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形成統一的專制帝國。因此其政治是很不同于西方的，更強調世俗的秩序(家庭的和國家的)和各種道德倫理。追求道德上的提升，以達到內圣外王是典型的中國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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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說古中國的經濟基礎農業受到地理環境的極大影響
2 地理環境仍然對現代經濟和地區不平衡性產生重大影響
現代地理環境造成的經濟差異依然存在，即所謂“一方山水養一方人”，而大量的實踐經驗告訴我們大部分國家的經濟發展圈都是沿海、沿江湖泊為依托的。
在1984年開始的經濟改革開放過程中，中國的東北、東和東南方沿海在風水是上處于有利的方位，所以在改革開放之初，借大力開放沿海港口城市之機，經濟得到了快速發展；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就有形成經濟圈的更大需求。環渤海城市經濟圈、長三角經濟圈、珠三角等得到全面發展。
而在晚期開發大西北的戰略中，其西部經濟遠沒有東部經濟發展的快，其效果也不是那么明顯。為什么？就是因為西部沒有沿海那樣具有大的海和江河湖泊等。其地理因素的差別是明顯的。
在世界范圍內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巴西等國家的經濟圈或經濟格局，都是依托沿海、湖泊而發展起來的。
自加入WTO和國際貿易接軌以后，在內外因的共同作用下，中國的外貿出口快速增長。正所謂，大國發展，主因在內部，小國發展，主因在外部。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在新自由主義思潮的指引下以跨國公司主導的第三次全球化浪潮是外部因素球。中國作為一個世界性大國，內部因素是主要的，80年代，鄧小平作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今時代的主題”的正確判斷。積極主動融入世界貿易體系，提前布局，政策扶持。另外，得益于中國的人口紅利，中國的外貿行業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城市化把沉睡在一畝三分地上的農村勞動力釋放出來，農民工群體開始登上歷史舞臺，為祖國的發展做出了具大的歷史貢獻。另一方面，1999年大學擴招培養了一大批腦力勞動者，英語4級基本是大學的標配，找一份外貿業務員的工作，對外溝通基本夠用。
“現在世界上真正大的問題，帶全球性的戰略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經濟問題或者說發展問題。和平問題是東西問題，發展問題是南北問題。概括起來就是東西南北四個字。南北問題是核心問題”——鄧小平
公開數據顯示，早在2018年，中國的進出口總額已經達到了4.6萬億美元，成為名副其實的全球第一貿易大國，帶動直接和間接就業人口1.8億人以上。據企查查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3月27日，中國的進出口企業數量為641萬余家，其中廣東省的外貿企業最多，達182.3萬家，占比28.4%；江蘇省、浙江省的外貿企業數量分別排名第二、第三位。
假設平均每一家外貿企業配有5名業務人員，從事外貿業務的銷售人員將達到3000萬之多。另一個數據，阿里巴巴國際站目前有20萬賣家，如果每一家公司有5名業務員，從事阿里巴巴的外貿業務員就有100多萬人，不管從哪個角度看，國內外貿從業人員的數量都是非常龐大的,遠遠多余IT從業人員。
本人寫作的一大特點就是從大歷史觀和政治的角度首先剖析經濟發展和行業發展，然后在大的經濟環境下個人的奮斗如何趕上歷史的進程，最后才是技能方面的分享。和其他書籍不同的是，本人的業務技能分享更側重邏輯層面，期望告訴你們為什么這樣做？“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希望可以達到以不變應萬變的效果。
