”，一定程度上被迫脫離常規軌道運行。國內我們正值改革開放關鍵期，重要的內政與外交，政治與經濟課題交織一起，故2019年中國外貿經歷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分析當前中國對外貿易運行大勢，已經不能以常規理論展開，進而得出簡單的結論。中國希望穩外貿，國際形式卻“樹欲靜而風不止”！且看我一一道來。
金柏松：2019年中國對外貿易形勢分析與2020年中國經濟展望
一、2019年對外貿易形勢的要點
2019年我國外貿在多因素影響下處于低增長、負增長態勢。
1、2019年我國對外貿易，海關統計前11月出口以人民幣計價15.55萬億，增長4.5%，估計全年出口增長4.4%；進口前11月12.95萬億，持平，估計全年增長0.3%；貿易順差預計增加30%以上？
按美元計價，前11月出口下降0.3%，估計全年出口增長0.3%；進口前11月降4.5%，估計全年下降3.9%；預計貿易順差增長40%？
2、從匯率變化分析。2019年我國人民幣對美元年均匯率估計在1：6.93，比18年均匯率1：6.62，貶值約4.52%。
估算2019年美元指數年均98.10，比18年均值95.01，年升值約3.3%。
CFETS人民幣兌一攬子貨幣匯率指數以2014年為100，2015年一度升至105，隨后逐步貶值，2019年9月貶值至91水平。
今年上半年中國外貿進出口總值同比增長8.3%，增長的主要原因簡單來說是對中國出口的需求增加及內部供給也吃緊的雙向影響，具體分析如下。
出口的需求國家在面對疫情時有大范圍的躺平共存的心態，使得內部生產力不足，價格上漲，此時對價格更有優勢的國內商品需求就上升了；
當前歐美高通脹，出口產品價格上漲帶動出口金額提升，這使得我們國內對進口業務需求的下降；海外通脹是推動5月進口規模上漲的最主要因素；
另外，近期穩外貿政策持續加碼取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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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目前的良好出口市場，它是海外通脹給國內出口增速帶來較大機會，受此影響預計未來幾個月國內出口還將保持增長，進而期望國內的出口商們可以考慮適度增加商品價格，少些內卷，讓大家都多些利潤，以備讓公司內部福利更加好一些，現在的情況是業務再增加，可各個商家都在說利潤低，很難生存，有怎么給員工漲工資的問題；另外，也要認識到出口高基數、海外復工、國際形勢等抑制國內外貿的因素依然存在，因此對于未來出口增長不宜過于樂觀，保持良性經營才是首選；還有，5月進口增長主要為價格因素導致，未來在關注海外通脹變動的同時，也要關注國內生產和需求的恢復情況。
面對這個問題，看很多都再說失業率上升這個事情，崗位的需求其實是足夠，可情況就是企業找不到合適的人，待業者說沒有工作可上。這或許就是因為企業利潤低，給出的工資低，待遇差，沒人愿意去。人民沒錢，哪來的內需？因此，要想走出內卷，是我們未來必須要做好的事情，外貿商品需要漲價，勞動者需要漲工資。
對外貿易政策有自由與保護之分，縱觀各國對外貿易政策的歷史，基本上都經歷了由保護到自由再到保護的過程。中國外貿政策的發展演變過程也始自保護貿易政策。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國際經濟環境的不斷變化，中國對外貿易政策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存在不同的特點，理論依據也在不斷地更新，具體的貿易措施在不斷改進和完善，對外貿易的國別和區域政策開始逐漸得到重視。
根據經濟發展階段以及面臨的國內外形勢的不同，中國的對外貿易政策劃分為四個階段：(1)1949-1978年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國家統制型的封閉式保護貿易政策；(2)1978-1992年改革開放后有計劃商品經濟體制下的國家統制型的開放式保護貿易政策；(3)1992-2001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入世前具有貿易自由化傾向的保護貿易政策；(4)2001年中國正式加入wto后的逐漸與wto規則相適應的規范的公平與保護并存的貿易政策。
一、建國后改革開放之前的國家統制型的封閉式保護貿易政策（1949-1978年）
1949年9月通過的政協會議共同綱領規定，中國對外貿易政策是“實行對外貿易的管制，并采用保護貿易政策”，明確指出中國對外貿易政策的保護傾向。同時，由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中國的經濟封鎖和禁運政策，使得自力更生和自給自足成為中國發展經濟的指導思想。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下，中國選擇了在資金短缺的經濟中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工業化戰略，使對外貿易成為調劑余缺的手段，對外貿易政策的目標就是換取進口必要機器設備所必須的外匯，基本上忽略了對外貿易的效率原則。
在這個階段，中國執行的是國家統制型的封閉式保護貿易政策。具體而言，在對外貿易體制上建立了傳統的“高度集中、獨家經營、政企合一”的形式，完全由政府來取代市場進行資源配置；在政府的對外貿易管理手段上，基本以行政計劃為主，主要靠計劃和數量限制來直接干預進出口，不參與世界性的貿易組織，很少進行雙邊經濟貿易合作（除了早期與蘇東國家之間的經濟來往）；同時對外貿易的目的主要是創匯，為滿足必須的進口對外匯的需求，而采取人民幣幣值高估以及外匯管制的匯率政策（從中國對外貿易的數據來分析，人民幣幣值高估實際上鼓勵了進口，抑制了出口，導致建國后20年中出現進口贏利，出口虧損的局面）。
在對外貿易戰略方面，中國此時基本上采取的是“進口替代”戰略。在1960年之前選擇的進口替代行業基本上是重工業，這與中國當時的工業化戰略是相輔相成的，隨后才開始有計劃地引進部分基礎工業。但是，與拉美國家的經歷相同，完全的進口替代政策也導致國際收支狀況日益惡化，外匯收不抵支；引進的技術和設備消化吸收不良；企業缺乏發展的動力，即使是先進技術設備的引進，一段時間后，又成為落后。
