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虧損嚴重，又不能退出生產領域，而新興產業、高新技術企業大量缺乏資金、缺乏人才，又不能進入壟斷性行業，受到多種發展的人為限制；大量非熟練或低技能的勞動力日益過剩，需要下崗分流，同時又缺乏大量的專業人才、管理人才和技術熟練的勞動者。因而必須對國民經濟結構實施戰略性調整，大力調整傳統產業，這也是大幅度降低能源消耗，調整以煤為主的能源消費結構，減少大量工業污染的根本性舉措之一。
專欄27 中國能源消耗浪費嚴重 節能壓力加大
據國土資源部的統計數字，“十五”初期全國大于25度陡坡耕地9100萬畝，約占總耕地面積的5%，且其中只有不足18%改造成了梯田。這些坡耕地多分布在長江、黃河中上游主河道和支流水系岸邊，造成嚴重的水土流失，每年僅貴州、四川、重慶就有6億噸泥沙流入長江，陜西省陜北丘陵溝壑區每年流入黃河的泥沙量達8億噸，加劇了大江大河下游的洪災隱患。過去迫于糧食自給壓力，陡坡退耕是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現在可以借助農業結構調整的有利時機，大規模實現“一退三還”，即退耕還林還草還湖。2000年新開工的西部“十大工程”中，中西部退耕還林（草）河生態建設及種苗工程，計劃退耕515萬畝，人工種林種草648萬畝。
（二）全球化是中國解決資源環境問題的歷史性機遇。
（三）技術力量在不斷增強，技術進步加速將導致我國物耗和能耗強度持續下降。
在經濟全球化和知識技術迅速向全世界擴張的時代，通過技術引進，技術創新，中國可以在環境保護方面實現“跨越”式的發展。正如直接采用數字無繩電話系統，跳過傳統的有線插入系統，發展中國家有可能跳過污染密集型技術，從一開始就可以采用低能耗、低污染的技術，沒有必要重走美國和其它工業化國家的老路。
在過去50年中國的能源與污染強度（指單位產值能耗和排污量）經歷了迅速增長階段，之后呈現不斷下降趨勢，這反映了中國經濟結構變動與技術進步的作用。由于技術進步的的影響，我國農業化肥、農藥和礦產品的消耗強度在下降，并且伴隨著產業結構調整，重化工業比重下降，第三產業不斷上升，單位產值能耗在下降，單位GDP污染排放強度在下降。我國萬元GDP能源消耗量1977年達到最高峰之后，二十多年來持續減少，1998年的消耗強度僅相當于1977年的1/3，已經低于1953年工業化初期的水平。但是從國際比較來看，中國的能源利用效率不僅遠遠低于發達國家，也低于低收入國家，以1995年單位能源產出GDP來衡量，中國的能源效率僅相當于印度的1/2，世界平均水平的1/3，美國的1/4，日本的1/9，這說明，中國的能源利用效率尚有很大的提高余地。今后國家將繼續加快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加大產業結構的調整步伐和技術改造的力度，尤其是限制淘汰工藝、設備落后的過剩生產能力，推廣新技術、新工藝，降低產品的能源消耗、原材料消耗以及水資源消耗，推行清潔生產技術和發展環保產業，將為從源頭控制污染和保護環境提供最有力的支持，與此同時能源密集程度較低的服務業和信息產業的迅速發展，今后我國單位能源強度將以更快的速度下降，總污染排放增長率將進一步減緩，逐漸擺脫傳統的能源密集型工業為主的結構，有可能尋求一條“清潔生產”的發展途徑。
意味著日本2020年經濟陷入萎縮。
2021年1月21日，日本財務省公布的初步統計結果顯示，受汽車等產品海外需求大幅下降影響，2020年日本出口額比上年減少11.1%，這是日本出口連續兩年下降。 財務省當天同時發表的月度數據顯示，2020年12月日本出口額出現25個月來首次同比增長，增幅為2%；當月進口額同比減少11.6%，連續20個月同比下降。 日本財務省表示，這主要是受2個方面因素的影響：
1、中、美貿易紛爭下，日本出口外需放緩。
隨著世界最大的2大經濟體——中國和美國的貿易再度升級，這不僅影響中國和美國雙方，而且對于世界經濟，特別是外貿沖擊大。路透社稱出口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對中國半導體制造設備和汽車零部件發貨量下降。路透社認為，國際需求的放緩，對依賴貿易的日本經濟持續造成壓力，日本未來增長前景在不斷惡化。 從國家和地區來看，由于中國經濟迅速實現復蘇，日本非鐵金屬、汽車及塑料對華出口顯著增長，拉動日本全年對華出口增長2.7%至15.0829萬億日元。而日本的出口連續下滑，這也加劇了遷延日久的中、美貿易對全球需求和經濟成長影響的擔憂。至于日本未來的出口和日本經濟，經濟學家評論稱，展望未來，中、美貿易紛爭導致的供應鏈需求疲軟應該會對出口造成壓力。