說個小故事：
有一個北京人，1984年為了圓出國夢，賣了鼓樓大街一個四合院的房子，湊了30萬，背到意大利淘金。風餐雨宿，大雪送外賣，夜半學外語，在貧民區被搶7次被打3次，辛苦節儉，如今已兩鬢蒼蒼，30年了，終于攢下100萬歐元(人民幣768萬)打算回國養老享受榮華。一回北京，發現當年賣掉的四合院現中介掛牌8000萬，剎那間崩潰了…
關于經濟重心南移的特征分析
我國古代的經濟重心，經歷了一個由北向南的轉移過程。古代對南方的開發比較早，但直到三國，都處于初步開發階段，江南真正意義上的開發是在南北朝，因此時北方處于十六國戰亂狀態，南方相對安定，北方移民的涌入，統治者的重視，相對優越的地理環境，大大促進了南方經濟的發展，使南方經濟逐漸趕上北方。
隋朝統一后，隨著北方經濟的恢復，北方又一次成為全國經濟的重心，但北方的某些方面也依賴于南方的補充，大運河的開鑿就是這一形勢的體現。安史之亂后，北方經濟受到嚴重破壞，五代十國時期，南方相對安定，全國的經濟重心曾一度南移。
北宋建立后，北方經濟迅速恢復發展，北方仍然是全國政治、經濟中心，但政治中心已經東移，這種政治中心的東移，正是經濟重心南移的預兆。因開封距南方的江淮地區相對較近。
北宋滅亡之后，北方人口大量南遷。紹興和議后，南方相對安定，南方經濟迅速發展，至此，南方作為全國經濟重心的地位在南宋時正式固定下來，穩定地形成南方經濟領先北方的格局。當時流傳著“蘇湖熟，天下足”的諺語，正是經濟重心南移的印證。
東西方資本主義萌芽的比較 （表格）
⑴產生：東西方資本主義萌芽都大致出現于14―――16世紀，都是在手工業者分化的基礎上產生的，都是以手工工場的出現作為標志。
⑵命運：西方資本主義萌芽后在16世紀有了長足的發展，資本主義手工工場已成為這些國家社會生產的普遍現象。而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只是出現在商品經濟比較繁榮的江南地區，且是在個別生產部門，沒有引起自然經濟的解體，直到鴉片戰爭前夕，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沒有質的突破，未能進入真正意義上的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階段。其原因在于：中國的自然經濟根深蒂固，農民十分貧困，市場狹小；而西方的封建關系相對松散，便于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中國歷代封建王朝奉行“重農抑商”政策，嚴重束縛了工商業的發展；而西方統治者則利用王權的力量推行重商主義政策，客觀上有利于資本主義的發展。明清時期，中國統治者實行閉關鎖國政策；而西方已將“目標指向世界”。因此，中國中央集權越強大，對資本主義萌芽阻礙越大；西方專制王權越強大，就越有利于資本主義發展。
⑶影響：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對中國當時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起到了一定促進作用，這在人們的思想觀念中也有所反映，如反封建的民主思想的產生。但資本主義萌芽沒有成長為社會生產的普遍現象，也就沒有引起中國社會的經濟結構和階級結構的多大變化。因此對社會的促進作用也是極為有限的，沒有促成社會的轉型；而西方國家的資本主義卻極大地促進了西方國家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科技和經濟的進步，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導致西歐社會經濟結構和階級結構、思想意識形態及價值觀念的巨大變化，引發了資產階級革命，使歐洲由封建社會開始向資本主義社會的過渡。
中國古代政治中心的轉移及原因
轉移：中國六大古都，西安、洛陽、開封、南京、杭州、北京建都的先后次序及走向看，呈現出由西向東的趨勢，即西起西安→洛陽→開封→東南至南京、東北至北京。南京和北京基本處在同一經線上。唐以前以長安為中心，五代、宋以開封為中心，元以后以北京為中心。
