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廈門智厲源貿易有限公司(集團公司掛職鍛煉工作總結報告范文(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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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個班。對學生,學校不僅免收學費和寄宿費,而且免費發給統一的被、席、蚊帳和校服。中學生交膳費,師范生免交,省食節約的膳費歸學生。

陳嘉庚為造就師范人才以播撒“教育種子”,對師范生除了提供許多優待條件之外,還制定了嚴格的招生辦法。他采取了完全不同于省立師范學校為富家子弟開方便之門的作法,只招收貧寒學生,規定每年招生大縣 5- 6名,小縣 3- 4名,由閩南 30多縣的勸學所負責初選,到學校復試合格方可錄取,違背定章或不及格者不收。從此,由各縣選派優秀貧寒學生就讀,在集美師范逐漸形成慣例。其后,陳嘉庚又于

1921年創辦了集美女子師范學校和廈門大學附設高等師范, 1927年創辦集美幼稚師范學校并將集美幼稚園(

1919年創辦)附屬之。陳嘉庚建立的這一整套師范教育體系,至 50年代培養了約

2000名畢業生,對閩南教育的普及,特別是對南洋華僑學校的發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動作用。

陳嘉庚辦學不同于一般慈善家拿出錢來并規定用途和接受“董事長”之類的頭銜就算完事了。辦學為育才樹人,是救亡圖存、振興中華的大計,他始終目標高懸。 1919年 5月他將陳嘉庚公司交給胞弟陳敬賢掌管,并委任李玉昆、張兩端兩位經理輔佐,自己回到國內并計劃長住,專心致志進行興學活動。但是,文弱書生陳敬賢不堪商戰風云的搏擊和公司擔子的重負,年紀輕輕就被病魔糾纏不得解脫。 1922年初,陳嘉庚與陳敬賢兩兄弟不得不互相調換位置。陳嘉庚重返新加坡主持陳嘉庚公司,大展鴻圖。陳敬賢回國內,一邊治病,一邊履行“二校王”職責,代表陳嘉庚繼續創辦學校并支持林文慶和葉淵執掌廈門大學和集美的校政。陳嘉庚在集美創辦的學校于 1921年定總校名為“福建私立集美學校”,至 1927年包括小學、中學和師范,水產、航海、商科、農林及國學專門等職業學校。與此同時,他在廈門創辦廈門大學,在新加坡集資創辦南洋華僑中學。

陳嘉庚創辦這么多學校,都為著實現振興中華造就急需人才這個總目標。 1920年他在集美學校設水產航海科,并向法國購買 1艘撈魚輪船用于教學實習。他認為,我國沿海有八、九省,海岸線長萬里,海產豐富,水上交通范圍很廣,但因不講科學,百業落后,海權喪失,漁利廢棄。福建是擁有漫長海岸線的省份之一,設專門學校以開發漁業與航運業是地方所直。 1939年,我國沿海大部分地區被日寇占領和封鎖,集美學校被迫遷移內地。在此抗日戰爭最艱難的歲月里,陳嘉庚滿懷抗戰必勝的信心在新加坡創辦水產航海學校,為戰勝日寇之后復興祖國準備人才。雖然這所學校 3年后因新加坡淪陷, 100多名學生還未畢業就解散停辦了,但它反映出陳嘉庚為報效祖國是那樣地深思熟慮、那樣地盡心竭力。

關于創辦大學,陳嘉庚在 1918年已涉及。直至那年,號稱文明國家的英國,在其所屬殖民地馬來亞還沒有一所大學。當時,美國教會中學校長那牙計劃創辦新加坡大學,希望得到陳嘉庚的支持。陳嘉庚捐

10萬元用于設中文科基金,立約每年 1萬元, 10年交清。那牙經過 3年籌辦,那所大學終因英國殖民政府不批準注冊而辦不成,陳嘉庚已交的

3萬元連本帶利改作該教會中學的理化基金。同年 6月

18日,陳嘉庚在中華總商會召開的南洋華僑中學籌辦會議上演講,提到:我華僑志士仁人不僅要辦中學,還應進一步籌劃,“他日于相當地點,續辦專門大學。”

1919年 5月,他一回到家鄉,就在同安縣和廈門島進行踏勘,高興地找到一片辦大學最理想的場地,即明代民族英雄鄭成功在廈門訓練軍隊的演武場。廈門是他的故鄉,更主要的是廈門位于中國與南洋的中心地點,又是我國的重要通商口岸與華僑出入國的門戶,在此設立中國人自己的私立大學,于華僑于祖國最適合。而演武場附近山麓背山面海,坐北朝南,范圍廣大,面積達 2000多畝,有利于將來的發展擴充。陳嘉庚擇定校址后即發布通告,召集廈門各界人士,征求意見,開始了籌辦大學的活動。