在此階段，政府也采取進行進出口管制、征收關稅、海關監管和商品檢驗等具體的貿易措施。制訂關稅政策的目的是“保護國家生產”和增加財政收入，保護國家生產就是用較高的關稅稅率加重進口商品的成本，以保護中國已有一定基礎的手工業和輕工業產品以及其它新興工業產品的正常生產和發展，不致遭受外來商品的競爭。
二、改革開放后有計劃商品經濟體制下的國家統制型的開放式保護貿易政策（1978-1992年）
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明確了對外貿易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戰略地位和指導思想。由于經濟體制從嚴格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商品經濟體制，使得中國對外貿易政策開始變化。這一階段對外貿易政策的主要標志有兩個，一是1982年1月黨中央書記處會議，它為對外經濟工作確定了理論基礎和指導思想；二是1986年“七五”計劃的公開發表，為對外貿易戰略設計了明確的藍圖。此外，中國在1986年7月正式向關貿總協定(gatt)遞交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制度備忘錄》，提請恢復中國在gatt的創始締約國地位。
根據外貿體制改革的力度，可以把這一階段區分為1978-1987年、1988-1992年兩個時期。前一時期是改革初期，對外貿易體制改革主要體現在下放對外貿易經營權，開始工貿結合的試點，簡化對外貿易計劃的內容，并實行出口承包經營責任制度。后一時期的對外貿易體制改革的重點則體現在外匯管制制度的放寬、出口退稅政策的實行、進出口協調服務機制的建立、開始鼓勵發展加工貿易。
對外貿易政策著重體現在獎出限入的政策上：(1)采取出口導向戰略，鼓勵和扶持出口型的產業，并進口相應的技術設備，實施物資分配、稅收和利率等優惠，組建出口生產體系；實行外匯留成和復匯率制度；限制外資企業商品的內銷；開始實行出口退稅制度；建立進出口協調服務機制等一系列措施。(2)實施較嚴格的傳統進口限制措施，通過關稅、進口許可證、外匯管制、進口商品分類經營管理、國營貿易等措施實施進口限制。(3)鼓勵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的政策，鼓勵利用兩種資源、兩個市場和引進先進技術。
比較優勢理論逐漸成為中國開展對外貿易的理論基礎。中國對外貿易國別結構和進出口的商品結構明顯地體現了這一點。中國出口的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產品，進口的主要是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產品。與改革開放前相比，這一階段的對外貿易政策更注重獎出與限入的結合，實行的是有條件的、動態的貿易保護手段，因此稱此階段的對外貿易政策為國家統制下的開放型保護貿易政策。
三、入世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有貿易自由化傾向的保護貿易政策（1992-2001年）
1992年10月后中國進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階段，對外貿易政策開始進行廣泛的改革。
中國在進口限制方面的改革包括：(1)對關稅政策進行調整，1992年1月1日采用了按照《國際商品名稱和編碼協調制度》調整的關稅稅則，并降低了225個稅目的進口稅率。其后進行多次的關稅下調，到1996年中國的關稅總水平已經下降到23%。(2)減少、規范非關稅措施，包括進口外匯體制的改革，實行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大量取消配額許可證和進口控制措施，配額的分配也轉向公開招標和規范化分配制度。(3)依據gatt/wto的規則對中國的涉外法律體系進行完善，其中包括建立了大量的技術法規、反傾銷條例等。
在出口促進方面的改革包括：(1)繼續執行出口退稅政策；(2)成立中國進出口銀行，扶持企業的對外出口；(3)采取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4)成立各類商會和協會，并積極組織和參與國際性貿易博覽會和展覽會等；(5)大力發展出口援助等。
在這個階段，中國政府干預對外貿易的目的盡管與改革開放前不同，但是依然受到古典重商主義觀念的影響，奉行“順差就是成績，順差就是目的”的“順差至上”的重商主義思想，不遺余力地從事賠本出口創匯。這種觀點應該說沒有脫離中國的傳統經濟思想——“未雨綢繆”、“防患于未然”等保守的觀念。但是，長期的越來越大的貿易順差雖然給中國帶來了某種程度的“放心”，也為中國“創造”了越來越多的貿易摩擦。
這10年中，中國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的基本指導理論實際上就是比較優勢理論，而且從靜態比較優勢理論開始向動態比較優勢理論轉移。根據靜態比較優勢理論，或者說是外生比較優勢，中國是勞動力豐裕的國家，有數字表明，中國勞動力的年均工資大約為1371美元，是美國勞動力年均工資的2.2%。所以中國大力發展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并鼓勵出口勞動力密集型產品。自1996年開始中國的機電產品出口取代了傳統的紡織品成為最主要的出口產品，表面上看中國已經走出了勞動力密集型產品的出口這個圈子。但是，因為90年代全球經濟增長，以及經濟全球化和跨國公司的全球生產鏈的轉移，使得中國成為全球生產中的一環，跨國公司進入中國主要進行的資源配置就是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動力。這里所說的廉價勞動力不等同于簡單勞動力，它包括跨國公司廉價地在中國雇傭高級技術人員和知識人員。這一點表現在兩點上：一是中國的出口貿易方式主要是以加工貿易、代工貿易為主，二是三資企業出口比重逐年在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