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白銀是貨幣的本位，白銀的貨幣單位是“兩”，作貨幣時講作“銀兩”。白銀的價貴，一個男性全勞力的月收入一般在1-2兩，在偏遠的地區，一畝土地的價格只不過幾兩，所以銀兩的日常使用很不方便，如果拿了一塊約一兩的銀子去買東西，日常生活用品僅值幾分銀錢，于是店家就要把你多付的銀子稱還給你，一般的情況下，碎銀不能稱到該還的錢的分量，于是只好用專用的鉸刀把碎銀鉸碎，直到稱到該付還的分量為止。今天人們把店家付還客人多付的錢講作“找”，所找的錢講作“找頭”，據考證就是“鉸”的訛讀和訛寫。
銀子價貴，于是同時流通一種輔幣——輔助用幣，就是銅錢，銅錢通常為圓餅狀，中間開方孔，俗呼“孔方兄”，在清道光以前，一兩銀子一般可兌換1500枚銅圓。銅圓的價賤，但3枚銅圓就可以吃上一頓不錯的早餐，10枚銅圓足以混一頓中飯或夜飯，古代千枚銅圓相串稱之一“貫”，這個“貫”就是“串頭繩”。昆劇傳統劇目《十五貫》描寫肉商尤葫蘆借得本金十五貫，星夜醉歸，被賭徒婁阿鼠謀財害命的故事，古代銅錢每斤約75枚，每貫千枚重10余斤，尤葫蘆單身攜約200斤銅錢星夜醉歸，婁阿鼠只身盜約200斤銅錢潛藏，似乎是不太可能的事，于是后人對《十五貫》故事的可靠性和真實性表示極大的懷疑。
白銀價貴，使用起來不方便，而銅圓價雖賤，使用起來也不方便，于是人們習慣把5枚銅圓相串，講作一“花”，猶如今天的公交車售票員，收進“一角”的角幣后就將10枚角幣用紙相包，作一元錢的“找頭”一樣。今天的吳方言把“幾多”、“多少”講作“幾花”，就是從古代銅圓的使用方式來的。
墨西哥鑄鷹洋
墨西哥合眾國建立后，逐步恢復銀礦的開采與銀元鑄造。約1860年后，墨西哥銀元開始進入中國，進入上海，被上海人叫作“墨西哥銀元”，省稱“墨銀”或“墨洋”。它的正面圖案是一飛鷹抓一蛇，于是又被叫作“鷹洋”，也許“鷹”的筆劃太繁了，也被以諧音寫作“英洋”，以致后人誤以為它是英國鑄銀元。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里，白銀和銀元是上海的通貨和貿易結算貨幣。在習慣上，通常大宗貿易是以銀兩結算的，如政府的借款，對外訂貨等，而小額的民間貿易通常以銀元結算。既然存在兩種不同的而又同時流通的貨幣，貨幣就會產生浮動的比價。當市場需要銀元時，銀元價會上升，反之，則會下降。但是，這種比價一般只限于“厘”(兩的百分之一單位)之間浮動，于是銀元的行情就被講作“洋厘”，老上海把行情講作“洋厘”也是從這里產生的。不過，滬語“鈿”與“厘”的發音十分接近，今人已弄不清“洋鈿”與“洋厘”之間的差別了。
近代以后，上海日常生活中主要用銀元和銅圓。1860年時，一銀元約可兌1500枚銅圓。到了1925年，一銀元約可兌2400枚銅圓。二者之間比價很大，而其間又沒有(或缺少)中間貨幣，這給生活帶來不少不便和麻煩，如當時買一副大餅油條只要6個銅板，如你身上只有一塊大洋，也許你就有可能因對方無法找兌而吃不到。于是上海街頭隨處分散著許許多多的exchange(兌換店，也稱“錢莊”)，隨時可以銀元兌銅圓，也可以用銅圓兌換銀元，店主為客人提供服務，他也以貨幣差價賺點微利。1933年出版郁慕俠著《上海鱗爪·兌換銅圓》中講：各煙紙店除出賣煙紙雜貨外，而兌換一項，也是它們的主要營業。且輾轉之間所得盈余比較煙紙來得多，故一店生意的盛衰全靠兌換的多寡而定。
西班牙鑄本洋
公元1521年墨西哥淪為西班牙的殖民地，西班牙統治墨西哥時期，他們利用墨西哥豐富的銀礦鑄造銀幣，這種銀幣先流入歐洲，又通過歐洲對遠東的貿易流入南洋，大約在明代后期從南洋流入中國的廣東、福建一帶。其正面圖案是西班牙國王頭像，背面是垂雙柱的西班牙皇室徽記。廣東、福建一帶稱外國為“番”，稱外國人為“鬼子”，于是這種銀元進入中國后被叫作“番銀”、“鬼頭洋”、“雙柱洋”等名，清康熙開放海禁后，又大量傳入上海，上海人稱其為“洋鈿”，就是外國錢的意思，今天滬語把錢講作“洋鈿”，就是從那時開始的。