陳嘉庚之所以創辦廈門大學,是因為他認為只有大學才能培養高等人才以提高全民族的素質。他說:“國家之富強,全在乎國民。國民之發展,全在乎教育。”他分析國民受教育情況,說歐美各國人口中不識字者約占

6- 7%,日本也在 20%以下,而我國文盲竟超過總人口的

90%。“國民識字之程度如此,欲求免天演之淘汰,其可得乎?”他感慨我國在世界商戰中屢屢敗落在他人之后,以致于“一般命脈,均操于他人”。究其原因,地非不大,物非不博,人非不敏,資本也非不厚,只差“商人不識商業原理與常識。”“今日之世界,一科學全盛之世界也。科學之發源,乃在專門大學。有專門大學之設立,則實業、教育、政治三者人才,乃能輩生。”

1919年

7月他在《籌辦福建廈門大學校附設高等師范學校通告》中寫道,只有創辦大學培養高等人才,才能實現根除專制積弊、完善共和制度、制止軍閥割據、普及國民教育、發展地方實業的愿望。他說自己:“久客南洋,志懷祖國,希圖報效,已非一日,不揣冒昧擬倡辦大學校并附設高等師范于廈門。”

陳嘉庚對造就祖國緊缺人才的學校刻不容緩地進行創辦。學校一旦辦起來了,他要求高水準、高質量,辦成省內外、國內外一流水平。對學生,他一方面減免各種費用,提供完善的教學設備和寄宿條件,創造良好的學習環境,另一方面嚴格規定學生必須遵守紀律、尊重師長、知曉權限、努力讀書,不許到廈門跳舞,不得沾染目無紀律、目無尊長和揮霍浪費的惡習,做到德、智、體、美全面發展。他要求校長、教師對學生要嚴格管理與教導,包括強迫做早操,只許在盥洗處洗臉。對老師,他以誠摯相對待,以優俸酬其勞。為找校長、教師,特別是找好校長、好教師,他費盡周折。在創辦集美學校的過程中,他托人在教育發達的江蘇省代聘,后來由陳敬賢北上江、浙尋聘,也曾面請我國教育家黃炎培幫助選聘,曾函請上海吳淞水產學校選派優秀畢業生去日本留學,并約明修業期滿后回國到集美任教。集美學校在初辦的八九年間,校長、教師多自外省應聘而來,他們或戀鄉不安心工作,或才學平庸不合要求,陳嘉庚不得已而 3次更換校長,調整教員,逐漸以聘用本省人為主,使學校穩步發展。

廈門大學開學不久,陳嘉庚一連發了幾封電報到新加坡敦請林文慶出任校長。林文慶學貫中西,曾獲英國愛丁堡大學醫科和內科雙學士、外科碩士和香港大學榮譽博士學位,當時身兼幾家大公司董事主席、英國海峽殖民地立法議會議員和幾個土生華人社團主席的職務,擁有家產數十萬元。他與陳嘉庚是志同道合的老朋友,收到電報即進行交接,擱置所有既得的優越條件,乘船離開新加坡回國。他于

1921年 7月 4日抵達廈門的當天晚上就與師生見面,表示要把廈門大學辦成生機勃勃而不是死氣沉沉、實實在在而不是空有其名的真正大學。

陳嘉庚作為廈門大學永久董事,對于校長林文慶(當然董事)完全信賴,采取學校行政和進退教員“均權操校長”的作法,不以“董權”干預校政。林文慶擔任校長 16年間( 1921- 1937),廈門大學設文學院、法學院、理學院和商學院,

24個系,培養 12屆畢業生,共

636名。這段時間,正是外侮日深、政局動蕩、學潮不斷的多事之秋,又是陳嘉庚公司由鼎盛而江河日下、學校經費由每年數十至上百萬元都不成問題,到捉襟見肘每年

2- 3萬元也難于籌措的艱難時期。盡管如此,林文慶忠于職守,兢兢業業,為廈門大學澆鑄了“南方之強”的堅實基礎。

林文慶對陳嘉庚披肝瀝膽。他對陳嘉庚創辦廈門大學的遠大抱負十分理解,融匯貫通于他所制定的校訓和宗旨之中。他以“止于至善”作為廈門大學校訓,規范學生的行為,把學校的培養目標定在造就國民的完善人格上。他制定的“廈門大學宗旨”共 10條,扼要介紹如下:

