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結束再次成為人們議論的話題。

3， 貨幣、匯率與短期資本流動

今年以來，面對通貨膨脹上升之勢，央行采取了緊縮性貨幣政策，曾四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2.5個百分點，回收流動性1.3萬多億元，并按季度加強了對貸款的控制。應當肯定，從緊的政策方向是正確的，應當堅持，不能因通脹率的高位回落而改變。但是，具體操作還是可以討論的。數量控制是剛性的，沒有回旋的余地。中小企業資金緊缺，就是證明。不如適當放松數量控制而運用利率調節，這就會給那些能夠承受得起的企業以選擇的余地。

央行偏好于數量手段而擯棄價格手段的原因在于，在中美利差倒掛和升值壓力未解的情況下，運用利率調節會刺激熱錢流入。特別是最近，有人估算熱錢流入的規模達到1.75萬億美元之巨，更增加了央行的顧慮。其實，熱錢本身的概念就不清楚，不如改用短期資本流動，其數量也是一個難以準確估算的問題，上述估算就存在著一些明顯的不合理之處。我們曾經指出，短期資本流入套匯套利的激勵，主要來自于匯率升值預期，利差不是主要問題，因為短期資本不可能在銀行呆那么長的時間，而實際利率為負和存貸款利差過大造成的相對價格扭曲和財富逆向轉移才是主要問題。對此最好的證明是，在股市走低的情況下，今年上半年上市銀行的利潤猛增，中信、浦發、民生、招商預增100%以上，其中，中信和浦發分別是150%和140%，全部上市銀行上半年預增利潤有望達到70%，全年達到50%，其中，利差收入占1/3以上。要知道，政策操作和市場調整是一個不斷試錯的過程，沒有最好的政策，只有適當的政策。因此，政策調整也是兩害相權取其輕，兩利相權取其重，不能只求穩妥，不求進取，否則，只能處于被動挨打和被別人牽著鼻子走的尷尬境地，其失誤和風險可能更大。

今年上半年，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升值了6.1%，從2005年7月21日以來，累計升值接近20%，但對歐元不升反貶。有人認為，升值已經到頂，升值速度過快，升值并不能抑制通貨膨脹。其實，短期資本流入加速，升值壓力依舊，說明升值并未到位。通貨膨脹的成因是多方面的，治理通脹需要多種政策的配合作用，既不能把抑制通貨膨脹的責任完全歸之于貨幣政策，也不能把升值的目標定位于治理通貨膨脹；匯率升值主要是調整內外相對價格關系和解決經濟內外失衡。不僅如此，匯率升值與通貨膨脹之間的關系也是復雜的，既有互補的一面，也有互替的一面。匯率升值減少了相對價格扭曲和外部需求，有利于抑制通貨膨脹，但在沒有調整到位以前，升值預期和升值壓力造成的短期資本流入，還會推動通貨膨脹。CPI和PPI的不同走勢、儲蓄存款回流、一般市場價格與資產價格漲落互見以及本外幣存貸款的反向運動，均與此有關。

人民幣匯率升值必然會增加進口和抑制出口，今年以來出口增長趨緩、進口增長加快的事實也說明了這一點，一部分出口企業出現困難，甚至關閉破產，紡織等一些出口行業和珠三角等出口導向型經濟發達的地區也受到明顯影響。這正是匯率調整的目的以及調整的代價或者機會成本。須知，任何政策都不是免費的午餐。經過調整，匯率趨向合理，內外失衡緩解，國內資源配置和經濟結構改善，失業的工人就會重新就業，經濟也會恢復增長，雖然會有一個過程和時滯。應當指出，人民幣匯率升值，一部分出口企業出現困難，正是進行調整的好時機。如果沒有困難，生產多少出口多少，利潤不斷增加，日子很好過，誰還去調整？事實上，真正的調整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逼出來的。陷入困境的企業都是技術水平低、加工程度淺、增加價值少的企業，這些企業也正是需要退出的企業。這些企業不退出、不轉型和不升級，新的企業就進不來，只有低水平和低技術的企業退出去或者轉型升級了，新的高水平和高技術的企業進入了，技術水平才能提高，產業發展才能提升，出口結構才能改善，中國才能從貿易大國走向貿易強國。這是匯率升值的題中應有之義。