2、疫情期間工廠活動暫停。
由于汽車、發動機、航空類產品出口下滑，日本對美國出口下降17.3%至12.6125萬億日元，連續兩年出口下滑；對歐盟地區出口減少14.6%至6.4618萬億日元。由于疫情蔓延導致全球訂單減少、需求下滑，豐田在3月23日宣布，從4月3日起暫停日本本土5家工廠內7條生產線的生產，包括高岡工廠的第1生產線，堤工廠的第1與第2生產線，田原工廠的第1與第3生產線，九州工廠的第1生產線，以及日野汽車羽村工廠的第1生產線。此次停產預計將使豐田減少3.6萬輛的產量，為此，豐田將順勢削減普銳斯、4Runner以及多款雷克薩斯品牌車型的出口量。同日，豐田、本田、鈴木和日產也表示，由于疫情蔓延，它們在印度的工廠已經暫停運營。另一家日本車企馬自達在日本、墨西哥、泰國等地也做出停產決定。
2020年，我國外貿新業態蓬勃發展。海關總署發布的數據顯示，2020年我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32.16萬億元，比2019年增長1.9%，創歷史新高。
對外貿易政策有自由與保護之分，縱觀各國對外貿易政策的歷史，基本上都經歷了由保護到自由再到保護的過程。中國外貿政策的發展演變過程也始自保護貿易政策。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國際經濟環境的不斷變化，中國對外貿易政策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存在不同的特點，理論依據也在不斷地更新，具體的貿易措施在不斷改進和完善，對外貿易的國別和區域政策開始逐漸得到重視。
根據經濟發展階段以及面臨的國內外形勢的不同，中國的對外貿易政策劃分為四個階段：(1)1949-1978年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國家統制型的封閉式保護貿易政策；(2)1978-1992年改革開放后有計劃商品經濟體制下的國家統制型的開放式保護貿易政策；(3)1992-2001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入世前具有貿易自由化傾向的保護貿易政策；(4)2001年中國正式加入wto后的逐漸與wto規則相適應的規范的公平與保護并存的貿易政策。
一、建國后改革開放之前的國家統制型的封閉式保護貿易政策（1949-1978年）
1949年9月通過的政協會議共同綱領規定，中國對外貿易政策是“實行對外貿易的管制，并采用保護貿易政策”，明確指出中國對外貿易政策的保護傾向。同時，由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中國的經濟封鎖和禁運政策，使得自力更生和自給自足成為中國發展經濟的指導思想。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下，中國選擇了在資金短缺的經濟中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工業化戰略，使對外貿易成為調劑余缺的手段，對外貿易政策的目標就是換取進口必要機器設備所必須的外匯，基本上忽略了對外貿易的效率原則。
在這個階段，中國執行的是國家統制型的封閉式保護貿易政策。具體而言，在對外貿易體制上建立了傳統的“高度集中、獨家經營、政企合一”的形式，完全由政府來取代市場進行資源配置；在政府的對外貿易管理手段上，基本以行政計劃為主，主要靠計劃和數量限制來直接干預進出口，不參與世界性的貿易組織，很少進行雙邊經濟貿易合作（除了早期與蘇東國家之間的經濟來往）；同時對外貿易的目的主要是創匯，為滿足必須的進口對外匯的需求，而采取人民幣幣值高估以及外匯管制的匯率政策（從中國對外貿易的數據來分析，人民幣幣值高估實際上鼓勵了進口，抑制了出口，導致建國后20年中出現進口贏利，出口虧損的局面）。
