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圣哲夢寐以求的千年王國，大同世界吧！
中國入世首席談判代表、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龍永圖說,參與經濟全球化只不過是全世界走向經濟一體化這一漫長歷史過程中的一個初級階段，參與經濟全球化就是向著全球經濟一體化這一進程邁進的一個開端。
四、面對經濟全球化的挑戰，中國企業應主動采取對策
經濟全球化和加入WTO并不能代替一個國家國內的有效發展戰略。融入世界經濟必須視為國內經濟發展的一種手段,其本身并不是一個目標。[1]
所以，面對經濟全球化的挑戰，首先，要更新理念，既要看到挑戰，更要看到發展的機遇，以積極進取的心態主動參與全球化進程。其次，是要面向國際市場，從戰略的角度加強產業結構的調整，從"先發制人"和"后發制人"兩個視點出發，制定出中國的產業調整與發展規劃，兩條腿走路，協同發展，力爭在未來經濟一體化領域內形成中國的經濟主導權。第三，加強產業的信息化建設，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促進產業化的進一步發展。
孫中山說："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經濟全球化與經濟一體化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大勢所趨，經濟全球化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經濟浪潮，其必然結果是經濟一體化。追求收益最大化是經濟全球化的根本動因，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成為經濟全球化的助長劑和外在動因。只要我們頭腦清醒，認識到位，面對挑戰，早做準備，積極應對，中國企業在未來的全球經濟一體化領域內一定可以取得自己的主導權。
“一帶一路”建設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意義和影響：
首先，“一帶一路”的戰略構想順應了我國對外開放區域結構轉型的需要。眾所周知，1978年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征程。從1979年開始，我們先后建立了包括深圳等5個經濟特區，開放和開發了14個沿海港口城市和上海浦東新區，相繼開放了13個沿邊、6個沿江和18個內陸省會城市，建立了眾多的特殊政策園區。但顯然，前期的對外開放重點在東南沿海，廣東、福建、江蘇、浙江、上海等省市成為了“領頭羊”和最先的受益者，而廣大的中西部地區始終扮演著“追隨者”的角色，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東、中、西部的區域失衡。“一帶一路”尤其是“一帶”起始于西部，也主要經過西部通向西亞和歐洲，這必將使得我國對外開放的地理格局發生重大調整，由中西部地區作為新的牽動者承擔著開發與振興占國土面積三分之二廣大區域的重任，與東部地區一起承擔著中國走出去的重任。同時，東部地區正在通過連片式的“自由貿易區”建設進一步提升對外開放的水平，依然是我國全面對外開放的重要引擎。
其次，“一帶一路”戰略構想順應了中國要素流動轉型和國際產業轉移的需要。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經濟發展水平低下，我們亟需資本、技術和管理模式。因此，當初的對外開放主要是以引進外資、國外先進的技術和管理模式為主。有數據顯示，1979至2012年，中國共引進外商投資項目763278個，實際利用外資總額達到12761.08億美元。不可否認，這些外資企業和外國資本對于推動中國的經濟發展、技術進步和管理的現代化起到了很大作用。可以說，這是一次由發達國家主導的國際性產業大轉移。而今，盡管國內仍然需要大規模有效投資和技術改造升級，但我們已經具備了要素輸出的能力。據統計，2014年末，中國對外投資已經突破了千億美元，已經成為資本凈輸出國。“一帶一路”建設恰好順應了中國要素流動新趨勢。“一帶一路”戰略通過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民心相通這“五通”，將中國的生產要素，尤其是優質的過剩產能輸送出去，讓沿“帶”沿“路”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共享中國發展的成果。