在貨幣政策獨立性不足和操作空間有限的情況下，匯率政策就成為調整的主要手段。在最近的匯率政策操作中，央行改變了一升一貶的操作方式，開始了對美元、歐元和日元同時升值的操作。這是一個進步。實踐證明，在目前的情況下，這樣做并沒有太大的風險，反而擴大了匯率政策的操作空間。至于匯率升值對出口企業造成的不利影響，可以運用其他政策手段予以平衡和緩解。最近出臺的提高紡織業出口退稅的辦法就是如此。

在國際金融體系不穩和國際金融動蕩加劇的情況下，短期資本的大量流入造成了風險的積累，而資本流動的逆轉則將是危機的來臨。最近越南的情況就是證明。因此，央行不僅要治理通貨膨脹，保持貨幣穩定，而且要關注資本流動，保持金融穩定。從中國目前的情況來看，有1.8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經濟增長雖有滑落，但依然保持了10.4%的增長速度，似乎不會出現這種狀況。但是，資本流動的逆轉也許是一夜之間發生的事情，其對經濟的影響是巨大的，甚至是災難性的，而中國目前的情勢又是歷史上不曾遇到過的。所以，對此必須保持高度的警惕，一方面在加強資本流動監管的同時，進一步推進匯率體制改革，另一方面，對資本流動趨勢和情況進行有預見的研究和事先的充分準備。這樣，在事件來臨時就能處于主動地位，進退有據，應對自如。

4， 把治理通脹和調整相對價格結合起來

在上個季度的經濟分析報告中，我們明確地指出，中國進入了一個中度通貨膨脹時期，這個時期并不是一、兩年的短期的，而可能是中期的。即使下半年的消費價格走低，今年的通脹率也不可能降到6%以下，明年也不會更低，企圖把消費價格控制在5%以下是不可能的。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漲，流動性過剩，不得不調整人為壓低資源要素價格，都是推動價格上漲的重要因素。即使別的因素存而不論，僅就糧食來看，問題也是很清楚的。盡管今年的夏糧取得了豐收，預計達2400億斤，全年糧食產量10241萬斤，但是，在國際糧價大漲和糧食危機顯現的背景下，國內糧食價格表面上波瀾不驚，實際上已經進入了上升通道。據了解，現在山東、河北等地的小麥市場價格已經達到0.82元/斤以上，雖低于5月份國際市場小麥價格（接近1元/斤），但遠高于2008年國家規定三級白麥的最低收購價格（0.77元/斤），再加上農資價格上漲的壓力，糧價上漲是不可避免的。否則，不僅現行收購價對農民沒有吸引力，再一次發生谷濺傷農的事情，也阻止不了糧食的走私出口。因此，與其采取價格控制和扭曲相對價格的辦法，不惜代價地把通貨膨脹率壓至5%以下，還不如面對現實，在穩定通脹預期和保持較快經濟增長的同時，相機抉擇，推進資源要素價格改革，校正相對價格關系的人為扭曲。

在面臨通貨膨脹上升的情況下，人們更關注價格總水平和通貨膨脹，而忽視相對價格和比價關系。這一點不難從新聞媒體的輿論中得到證明，政府把治理通脹作為宏觀經濟政策的第一目標就是其集中表現。不僅如此，為了治理通貨膨脹，政府甚至采取了控制物價、扭曲相對價格的做法，如擴大實際利率負值，保持資源要素低價，進行不適當的價格補貼等等。其中一個重要依據是一個傳統的錯誤觀點，即認為通貨膨脹會扭曲收入分配和造成財富轉移。其實，通貨膨脹上升是價格總水平上升，雖然對低收入階層的損害較大，但扭曲收入分配和造成財富轉移的是相對價格扭曲，而非價格總水平的變化。

如果說在通貨膨脹率高的時候，相對價格的調整比較困難，那么，用扭曲相對價格來抑制通貨膨脹，造成的問題可能更大。因此，把抑制通貨膨脹和調整相對價格結合起來，也許更為恰當。6月20日成品油價格的調整就是一例。如果成品油價格不作調整，油品的消費和浪費還會增加，財政補貼和社會不公也會繼續擴大，供應緊張的局面就會加劇，油價還要進一步上漲。而調升成品油價格，雖然有可能使今年的消費物價稍有上升，但會使以后的通貨膨脹受到抑制。中國提高成品油價格，國際油價應聲回調就是證明。因此，對于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來說，成品油提價是長期利好。目前，美國的汽油價格是4美元，日本是188日元，香港是16港元，而國內提價后是6元多。如能通過幾次調價，與國際油價接軌和聯動，進而放開油價，就可以徹底消除油價管制中發生的種種荒唐事件，降低經濟運行風險，改善中國的能源安全。因此，有了這一次的經驗，奧運會以后，應當繼續做下去。油價如此，其他價格也是一樣。

