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金虎出院回家，但是他的心臟到今天為止也沒能恢復到實驗前的健康狀態，始終覺得胸悶，胸口像是壓了一塊石頭。
如今，3年的時間過去了，何金虎依然時常感到呼吸不暢，心臟更不能負荷稍微劇烈點兒的運動。為什么一次試藥就讓他遭受到如此大的傷害呢？我們專門采訪了北京中醫藥大學教授卓小勤，他多年來一直在關注試藥者的風險和權益問題。
卓教授告訴記者，像抗腫瘤的這類化療藥物，本身就是對腫瘤細胞進行殺傷，所以不可避免地要對人體組織造成傷害。對于治療腫瘤來說，這種摧殘和傷害是目前為止無法回避的代價。但是對一個健康人來說，承受這樣的傷害從人道主義角度來講是說不過去的。
而一直從事藥理研究的北京協和醫院臨床藥理研究中心教授單淵東也認為，一些細胞毒類藥物，特別是靶向性比較差的藥物，不應該在正常人身上做藥物的一期實驗。單教授告訴記者，即使是非常好的靶向藥物，也做不到只打腫瘤、不打正常人。
何金虎現在做電梯工，一個月只有兩三千元的收入，還要給家里寄一半，生活始終捉襟見肘，根本無力支付高昂的治療費，他只好選擇了放棄。在他家附近有一個大學的操場，何金虎常常坐在看臺上，望著奔跑的同齡人，他除了羨慕就是后悔。他告訴記者，試藥留下的后遺癥就像是綁在自己身上的一顆定時炸彈，一不小心就有可能爆炸。
據記者了解，像何金虎這樣試藥試出問題的情況遠非個例。江蘇無錫的試藥者沈雨辰在2009年的一次試藥之后，患上了面癱。沈雨辰告訴記者，當時他的眉毛、左邊的眼睛、鼻子，還有很多地方都動不了，刷牙漱口的時候嘴巴都閉不攏，吃飯的時候只能用半邊嘴。試完藥之后，沈雨辰感覺自己根本不像個90后，皮膚非常粗糙。每到秋冬天的時候，身上就像魚鱗一樣的蛻皮，每次脫衣服下來，衣服就是像下雪一樣。每次打掃衛生，家里面可以掃出半簸箕的皮屑。而且自從試藥之后，沈雨辰的體重從140斤長到了200斤。
對此，單教授表示，有些藥的作用是短期的，但還有一些藥對健康的損害是潛伏的、長期的、隱蔽的，而且這種潛伏的危險是不可預測的。
四、試藥的利益鏈條：標準讓位于金錢試藥行業缺乏約束力度和法律保障
在這條從藥企、醫院到中介再到試藥人的試藥鏈條里，標準往往讓位于利益。而這些職業試藥人，既是中國并不健全的試藥制度下的弱勢群體，又在成為我們每一個人用藥安全的破壞者，職業試藥人的生存現狀應該給我們怎樣的啟示？
根據我國已經頒布的《藥物臨床試驗質量管理規范》第四十三條規定：“申辦者應對參加臨床試驗的受試者提供保險，對于發生與試驗相關的損害或死亡的受試者承擔治療的費用及相應的經濟補償。”但是這項規范在實際工作中卻缺乏可操作性。卓小勤教授告訴記者，至今為止沒有看到一個廠家給受試者購買人身保險的。
單淵東也說，規范在實際工作中不可能都實行，因為我們的藥廠實在太多。單教授告訴記者，目前我國有6000多家藥廠，中小藥廠占大多數，與國外的大藥企相比，他們的經濟實力非常有限，沒有強大的資金作為新藥研發的后盾，更不會為試藥人購買保險。而且藥監局也沒有規定，說不買保險就不能做臨床實驗。
目前在我國，試藥人與藥廠、醫院之間唯一的承諾就是這幾頁紙的《知情同意書》，記者翻看了北京各個醫院不同實驗的《知情同意書》。內容幾乎相近，其中絕大部分都是對實驗目的、實驗過程的解釋，對于這些醫學術語，非專業人員幾乎很難看懂；而對于安全性和不良反應卻只有短短的一頁。記者仔細查找，也沒有看到發生不良反應甚至惡性事件時，試藥人將得到怎樣的賠償。那么這些《知情同意書》又是由誰來制定的呢？
職業試藥人周飛告訴記者，中介拿到的錢是由倫理委員會決定的。但無論是中介、倫理委員會里的委員以及臨床實驗室的大夫，都是受雇于同一家機構——醫院，在整個過程中沒有任何的第三方中立機構進行監管，因為他們三家始終是利益的共同體。
