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州港主要貿易路線為朝鮮、日本兩地） 不過，金軍并沒有乘勢攻擊江淮一帶
其一，金軍初期戰略意圖已經實現，人困馬乏，亟待修整
其二，南宋淮西軍隊20余萬拱衛江淮一帶，刺桐港位居淮河之南海岸，金軍無法突破南宋的軍事防御縱深
即使金軍從海上繞道攻取臨安，從而逼近刺桐港實現軍事封鎖，必然受到南宋水陸大軍合擊
在金廷看來，刺桐港比明州港的經濟、軍事價值更大！ 南宋時期四大港口分布圖 據《宋史》記載:南宋乾道元年，朝廷招罷兩浙市舶司，因為「 ”福建廣南皆有市舶，物貨浩瀚，置官提舉實宜，唯兩浙冗蠹可罷
” 從南宋朝廷的政策格局來看，刺桐港為保持貿易流通的高效運轉性，朝廷將兩浙市舶司裁撤
不僅減輕了朝廷的冗官財政及機構運轉壓力，而且有利于刺桐港貿易流轉不受牽制，提高港口貿易周期性！ 從刺桐港的地理經濟格局來看，刺桐港位居東海與南海的貿易通道交匯地，鉗制了以經濟產品(瓷器，茶葉等)輸出為主的閩南三角地帶，形成船舶往來南洋各國的貿易樞紐
刺桐港海外貿易復原圖 北宋中期，市舶司管理體制混亂，廣州地方官員對外貿船舶強買強賣，征收重稅，造成廣州港船舶入港量大幅度降低，造成海港經濟不景氣
并且，廣源州儂智高率領軍隊進攻兩廣地區，造成廣州地區社會秩序動蕩
由此，廣州港貿易量的大幅度降低實為地區社會經濟環境的惡化！ 刺桐港臨近大都市臨安(消費市場巨大) 宋廷經濟及政治重心南移臨安后，無疑拓寬了刺桐港的國內消費市場
南宋初期，廣州港、刺桐港是 *** 海外貿易稅收的重要來源地！ 刺桐港貿易盛況（插畫） 南宋中后期，朝廷從刺桐港海外貿易征收的賦稅高達百萬緡，約占國庫總收入的五十分之一
刺桐港拓寬了沿海經濟貿易區域，并提升了刺桐港的航運樞紐地位
宋廷為保障長期財源支持，任命專職市舶中央官員管理刺桐港的海內外貿易，以及客商、使團事務，同時提高了刺桐港的知名度！ 從經濟學分析，臨安城消費市場的持續擴大，供給鏈得不到完善，必然造成社會經濟秩序失衡，從而從內部瓦解南宋政權「 ”偏安一隅”的統治方針
南宋市舶使管制下的海外貿易 在《西湖老人繁盛錄》中記載:錢塘有百萬人家
宋代學者吳自牧在《夢粱錄》中記載:臨安尚有數十萬戶，百十萬口
總體來說，南宋臨安的消費人群維持在150萬左右
當然，我們并不深究臨安人口發展路徑，即臨安的消費人群多為長時間南移結果！ 由于臨安周邊市鎮密集，形成龐大的蘇杭城市群
本地的糧食及生活物資實為供不應求，部分糧食即以刺桐通過海道運往臨安
南宋臨安（龐大的消費群體） 出于政治特殊功能的需要，臨安聚集了大量官僚，海外的奢侈品(象牙、珍珠、乳香等)便成為官僚群體、王公貴族的消費對象
極大地提高了外來船舶的周轉性，延長了刺桐港的產業鏈！ 從消費市場時間跨度來看，廣州、刺桐兩大港口作為運轉臨安城市群生活物資的集散中心
相同數量的航運貨物，以海路從廣州轉運臨安，時間長達6個月，而刺桐只需3個月就完成貿易交易
廣州港、刺桐港通往臨安航船時間跨度 由于廣州港過于偏離南宋的政治中心，路途海況多惡劣天氣，運輸周期較長
刺桐港臨近臨安，又能滿足江浙一帶輸出入商品的經濟需求，刺桐港的航運經濟地位自然被 *** 大力扶持！ 刺桐港區域貿易物資豐富(內在因素) 北宋末年，刺桐港受到大量 *** 商人的貿易入駐后開始崛起
吸引商人開展貿易不僅是刺桐良好的通商、通都(臨安)區位條件，還有刺桐港經濟腹地的絲綢、瓷器等大量海外稀缺手工業制品
從刺桐港出航的古沉船瓷器 區域貿易物資的豐富，其實質是南宋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變化