第三，“一帶一路”戰略構想順應了中國與其他經濟合作國家結構轉變的需要。在中國對外開放的早期，以歐、美、日等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有著資本、技術和管理等方面的優勢，而長期處于封閉狀態的中國就恰好成為他們最大的投資樂園。所以，中國早期的對外開放可以說主要針對的是發達國家和地區。而今，中國的經濟面臨著全面轉型升級的重任。長期建設形成的一些產能需要出路，而目前世界上仍然有許多處于發展中的國家卻面臨著當初中國同樣的難題。因此，通過“一帶一路”建設，幫助這些國家和地區進行比如道路、橋梁、港口等基礎設施建設，幫助他們發展一些產業比如紡織服裝、家電、甚至汽車制造、鋼鐵、電力等，提高他們經濟發展的水平和生產能力，就順應了中國產業技術升級的需要。
第四，“一帶一路”戰略構想順應了國際經貿合作與經貿機制轉型的需要。2001年，中國加入了WTO，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的成員。中國“入世”對我國經濟的方方面面都產生了巨大影響。可以說，WTO這一被大多數成員國一致遵守國家經貿機制，在一定程度上沖破了少數國家對中國經濟的封鎖。但是，近年來國際經貿機制又在發生深刻變化并有新的動向。“一帶一路”戰略與中國自由貿易區戰略是緊密聯系的。有資料顯示，目前我國在建自貿區，涉及32個國家和地區。在建的自由貿易區中，大部分是處于“一帶一路”沿線上。因此，中國的自由貿易區戰略必將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而得到落實和發展。
“一帶一路”建設面臨的新機遇：
“一帶一路”是一個宏偉的戰略構想，它的建設過程不僅涉及眾多國家和地區，涉及眾多產業和巨量的要素調動，這其間產生的各種機遇不可估量。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第一，產業創新帶來的機遇。產業創新涉及產業轉型升級和產業轉移等帶來的紅利。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中國的一些優質過剩產業將會轉移到其他一些國家和地區。在國內，因為市場供求變化，一些過剩的產業，也許在其他國家能恰好被合理估值；在國內，因為要素成本的上升而使一些產業、產品失去了價格競爭力，也許在其他國家，較低的要素成本會使這些產業重現生機。在國內，因為產品出口一些發達國家受限而影響整個產業的發展，也許在其他國家就能繞開這些壁壘，等等。此外，由于產業轉移引致的產業轉型升級更是機遇無限，比如技術改造、研發投入、品牌樹造等等都會給投資者帶來無限機遇。
第二，金融創新帶來的機遇。“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首先需要有充足的資金流，巨量的資金需求只能通過金融創新來解決。我們已經發起設立“亞投行”和“絲路基金”，但這也只能解決部分資金問題，沿“帶”沿“路”國家和地區一定會進行各種金融創新，包括發行各種類型的證券、設立各種類型的基金和創新金融機制等等，這其間的紅利和機遇之多甚至是不可想象的。
第三，區域創新帶來的機遇。“一帶一路”本質上是一個國際性區域經濟的范疇，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必將引發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區域創新，這包括區域發展模式、區域產業戰略選擇、區域經濟的技術路徑、區域間的合作方式等等，這其間的每個創新都蘊涵著無限的機遇。
一、扼殺晚明思想啟蒙運動，扼殺資本主義萌芽。強化落后而僵化的封建專制制度。
明代中葉以后長江中下游出現的資本主義萌芽，標志著儒家文明內部，工商業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江南一帶到處是資本主義萌芽。各國歷史上封建國家都有權對工商業攫取過多的利潤加以剝奪。明王朝所為只是巧立名目，加大征稅比率。沒有出現漢武帝時期命令商人拿出一半家產以佐官府導致“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但是明代工商業者已經成為相當強大的社會力量，對于這種加稅也不能忍受。出現大規模反對礦監，稅使的民變運動不斷發生。大規模的幾十次，一般規模的幾百次。(《儒家文明》)“民變”不同于農民起義，有這類斗爭,“平等”、“自由”、“實業興國”、“保護貿易”等思想就會傳播，資產階級改良和革命就可能發生。