開禁后不久，上海港成為中國近海航運的樞紐和貿易的集散地。開始，商人仍習慣以銀兩作為貿易結算，但是銀子使用也有很大的麻煩，首先就是銀子的成色。各地進入上海的白銀成色不統一，更有不法商人故意在白銀中摻鉛再當作紋銀流通，所以交割前必須對白銀進行鑒定；而洋鈿有固定的成色、重量、圖案，在沒有專門的鑄幣機的情況下根本無法造假，于是上海最大的貿易行——豆業規定一律以銀元作為貿易的結算本銀，即一律以銀元作貿易的結算貨幣。于是，西班牙洋到上海后又被叫作“本洋”，成為上海貿易的結算貨幣。當然，銀洋使用起來也比銀子方便多了，它也成為上海的主要流通貨幣。
1821年，墨西哥革命推翻了西班牙統治，建立了墨西哥合眾國，原來西班牙統治時期的銀元也停鑄了。清朝，百姓和商家以白銀交稅，國家有專門的“銀爐”將收上來的碎銀熔化后鑄成50兩一錠的“元定”后上交國庫，大量的“本洋”被熔化。到了約1850年時，“本洋”的數量急劇減少而成為民間的收藏品，價格也不斷上升。按慣例，銀元與銀兩均是稱重作價的，一枚銀洋實重庫平銀七錢三分，其即等于七錢三分的紋銀。當“本洋”減少后，它的價格上漲，最高時“本洋”價等于自重的二倍，“本洋”已無法作為貨幣的本位使用，于是就退出了流通。人們又開始使用銀兩和銅圓了。
紙鈔和鈔票
銀元在使用和攜帶上比銀兩方便多了，但是，長途大量攜帶依然不便和不安全。比如從上海到北京公出或購貨須帶100元銀元，其實重約等于3公斤，如帶200元，那就是6公斤。于是西方在華的銀行就發行紙質的“兌換券”，如你要攜款外出，可以到銀行換取等額的“兌換券”，到了目的地后，可以憑券在指定的銀行兌換等額的現銀。信譽好的銀行發行的“兌換券”，可以確保你持券在任何時間兌換等額的現銀，它因而被社會接受而成了通貨。“鈔”的本義是印刷，詩集的印刷品稱“詩鈔”；“票”是書寫在紙上的憑證，于是這種兌換券也被叫作“紙鈔”和“鈔票”，它最初是指紙質貨幣，現在則成了貨幣專用名詞。舊中國有多少外資銀行發行過兌換券已難以統計了，我見過的就有：匯豐銀行、麥加利銀行、德華銀行、花旗銀行、華俄道勝銀行等十數家發行的紙鈔百余種，現在這些紙鈔均已成為集藏珍品。
白銀風潮和廢兩改元
1897年5月27日，中國人自己辦的第一家銀行——中國通商銀行在上海外灘6號正式開業，不久即仿西方銀行制度，發行面值一兩、五兩、拾兩、廿伍兩、伍拾兩、壹佰兩；一元、伍元、拾元、廿伍元、伍拾元、壹佰元等紙鈔。之后，中國又有大清戶部銀行(中國銀行的前身)、浙興銀行、交通銀行、四明銀行、中南銀行等12家總行設在上海的銀行獲得發行紙鈔權。不過，這些紙鈔都是兌換券，不是法定貨幣，白銀和銀元才是真正的通貨。
上世紀20年代后期，世界連續多年發生經濟危機，美國也受沖擊而發生嚴重通貨膨脹。1933年新當選的羅斯福總統決定采取美元貶值的手段來保護美國利益，并計劃以“金三銀一”的比例，用13億美元向世界收購金銀，作為國庫儲備，于是引起世界銀價上漲，而銀本位制根深蒂固的中國首當其沖。當時，將白銀運到美國可獲20%的利潤，于是在華的商行大量套購白銀出口。南京政府為了應對白銀外流，立即通過增收白銀出口稅7%的提案，但所增加的稅率仍趕不上世界銀價上漲的幅度，不久又公布“廢兩改元”法，即取消銀兩作為通貨流通，一律以銀元作為流通貨幣。但是，中國的銀元價仍低于世界銀價，商家又套購銀元出口。
通貨不足給中國經濟帶來災難，上海的銀行、錢莊為保護自己，就緊縮放貸款，而企業得不到銀行的支持，資金周轉失靈，商家則被迫以“大拍賣”、“大減價”的方式傾銷商品，回籠資金，據1935年統計，上海受此影響而倒閉的工商企業1065家，銀行、錢莊因無法收還已倒閉企業的資本，也跟著倒閉——這次事件史稱“白銀風潮”。
