銜鮑鵬，是他在廣州和外國人交涉中的得力助手。在琦善被撤職查辦時，政府也查出了這個鮑鵬的來歷。鮑鵬原名鮑聰(鮑亞聰)，林則徐通緝捉拿的中國鴉片煙販中就有鮑聰和他叔叔鮑人瓊。當時只捉住了鮑人瓊，“據鮑人瓊供稱，伊兄鮑人管曾充夷人顛地(亦譯作頓地，是英國的一個有名的鴉片煙大販子--引者)等買辦。道光十八年六月，因鮑人管患病回家，鮑亞聰受雇代辦。……鮑亞聰又曾充過花旗夷人(即美國人--引者)閉黎買辦”。鮑聰逃到了山東，改名鮑鵬。他的老朋友濰縣縣令招子庸把他推薦給山東巡撫托渾布。在英國兵船過山東境時，托渾布派他上船與英國人聯絡，以后又把他推薦給琦善。鮑鵬此人，可算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參加重大政治活動的買辦。這個買辦沒有得到好下場，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上諭宣布把鮑鵬“照交結外國例加等發遣”，“發往伊犁給官兵為奴，遇赦不赦。”
鴉片戰爭和南京條約造成了一種新的形勢。條約中既然明白規定外國商人在中國港口可以和任何中國商人交易，又實際上宣布了漢奸無罪，外國侵略者對這些條文抓得很緊。
1844年底，在廈門就發生了這樣的事。中國官方拘捕了兩個中國人，因為他們在作戰期間曾出售食物給英國人。英國領事阿利國立即出面抗議，使這兩個人在一個月后被釋放。阿利國向他的上級得意地報告說，這件事表明了“中國當局方面明白承認我有權保護英國人所雇用的任何中國人不受無理的侵凌”。事實上，自從鴉片戰爭以后，中國封建統治者很少懲辦在政治上里通外國侵略者的罪行，至于在商務與經濟上為外國侵略者服務，那就完全成為合法的事情了。
五口通商后，買辦成了外國商人所雇用的人，他們給外國商人經理買和賣的業務。但逐漸地買辦的職能擴大了。日本人在十九世紀末年敘述中國商業情形的書上說，開始時，買辦只是代外國商人經理勞務，取得一定的報酬(薪俸)，但后來，買辦們以自己的名義設店營業，承辦外國商人所要進行的業務，外國商人“所欲買入或賣出者，皆委托買辦，而買辦乃體其意旨，與各商人直接交涉”。這樣的商人，形式上是獨立的，實際上完全依附于外國資本。由于外國商人需要把農村中極其分散的農產品收集起來，并且要把進口的商品銷售出去，尤其是要銷售到五口以外的地區去，沒有中國商人的中介是不可能的。“買辦”的含義也就隨著實際生活的發展而擴展了。不少商人為了把農產品供應給通商口岸的外國公司而向各地的直接生產者或小商販收購農產品，也有不少商人把外國商品運銷到通商口岸以外的地區，他們雖無買辦的名義，但是他們在經濟上對外國商人有了很大的依附性。他們實際上成了買辦。
一個在中國近代歷史上起著極其反動作用的買辦階級就這樣開始生長起來了。
3月30日晚上19時許，一架原計劃由印度新德里飛往上海浦東國際機場的航班，因天氣條件不具備，緊急備降至南京祿口國際機場，停留約5小時后臨時決定下客，31日凌晨，南京邊防檢查站緊急行動，保障該航班旅客、機組人員共173人順利入境。
據了解，該航班是由印度航空公司執飛AI348固定航線，原計劃從印度新德里飛往上海浦東國際機場，飛機型號為波音787，由于當天上海浦東國際機場的天氣條件不具備，只能臨時降落在南京祿口國際機場。該架飛機上載有旅客、機組成員共173人，其中外籍旅客122人。由于絕大多數乘客為外籍旅客，機長無法確保所有旅客能在南京順利入境，本打算待上海天氣轉好后繼續飛行，可是直至31日凌晨0時40分，上海浦東國際機場仍無法達到該型號航班正常降落的條件，在征得全部旅客同意后，機長決定在南京辦理整機入境手續。
接到機長的下客請求后，南京邊防檢查站緊急增派警力，在停機坪對飛機監護，確保無一人漏檢漏查，同時抽調業務骨干聯同海關、檢驗檢疫等部門，為旅客辦理通關手續。機場公司為該航空公司全權代辦了相關工作，并在邊檢機關協調下，積極為旅客提供食宿保障，并對行程緊急的旅客增派車輛，連夜送抵上海，避免耽誤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