由西向東轉移的原因：①黃河流域的生態平衡失調是根本原因。歷史上，黃河流域曾是茂密的森林，廣闊的草原所覆蓋。可是，隨著人類活動的影響，森林草原被破壞，造成了生態環境的變遷。森林破壞可分四個時期：第一，西周到戰國后期，林區不斷縮小。第二，秦漢至魏晉南北朝，由于農業的發展，已無成片的林木存在。秦漢政府為鞏固邊防，實行移民政策，設置郡縣，大力屯田，使原來的草原變為農業區。第三，唐宋時期，采伐范圍不斷擴大，農區不斷擴大，森林面積繼續縮小。第四，明清時期，黃河中游的森林破壞更嚴重，農業區繼續向北擴大，草原面積進一步縮小，大量牧區轉化為農業區。由于對森林、草原的破壞，引起自然環境的變遷，氣候的變化，水土流失嚴重，沙漠擴大。嚴重影響了黃河流域經濟的發展。
②經濟重心的轉移是直接原因。唐以前，經濟發展較早而又發展得最好的是關西經濟區的關中平原和成都平原。歷史上，這里氣候溫和，雨量豐沛，土質肥沃，土壤疏松，為發展經濟提供了優越的條件。戰國至唐中期，一直是全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經過東晉和南朝時的發展（北方戰亂，北方人口大量南遷），隋唐進一步發展，宋朝時，南方經濟已超過北方，經濟重心由黃河流域轉移到江南。
③政治、軍事斗爭重心由西向東轉移是重要原因。宋以前，爭奪的重點在西北、四川，其戰略位置十分重要。如秦漢時的匈奴，隋唐時的突厥等。宋以后，隨著金、蒙古族等少數民族的崛起，斗爭的重心逐漸轉移到東北、北方。
大運河帶給我們的啟示
第一，在中國歷史上，許多運河，像浙東、江南、淮南運河都是分裂時期的歷史產物，地區性運河的出現，對不同時期分裂政權的作用和影響是巨大的，促進了區域經濟文化的成長。如魏晉南北朝時期，東晉、南朝在長江以南的開發；五代時的南唐、宋金對峙時期的南宋，經濟成熟和富庶都超過了北方。
第二，把分裂時期開鑿的這些運河改造為發揮全國效益的大運河的一部分，沒有統一的國家是不可能的。因此對秦始皇、隋煬帝、元世祖等，不僅應該肯定他們對中國的統一所做的貢獻，而且應該承認他們在中國運河發展上所做出的功績。大運河的開通推動了沿線經濟的發展，特別是沿岸城市經濟與文化的發展。
第三，運河是中華民族智慧的結晶。大運河的開鑿是中華民族科學技術發展的結果，是在對自然地理環境深刻認識的基礎上，千百萬人民辛勤勞動的結果。集中體現了古代中國人民在水利、水運、建筑、測量等工程領域的科學成就、智慧與創造。
第四，古為今用。古代服從于帝王的巡游征戰或南糧北調的運河，在新中國誕生之后，一度成為北煤南運的動脈；如今當我們進入21世紀的時候，運河或許將為南水北調工程重新煥發出青春。歷史上的運河傳遞的絕不僅僅是物質的文明，也不單單是文化的交融，更重要的是運河把人類社會發展的脈搏及時地傳給了與它息息相關的人民，而這一點對當今的現代社會也是有所啟迪的。
中國古代農業發展的基本條件
①國家統一，社會安定，政治清明。如文景之治，貞觀之治等，這些都為經濟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社會環境。②統治階級注意調整統治政策，鼓勵發展生產。③重視興修水利，改革生產工具和推廣先進的生產技術。④廣大勞動人民的辛勤勞動。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正是廣大人民群眾的辛勤勞動，才使中國古代的經濟得到發展。
歷代經濟發展的共同原因
（1） 穩定統一的政治局面，是經濟發展的保障。除全國大統一的局面外，局部地區的統一局面，也能提供經濟發展相對穩定的政治局面，如戰國時期中原各國、三國的經濟發展，江南的開發等。、
（2） 統治者調整統治政策。新王朝成立之初，一些有遠見的統治者吸取前朝滅亡教訓，調整統治政策，使生產關系、上層建筑暫時適應生產力的發展，階級矛盾、民族矛盾趨于緩和，促進經濟的發展。
（3） 科技發展的推動。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每一項新技術的應用，往往會促進經濟的大發展。如戰國時期鐵農具在中原地區的推廣；北方先進技術向南傳播促進了江南的開發等。
（4） 國內各民族的經濟文化交流，中外經濟文化交流，是經濟發展的重要促進因素。（5）勞動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