即北方領土(土地賦稅)的流失，使南宋 *** 大力開展官民航海商業貿易，從海洋貿易的船舶港口出入量收取市舶稅，維持南宋巨大的經濟開支！ 區域貿易物資的海外推進，既有效防止國內經濟產品過剩，造成財政壓力，又能進口海外經濟產品，彌補宋廷單一的農耕文化產品，提高區域及全球貿易競爭力
南宋內河轉出海口貿易 反思 從刺桐港本身港區內核條件來講，穩定的社會經濟環境(宋金戰爭未波及刺桐港區域經濟地帶)以及靠近諸如臨安的巨大消費市場群，港區經濟腹里經濟產品的流通，都極大提高了刺桐港的航運地位以及朝廷貿易港口的利潤空間
元朝時期，刺桐港貿易成交量順差于廣州港，成為古代中國第一大外貿集散港口，至今對中國航運業依然產生經濟效應！ 文：歷史小記者，參考《宋史》及航海附屬資料 圖：部分站內配圖，網絡配圖，圖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南宋對外貿易港口近20個，主要有泉州、廣州、明州（今浙江寧波）、杭州、溫州、江陰、秀州華亭（今上海華亭）、秀州澉浦(今浙江海鹽)
D 此題目考查考生再認、再現歷史事實的能力
南宋時主要海港有泉州、廣州、明州，元朝時最大對外貿易港是泉州，明朝時主要對外貿易港口有廣州、寧波（原明州）、泉州、福州所以正確答案是D
蘇、杭、揚州是主要糧食之產地
大宋王朝建立后，十分重視對外貿易，尤其對港口的軟、硬件建設，超過先前幾個朝代的水平，從而使宋朝的經濟、社會和文化達到空前發達的程度。其中，涌現了數個重要造船和運輸港口：廣州港、明州港、泉州港、登州港。
一、廣州港宋太祖開寶四年（公元971年），朝廷首先在廣州設立中國第一個市舶司，是門管理海外貿易的機構，并且建立了一整套的市舶司制度，促使廣州港進出口貿易飛速發展。
北宋時期，廣州港的對外貿易量在三大貿易港（廣州、杭州、明州）中一直占據絕對優勢。以宋朝大量輸入的大宗商品香藥為例，神宗熙寧十年（公元1007年），三大港進口乳香354449斤，其中廣州港就進口348673斤，約占全國總數的98.3%。廣州港每年的市舶司收入是40萬至70萬緡左右，海外進口商品達50多種。至南宋初期，廣州市舶司收入增加到120萬緡以上，進口商品大約300多種。廣州港船舶制造業非常發達，所造的船舶大者能容納數百人，小者也能容納百余人。船舶深闊各數十丈。淳熙五年（公元1178年），廣州港制造的遠洋海舶已是“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拖(舵)長數丈，一舟數百人”。南宋時，廣州港已能制造高4層，載重約1000噸的海舶，船上僅槳櫓就有20俱，其大如桅，供15至30人撐用。
二、明州港太平興國三年（公元978年），宋朝廷在兩浙路杭州設立了第二個市舶司機構，即兩浙路市舶司，用以管轄杭州、明州的市舶司事務。太宗端拱二年（公元989年）規定：“自今商旅出海外藩國販易者，源于兩浙市舶司陳牒，諸官司給劵以行，違者沒入其寶貨”。咸平二年（公元999年），宋真宗正式批準在明州獨立設置市舶司機構，大大促進明州港（今寧波）的發展。如神宗熙寧十年（公元1077年），明州港僅進口乳香就有4739斤，數量居全國三大港口的第二位。從此，廣州港、明州港成為北宋朝廷的簽證發舶地。廣州港為發舶去南蕃的特定港口，明州港為發舶去日本、高麗的特定港口。同時，明州港與東南亞各國的交往也很頻繁。
元豐八年（公元1085年），宋神宗令：“諸非杭、明、廣州而輒發過南海船舶者，以違制論”。明州港的造船業也很發達，是宋朝廷十一處官營造船廠所之一。據記載,宋神宗末年（約公元1021——1022年），明州港造船業年產量只有167艘。但哲宗年間（公元1086——1104年），明、溫二州的造船數量躍居全國首位，并在元佑五年（公元1090年）及徽宗年間（公元1101——1125年），年產量達600艘，據全國領先地位。