為了防止事情進一步惡化，南京政府又通過新的貨幣法案——由政府授權中央、中國、交通等6家銀行發行法定貨幣——“法幣”，取消白銀、銀元為流通貨幣，法幣一元等于原銀元一元，合白銀23.4 93448克；同時取消已獲準發行紙鈔銀行發行的紙鈔，即規定“法幣”為中國唯一的法定貨幣。
這次貨幣改革結束了中國幾千年的銀本位制，結束了中國貨幣混亂的局面。不過，好戲還在后頭。紙幣可以隨意印刷、發行，但必須有度——遵守經濟規律和規范。1946年后，蔣介石政權為彌補財政、軍費不足而濫發紙幣，使風雨飄搖的“蔣家王朝”雪上加霜，最終倒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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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上海的代價幣和代價券
對現代青年來講，“代價幣”、“代價券”可能還是一個陌生的名詞，而對于公交公司發行的“預售票”，出租汽車公司出售的“乘車證”，大型企業印制的“飯菜票”就比較熟悉了。這些由商事機構制作、發行的有固定面值，限于一定范圍內流通使用的票證均可稱代價幣或代價券。在習慣上，紙質的稱“券”，非紙質的稱“幣”。
一般講，當貨幣發展到一定程度，商家為經營上的方便，可以充代貨幣使用的幣或券也會隨之產生。不過，中國的代價幣歷史始于何時，似乎并沒有人去作認真的研究。近代上海是發行流通代價幣最多的城市，上海代價幣也是一個值得研究和有趣的課題。
1 上海最早的“酒券”
“王寶和”是上海著名酒家，據上海方志記載，清乾隆年間，一位姓王的紹興人在南市咸瓜街開了家叫“寶裕”的酒棧，除了經營紹興黃酒批發，還經營堂吃。到清末，因兄弟分家，兄弟倆各拆“寶裕”招牌中一個字，分別開設“王寶和”與“王裕和”酒店，并均為上海名酒店。近代著名思想家王韜《瀛壖雜志》中講：清咸豐年間，“寶裕”的王老板為提高酒店的身價，促進黃酒銷售，經常邀請上海的文人騷客、社會名流到酒店吟詩作畫，留下的筆墨則由酒家收藏，而酒家另贈酒券若干，任何人可以持酒券到“寶裕”消費。這一操作方式引起了喜歡裝斯文的文人騷客的歡喜，他們經常作客酒店，以所得酒券送人。當時還有人對“寶裕”酒券作詩云：“獨能一洗書林習，不重錢神重酒兵。”這是我讀到的關于上海商家最早發行酒店代價券的記載，不過我沒有見到過“寶裕”發行的酒券，也不知道是否還有“寶裕”酒券存世。
中國第一個租界是怎么形成的
提起租界，人們不禁會想到舊中國的那段屈辱歷史。
在長達百年的時間里，作為列強侵略中國的跳板，租界成了中國土地上的“國中之國”，嚴重損害了中國的主權。然而在中外最初簽署的不平等條約中，并沒有租界這一說法，它的出現竟然是一名英國領事和一名中國地方官交易的結果。
中國商人主動巴結，英領事擠進上海城
從18世紀中葉開始，為了在東方開辟新的通商口岸，英國殖民者曾多次以各種方式在中國浙江、福建、廣東等東南沿海地區刺探尋覓良港。很快，他們就看中了上海這塊風水寶地。
鴉片戰爭后，在侵略者的炮口下，清政府被迫簽訂《南京條約》，上海等五個沿海城市被開辟為通商口岸。條約簽訂之初，散居在上海的英國商人和傳教士只有25人。但參加條約簽訂的英國侵略軍頭子璞鼎查卻認定中英貿易會迅速增長，來華英國人將大幅增加。1842年10月初，他迫不及待地從南京趕到上海，預選英國人在上海的居留區。經過幾天考察，璞鼎查看中了黃浦江與蘇州河交匯處（今上海外灘一帶）的一塊地方。當時那一帶還是蘆葦叢生的荒灘。但璞鼎查認定此地交通便利，便于貿易運輸，發展前景不可限量。
1842年12月，璞鼎查推薦巴富爾上尉為首任英國駐上海領事，并交給他一項重要任務———為英國人尋找長期定居地。1843年11月8日晚，巴富爾帶著6名助手來到上海。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