此次成品油提價雖然是一個正確的選擇，但與此同時采取的一些價格管制和補貼措施還值得討論。發改委在把汽、柴油價格每噸提高1000元，航空煤油價格每噸提高1500元，電價每千瓦時提高2.5分錢的同時，宣布與居民生活密切相關的鐵路客運、城市公交、農村道路客運、出租車、液化氣、天然氣價格均不得提高，城鄉居民用電、農業和生產化肥用電價格不作調整，對全國發電用煤價格實行臨時價格干預，發電用煤出礦價不得超過提價當日的實際結算價格。此外還出臺了一些價格補貼。從這些情況中不難看出，一是價格調整的政策目標全部集中于此次提價不能影響消費物價，這與其說是關注民生，不如說是為了政府的面子，結果是大大削弱了調價的效應。比如，如果說低保補貼標準較低，應當及時提高；既然與居民消費密切相關的價格不得提高，為什么借此提高低保標準。再如，出租車租價不能提高，油價提高由政府補貼，究竟補貼了誰？能夠經常打的的不會是低收入群體。二是進一步扭曲了相對價格關系，比如，與油品相比，天然氣價格本來偏低，現在更低了。再如，煤電聯動搞了多年，很難推動，這次政府干脆把它取消了。三是政府的價格管制大大加強，以至于深入到很多具體行業和具體產品中去，這才是更令人擔憂的事情。可見，用加強價格管制和扭曲相對價格關系的辦法來治理通貨膨脹，其結果可能是適得其反。

四，體制分析

1， 關于國企高管的激勵和薪酬

在第1季度的報告中，我們討論了國有企業改革的問題，提出了先收租，后分利，收租和減稅并行的建議，這里根據新的情況再做一點補充。

在國有企業改革過程中，對企業高管的激勵和薪酬問題始終占有重要地位，國資委和有關部門做出了一系列規定，并著手實施股權激勵。開始時，境外高管的高薪和股權激勵只是畫餅充饑，名義上與國外高管一樣，實際上拿的仍是國內工資。當年劉金寶案就涉及到這樣的問題。然而，只要有了這類制度規定，企業及其高管都會通過自發的制度創新，千方百計地將其從名義規定變成實際的好處。于是，除了令人膛目的在職消費以外，國企高管的薪酬也如脫韁野馬。資料顯示，2002年中央國企主要負責人的實際平均薪酬與職工平均工資的差距是12倍，2003年擴大到13.5倍，前不久，人大常委鄭功成在審議國有資產法案時說，央企高管年收入與職工收入差距高達數百萬元，廣東省情調查研究中心發布的《2006年省情調查報告》指出，有的企業經營者自定薪酬，有的企業實行股權激勵，高管年薪超過數千萬元。中移動1997年推出股權激勵計劃，激勵范圍從最初總公司董事、高管擴大到分公司高管和其他雇員，歷年來，這家公司經理人員共動用100.6714億港元認購期權3.5395億股，以行權時的市價計算，相關收益高達111.2196億元。

針對這種情況，最近國資委發布了《關于規范國有上市公司實施股權激勵有關問題的補充通知》（征求意見稿），為此設定上限封頂，規定激勵對象的收益占本期股票期權授予時薪酬總水平，境內上市公司和境外H股公司不得超過40%，境外紅籌公司不得超過50%，超過上述規定尚未行權的股票期權不再行使。與此同時，中紀委也發布《國有企業領導人員違反廉潔自律“七項要求”適用于〈中國共產黨緩慢行走處分條例〉若干問題解釋》，對國企老總違規自定薪酬要進行黨紀處分。其實，股票期權封頂也與當年的獎金封頂一樣是管不住的，黨紀處分也不能解決這樣的問題。首先，在相對價格扭曲，資源要素租金變成企業利潤的情況下，對企業高管的任何激勵安排都缺乏基礎和依據。其次，企業法人治理結構不完善，以內部董事為主制定的激勵方案不可能合理。因此，與其在激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