有人說明代沒有類似西歐的實現資本主義條件，那么我們要問了，各國都有自己的現代化道路，中國的確沒有英國等最先實現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特點，難道就不能自己探索一條現代化道路嗎？比如農奴制的俄羅斯，比如封建色彩濃厚的德國、日本。再比如現代中國是沒有經過發達資本主義階段而直接走向了社會主義。同是深受儒學影響的華人就曾在南洋建立了“蘭芳共和國”，前后存在了100多年。
關鍵是思想解放，對外交流，有交流就能進步。
英國有議會，而當時的中國民間紛紛結社，民間議政的風氣很盛。特別是有先進的思想政治組織“復社”。 而在滿清,閉關鎖國，嚴禁結社。
大清律規定：“凡三十人聚會，一律處斬”。好了，一切非政府組織全部取締了。
明末封建專制制度正在走向解體和衰亡，特別是宋明理學暴露出扼殺人性的弊端和生機勃勃的市民文化形成激烈沖突。有識之士在各方面都發現了封建制度的弊病，正在探索一條新的道路。新思想，新觀念不斷涌現，西方的先進優秀的文化科技正在引進，正如同西方社會經歷的文藝復興前夜。明末清初正是思想界啟蒙的時代，明代的大思想家李贄，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都看到了封建社會的弊病特別是宋明理學的危害，在他們的著作中人本主義，民主主義的光芒在閃耀。黃宗羲的《原君》批判君主專制，打響了近代民主思想的第一炮，明末思想界對整個封建意識形態從哲學到倫理，從治國到治學都開始反思和批判。戲曲小說都以市民喜好為標準，反映了市民意識的覺醒，這是對封建禮教壓抑人性的反叛。西方的天主教在南方廣為傳播，特別受到明末先進士大夫的歡迎，他們試圖將西方傳來的宗教和儒學結合，洋教中國化。東林黨人和天主教徒密切結合，涌現出大批杰出人物。比如徐光啟、李之藻、瞿式耜等都是天主教徒，象王徵、孫元化、李天經、張燾、瞿式耜、陳于階等形成一個“西學集團”。
南明天主教也在宮中傳播,后妃們普遍信仰天主教，這必將影響到最高統治集團。西方宗教宣傳的人人平等思想有利于人本主義，民主思想的傳播,也有利于科技引進、東西方文明的交流乃至資本主義制度的確立。但是滿清入關使得思想界斷送了儒學和西方基督教文明相結合產生新型文化的最后機會。
有人說明朝已經腐朽了，從整體看是的，但是從局部看就未必，統治階級和封建官僚是腐朽的，而民間則是生氣勃勃。富庶的江南地區正是新興力量萌芽，成長，壯大的地區。正如同抗戰時期，國民黨是腐朽的，領導全民抗戰是不利的，但是共g產g黨就是新生革命的力量，能夠領導中國人民抗戰。只是南明的新生力量還沒有強大到具有獨立領導全民抗戰的能力。正如同法國大革命的前夜，封建王朝腐敗嗎？社會矛盾激烈嗎？這正是國家民族最虛弱渙散的時候，是希望再來一次蠻族入侵，還是來一次資產階級大革命呢？在19世紀日本只用短短三十多年的西化--“明治維新”運動，就一躍成為世界列強，我們有什么理由懷疑早200年的明末思想啟蒙和解放運動不能帶來更好的局面。
但是滿清用鐵血摧殘使得社會生產力大幅度倒退。物質文化大規模毀滅，之后大興文字獄，理學成了碰不得的理教。空前強化了這種腐朽沒落的封建意識和制度，如同西方蠻族入侵后的歐洲中世紀一樣把中國帶入了黑暗。
二、生產力相對停滯,軍事裝備、科學技術大幅度倒退。
現在某些人極力鼓吹的康雍乾之世,其實大多是對明末的恢復性增長。滿清收支在嘉道以前相當長的時期基本是不變的，地丁 3000萬，耗羨460萬，以及其他共計4800萬兩白銀，根據《清朝文獻通考》田賦所載，順治十六年（1659）中國耕地總數是五百四十九萬頃，康熙二十四年增長到六百八十三萬,乾隆十八年增到七百零八萬。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到七百四十一萬，而明末崇禎時就有田七百八十三萬（翦伯贊），數字剛接近明末土地數字。可見康雍乾生產恢復是緩慢的，過了一百年才到了明末的生產規模。清朝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