這位試藥人提到的倫理委員會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組織呢？它為什么能決定試藥人的賠償金以及中介的招募價格？我們也采訪了北京協和醫學院生命倫理學研究中心教授翟曉梅。
翟教授告訴記者，保護受試者是倫理委員會的核心任務，倫理委員會的構成必須是多學科的，比如一家綜合性醫院在開展倫理臨床藥物試驗時必須有各個領域的專家。
翟曉梅告訴記者，按照規定，臨床試驗開始之前，研究組須提前向所在機構的倫理委員會提交研究報告。研究報告包括研究方法、目的、受試者人數等。只有倫理委員會同意研究方案之后，臨床試驗才可以進行。但是一些倫理委員會只對提交的書面內容進行審查，不會詢問試驗人群的來源等，對研究過程的控制依然無力，造成了試藥工作隱患重重。那么在國外，倫理委員會又是如何構成和工作的呢？
為此，記者采訪到了來自劍橋大學臨床實驗中心的主任伊恩?維爾金森。他告訴記者，英國的倫理委員會是一個全國的系統，由英國衛生部統一管理，是獨立的部門，而委員會的工作人員都是自愿的、無償的工作。
維爾金森博士還告訴記者，在英國，如果私立藥廠想要做臨床實驗是必須要給試藥人買保險，缺少保險，依照法律，實驗則不能開展。而公立機構的所有臨床實驗，都會主動為試藥人投保；各大醫療機構間也建立了聯網機制，避免試藥人在短期內頻繁試藥。
而在我國，試藥人在體檢時造假，還有的職業試藥人頻繁試藥，這不僅對他們自身的身體健康產生了極大的危害，同時更對實驗的數據產生了影響。而新藥上市之后，會和千千萬萬的生命發生聯系，如果因為試藥不規范而導致藥品的療效和負作用信息不準確，我們每個人都將會生活在危險當中。
單教授說，與國內原創性藥物只做一次一期實驗不同，國外的一個藥要做好幾次一期實驗，寧愿慢一些，也不愿一味地追求速度。
而卓小勤教授也告訴記者，《藥物臨床試驗的質量管理規范》是臨床實驗最核心的管理條例，它由國家藥監局制定頒布，但里面并沒有涉及對醫院、醫生以及其它醫療機構的約束和規范，而在衛生部的眾多立法中，也并沒有和人體實驗直接相關的法律法規。現在國內的人體實驗管理只要單位批準就可以進行，完全是一種行政管理。
我國平均每天有370種新藥問世，而每一種新藥在投放市場前，都必須經過臨床試驗。無論出于何種目的，這些職業試藥人都為新藥研發做出了巨大貢獻，他們在試藥過程中應該得到應有的保護。盡管目前一些大醫院也嚴格地執行了試藥人的準入機制，但現實中，國內試藥業確實存在缺失。為了保證國內新藥研發的正常進行，相關部門還應該加強約束力和制定嚴格的法律來保障。
半小時觀察：職業試藥人——弱勢者與破壞者
在發達國家，新藥試驗對受試者的保護極為嚴格。以美國為例，新藥的研制費用平均為9億美元，而人體試驗的開銷就占了40%。醫藥公司必須簽訂保險合同，不但要為試藥人在試藥期間的風險投保，日后產生的毒副作用，也在保險范圍內。而相比而言，一個嚴肅的現實擺在我們面前，我國有六千多家醫藥企業，年申報新藥上千種，參與試藥的正常人及患者不計其數，但是卻沒有一部法律專門規范人體實驗。試藥者一旦受到傷害或出現糾紛，損失由誰賠償？賠償按照什么樣的標準執行？都無從談起。職業試藥人就像是“廉價的小白鼠”，但是他們的遭遇除了為自己的未來埋下不知何時會爆炸的“地雷”，在試藥流程中的違規操作更是對整個臨床試驗乃至未來可能上市銷售的藥品帶來安全隱患，我們每個人都將深受其害。
持社會保障卡看病的方式：1、在掛號時必須出示社會保障卡，現金交納個人自付、自費費用，醫院為參保人員出具收費票據；2、到診室看病時，要向醫生主動出示社會保障卡；3、交費時，須將社會保障卡和交費單據一起交給結算人員。