同時，是宋朝廷指定打造專供遣使出國用的大海船的定點制造場所。宋神宗元豐元年（公元1078年），宋朝廷曾令安燾、陳睦兩學士出使高麗，敕明州造萬斛船兩艘，賜號“凌虛致遠安濟神舟”和“靈飛順濟神舟”。宋微宗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為派徐兢出使高麗國，宋朝廷又詔明州造兩艘更大的神舟，名為“鼎新利涉懷遠康濟神舟”與“循流安逸通濟神舟”，載重量達3600噸，有“巍然如山、浮動海上，錦帆蠲首，屈服蛟螭”之稱。
宋時明州造船技術遙遙領先于世界各國。考古資料表明，1979年在寧波東門口出土的宋代海船，經鑒定屬于尖頭尖底船型，采用以減緩搖擺的舭龍骨技術，這項技術比世界各國要早六、七百年。此外，南宋時期明州的造船業也相當發達，據《開慶四明志》統計。當時明州有民船7916艘，其中船幅兩丈以上的有1728艘，一丈以下的有6188艘，可見明州的造船實力之雄厚。
三、泉州港宋哲宗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宋朝廷又在泉州設立市舶司，正式開放泉州港。在宋仁宗至哲宗元年的20年間，泉州港對外貿易十分活躍。南宋初期，建炎二年至紹興四年（公元1128——1134年）的7年間，泉州市舶司的收入是98萬緡，至紹興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泉州市舶司在一年間的收入就達到98萬緡，接近廣州港一年的收入。
南宋中期，泉州港對外貿易發展迅速，天禧二年（公元1206年），于泉州進行海外貿易的國家或地區為31個，而到了理宗寶慶元年（公元1225年），迅速增加到58各國家或地區，此時泉州市舶司的收入已經趕上廣州。南宋中后期，宋朝廷對泉州港口和泉州市舶司更為扶持。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宋孝宗專門撥出25萬緡給泉州市舶司作為“抽買乳香的本錢”，以擴大對外貿易的規模。至南宋末期，泉州港口對外貿易額已經超過廣州。
泉州港的造船業起步對明州港而言是較晚。北宋天禧末年時期，泉州尚未列入全國11處造船廠所年產量排行榜，當時11處造船場包括廣州、明州、杭州、溫州、虔州、吉州、揚州、潭州（今長沙）、衡州（今衡陽）、嘉州等。當時泉州港的造船年產量還不及嘉州港（今樂山）45艘的數量。宣和年間（公元1119——1125年）宋朝廷遣使委福建、兩浙監司“顧募客舟”，但仍然復令明州港裝飾，才能使其“略如神舟”。直到南宋建炎年間，泉州港的造船業才有一定的發展。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春，監察御史林之平奉命到福州、泉州招募海船，當年十月即有大舟自閩中至明州海域共200余艘。南宋紹興和淳熙年間，泉州港逐步發展成為宋朝制造戰船的重要基地，其所造的9艘戰船，經水師校試，“惟晉江縣舡可用”。
同時泉州私營造船業相當發達。據記載，紹興初年，宋朝廷下詔福建造船，其建議以度牒方式買商船200艘，“可省緡錢二十萬”。可見泉州造船業已有相當的規模，至元朝時期，泉州港的造船業達到鼎盛階段。
四、登州港北宋初年，登州港是對朝鮮半島、日本的重要貿易港口。朝鮮到中國的使者大都由登州港入境。大宋使者也由登州港出行。《宋史·高麗傳》記載,淳化四年（公元993年）二月，宋朝廷派遣秘書丞陳靖、劉武二人出使高麗便從登州港出發的。
北宋初期，登州港的商貿地位遠遠高于廣州、泉州、明州和揚州。后來由于日本推行鎖國政策，加上契丹族的阻擾及航海技術的進步，完全擺脫逐島航行的辦法，從而使北宋與高麗國通過登州港的貿易往來時斷時續，登州的經濟出現極大的起伏，港口的作用日趨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