①本大學以振興中華為國爭光為職志,無地方畛域之見,一切教授悉用國語。②以造就應用科學人才為前提,教授科學知識,以期養我國國民之科學精神。③注重科學研究,以期養成真正研究之精神,使各種學術切實達到高深地步。④特別重視教育科,以期養成良好師資及教育界領袖。⑤國文之外,尤注重英文,為有志深造之青年創造研究世界各國學術之途徑。③提倡學生自治活動,以期養成高尚人格,發揚民族精神,在學校里造成模范風氣,為將來服務人群做好準備。①開展推廣教育運動,使教、政、農、商、工各界人士都有求學機會,以期提高國人的知識水準,養成真正的民治精神。③本大學與海外各埠華僑關系甚深,故予華僑子弟以返國求學的機會,彈得發揚其眷愛祖國之熱忱,使國內外同胞增進民族團結精神。②研究南洋及其他各地華僑的情況,以圖發展與進步。①開發福建省自然資源,以期達到振興實業的目的,進而發展國際貿易。

這 10條,是廈門大學校長林文慶——一位既接受西方完整教育和“洋化”、又認同并極力推崇中華傳統的人物,一位由中西文化合爐陶冶出來的劃時代的人物,對壯懷激烈的愛國華僑實業家陳嘉庚的興學動機所做的深刻詮釋。

勸富僑作善事防僑生被異化

陳嘉庚關心華僑教育事業,關心華僑青年前途。這是華僑重視中華文明的繼承與延伸在陳嘉庚身上的體現。

據記載,早在問世紀時華僑就在僑居地創辦義學或以“能者為師”的方式教育孩子讀、寫、算,使在海外出生的后輩能識中國文字,曉祖先遺訓,有教養、懂信義,長大謀生有路,興家立業。

19世紀末、

20世紀初,華僑教育發展很快。那是多方面的因素促成的,主要是西方科學民主思潮與現代社會文明對華僑產生了影響;資產階級改良派在華僑中鼓吹興學起了推動作用;同盟會會員以當教員為掩護、以學校為陣地進行革命宣傳活動,直接推動了華僑學校的發展;中國政府制訂了鼓勵華僑辦學的政策,并派官員和教育行家前往視察,華僑學校得到來自祖國方面的扶持與指導;一些土生土長的華僑知識分子開始以主人翁的姿態登上歷史舞臺,他們以提倡孔教為號召,以創辦學校為先導,推進華僑社會的改革。在這種種積極因素的綜合作用下,海外各地的華僑小學紛紛建立。但是,也有許多不利因素妨礙華僑學校的發展。除了僑居地政府不同程度地限制、甚至取締華僑學校之外,障礙還來自華僑社會自身的局限性。

華僑社會是以家鄉的省籍和方言分為“幫”的,各幫自辦小學,用方言教學,相互之間缺乏溝通,有錢人雖多而財力不能集中,所以到

20世紀 10年代末,東南亞有華僑小學 400多所,學生近

2萬名,卻沒有中學。在這前后,華僑人口迅速增加,特別是隨著中國婦女出國人數的增加,在僑居地出生的子女——僑生越來越多,學校的發展遠遠跟不上需要。華僑子女在小學畢業之后沒有能夠在當地上中學,要回國升學,一般家庭又沒有這樣的經濟能力。

陳嘉庚對此感慨萬千。他說,西方國家除幼稚園外,孩子 7歲人小學, 13歲升中學, 4年畢業時 17歲,即使不再入專門學校,孩子們所掌握的知識與技能已足以自立營生。而華僑社會沒有中學,孩子到 13歲小學畢業就被迫停學推向社會,要他們自立,不僅他們沒有這種能力,而且一般華僑家庭也不忍心這樣做。如果不抓緊創辦華僑中學,“其貽誤后生,奚堪設想!”

1913 年陳嘉庚在家鄉創辦集美小學時就曾致函當地具有華僑總代言的社團——新加坡中華總商會,建議在南洋(東南亞)的政治經濟中心新加坡創辦華僑中學。他的倡議在當時沒有得到回應。 5年之后,終于有同德書報社和國風幻境劇社的熱心人找到陳嘉庚,將這一倡議提到了議事日程上來。

1918

年6 月,陳嘉庚聯絡了16 所小學的總理(后來稱董事主席)發起籌辦中學,他自己捐款 3萬元,共籌募

49.4萬元。學校定名為“新加坡南洋華僑中學”,即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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