“象站在一根細枝的鳥，22號（美國東部時間，以下除非特別說明，全部是美國東部時間）開始隱隱覺得一場超級風暴即將來臨，開始不安。社區和朋友們都在忙著籌備春節晚會，詢問下來，聽聞下來，安靜祥和得讓人越來越不安。”
這是久在底特律的汽車人、卡斯特鋁精密鑄造北美總經理繆云渠（Joe Miao）在中國2019新型冠狀病毒爆發消息一陣陣傳遞到密西根州時的心情。
現實驗證了他的預感。北京時間1月23日上午10點，中國湖北九省通衢武漢宣布交通封城。
想在底特律打造新型中國城的90后湖北人李杰夫也意識到了事態的嚴重性，一時間，他猶如熱鍋上的螞蟻，輾轉反側，不知所措，只能不斷與國內親友聯系，希望探得第一手消息。
他說：“要知道在歷史上，如此大規模的隔離在人類歷史上從未出現過。遠方的那座城市是我出生長大的地方，那里有我的父母，絕大部分親友，還有一千多萬熱心直爽的武漢人。”
“充滿無力感的我們怎么辦？你我這樣的小人物，除了目瞪口呆一動不動之外，能做什么？”繆云渠最后想了想，還是站了出來，他拉著團隊發文呼吁“大家醒醒、快醒醒”，“這就是我們的切爾諾貝利、我們的911、我們的日本大海嘯”。
很快，他的建議得到了朋友們的積極響應，劉傳李、聶徳林、Grace Cai、謝虹、劉京燕、陶獻、楊笑風、鄒大慶、Lisa Gray、陳煉、俞良博、高博年、賈閃、鐘志偉、聶子鋒、陸凌藍、談明暗、邱珊珊……他買粉絲群里的朋友越聚愈多，大家的想法十分一致，覺得必須做些什么。
當時，各種武漢缺少口罩、防護服和護目鏡的各種消息紛至沓來，他們覺得那些奮戰在一線的醫生很偉大，也很可憐。
李杰夫也覺得哪怕只是一束微弱的光，至少也能照亮一絲黑暗。很幸運，在產生這個想法的同時，他迅速被朋友邱珊珊拉入了這個個買粉絲群。
1月23日，這些生活工作在密西根州的華人決定成立“密西根后援團”，想著為抗疫盡一點自己的力量，他們的宗旨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錦上添花，能幫一點算一點。
繆云渠說：“一開始，身邊不是每個朋友都理解，不是每個朋友都熱血，但是前線的醫護一直從各處冒出來哭訴，故土故鄉的父老們，更無力。我們這群人，We Can We Up。我們低頭做事。”
短短一天時間，后援團買粉絲群成員從個位數，增加到近百位。北美華商俱樂部、北美華人發動機工程師協會、密西根青少年勵能基金會（Michigan Youth Empowerment Foundation，簡稱mYe）等34家社團加入后援團，幾乎囊括了密西根幾乎所有的華人社團。
密西根后援團成立之初迅速做了這樣一個決定：統一采購統一運輸，捐贈的每個環節必須由后援團自己把持，做到絕對可控。
隨后，后援團人員迅速自發設置細致而明確的機構分工，分為財務組、采購組、中國物流組、美國物流組、宣傳組等，每個組都是由專業人士在運作。
比如財務組成員有美國注冊會計師、有慈善機構人員，也有專業審計人員；比如采購組有專業知識豐富的醫生、有采購工作經驗甚至有醫療物資購買資質的從業人員。這確保了每個環節的專業性，進而大大地提升了工作效率。
在確定此次捐贈親自動手的同時，他們做了第二個后來發現也是英明的決定，就是邊確定接收單位、采購、物流途徑邊開通捐款通道。
最初有不少人建議為了保險起見，等一切確定后再接受捐贈先，以避免出現不必要的責任問題。但繆云渠不同意，他說：“我們現在就是在打仗，戰場上不會有人等你，我們遇到了問題再想辦法解決問題，壓力責任我們一起扛。”
“現在想想這是無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