在對外貿易戰略方面，中國此時基本上采取的是“進口替代”戰略。在1960年之前選擇的進口替代行業基本上是重工業，這與中國當時的工業化戰略是相輔相成的，隨后才開始有計劃地引進部分基礎工業。但是，與拉美國家的經歷相同，完全的進口替代政策也導致國際收支狀況日益惡化，外匯收不抵支；引進的技術和設備消化吸收不良；企業缺乏發展的動力，即使是先進技術設備的引進，一段時間后，又成為落后。
在此階段，政府也采取進行進出口管制、征收關稅、海關監管和商品檢驗等具體的貿易措施。制訂關稅政策的目的是“保護國家生產”和增加財政收入，保護國家生產就是用較高的關稅稅率加重進口商品的成本，以保護中國已有一定基礎的手工業和輕工業產品以及其它新興工業產品的正常生產和發展，不致遭受外來商品的競爭。
二、改革開放后有計劃商品經濟體制下的國家統制型的開放式保護貿易政策（1978-1992年）
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明確了對外貿易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戰略地位和指導思想。由于經濟體制從嚴格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商品經濟體制，使得中國對外貿易政策開始變化。這一階段對外貿易政策的主要標志有兩個，一是1982年1月黨中央書記處會議，它為對外經濟工作確定了理論基礎和指導思想；二是1986年“七五”計劃的公開發表，為對外貿易戰略設計了明確的藍圖。此外，中國在1986年7月正式向關貿總協定(gatt)遞交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制度備忘錄》，提請恢復中國在gatt的創始締約國地位。
根據外貿體制改革的力度，可以把這一階段區分為1978-1987年、1988-1992年兩個時期。前一時期是改革初期，對外貿易體制改革主要體現在下放對外貿易經營權，開始工貿結合的試點，簡化對外貿易計劃的內容，并實行出口承包經營責任制度。后一時期的對外貿易體制改革的重點則體現在外匯管制制度的放寬、出口退稅政策的實行、進出口協調服務機制的建立、開始鼓勵發展加工貿易。
對外貿易政策著重體現在獎出限入的政策上：(1)采取出口導向戰略，鼓勵和扶持出口型的產業，并進口相應的技術設備，實施物資分配、稅收和利率等優惠，組建出口生產體系；實行外匯留成和復匯率制度；限制外資企業商品的內銷；開始實行出口退稅制度；建立進出口協調服務機制等一系列措施。(2)實施較嚴格的傳統進口限制措施，通過關稅、進口許可證、外匯管制、進口商品分類經營管理、國營貿易等措施實施進口限制。(3)鼓勵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的政策，鼓勵利用兩種資源、兩個市場和引進先進技術。
比較優勢理論逐漸成為中國開展對外貿易的理論基礎。中國對外貿易國別結構和進出口的商品結構明顯地體現了這一點。中國出口的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產品，進口的主要是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產品。與改革開放前相比，這一階段的對外貿易政策更注重獎出與限入的結合，實行的是有條件的、動態的貿易保護手段，因此稱此階段的對外貿易政策為國家統制下的開放型保護貿易政策。
三、入世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有貿易自由化傾向的保護貿易政策（1992-2001年）
1992年10月后中國進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階段，對外貿易政策開始進行廣泛的改革。
中國在進口限制方面的改革包括：(1)對關稅政策進行調整，1992年1月1日采用了按照《國際商品名稱和編碼協調制度》調整的關稅稅則，并降低了225個稅目的進口稅率。其后進行多次的關稅下調，到1996年中國的關稅總水平已經下降到23%。(2)減少、規范非關稅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