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半島各國；又經馬六甲海峽，西渡印度洋，可達黃支國（今印度東南）① [此道又稱“海上絲周之路”，須說明的是，西漢的“海上絲綢之路”并非全線直通，中國商船大致在馬來半島停泊，商使一般上陸轉船再航孟加拉彎、印度]。
唐朝對外交往的通道有七條：五條陸道，二條海道。陸道有從營州（今河北昌黎）入安東道（去朝鮮）。自夏州（今陜西橫山縣西）通大同、云中道（去蒙古）。自中受降城（今內蒙包頭市附近）入回鶻道。自安西入西域道（去中亞）。自交州（今越南河內）通天竺道（經緬甸入印度）。海道則由登州（今山東蓬萊）渡海至高麗和日本。自廣州、經越南、馬來半島、蘇門答臘等至印度、斯里蘭卡，再西至阿拉伯諸國（此即為著名的廣州通海夷道）。②
2、中外交往內容不同。
西漢對外交往以商品交流為主，使節往來、技術交流不頻繁，有了初步的宗教、藝術交流。西漢出口商品是絲（綢）漆（器）并重，經絲為主，進口則是象牙、犀角、珠寶、琉璃、奇珍異獸等奢侈品。與西漢有使節往來的多為朝鮮、日本近鄰等。技術交流局限于西漢的內屬國（如朝鮮、越南）及中亞一些國家（如安息）。宗教方面則是印度的佛教從貴霜國傳入內地，但并非廣泛流行民間，僅有一些統治階層信奉。藝術方面是中亞的箜篌、琵琶、胡角、胡笛等樂器和樂曲、舞蹈傳入西漢。
唐朝對外交往的內容豐富多彩、形式多樣，且中外交往的規模、頻度驚人。使節往來方面：從公元630年至公元894年的260多年間，日本先后派出遣唐使節達19次，平均每次人數約400余人；從公元651年至公元798年的148年間，大食派遣的訪華和對華貿易政府使團達37批。派遣留學生方面：新羅留學生是外國留學生中人數最多的，僅在公元840年的一年里，從唐朝回國的留學生即達150名。商品交流方面：唐朝出口的是絲綢、瓷器，尤以絲綢為最大宗。中外貿易額急劇上升，如大歷五年（公元770年）到廣州貿易的蕃船，竟達4000余艘。技術交流方面：新羅從唐引進雕版印刷術、制陶、制銅技術；唐從天竺學習熬糖（蔗糖）法，天竺從唐學取造紙術；唐的造紙、絲織技術傳入大食。宗教往來方面：伊斯蘭教、襖教、摩尼教、景教等在唐朝得到傳播；新羅從唐傳入佛教；佛教的六宗（三論宗、法相宗、華嚴宗、律宗、成實宗、俱舍宗）先后由唐傳入日本；唐朝的著名高僧玄奘、鑒真、義凈等先后出國學習、傳播佛教。藝術交流方面：唐朝的十部國樂中就有高麗樂、天竺樂，印度北部的犍陀羅藝術深刻地影響了唐朝的雕刻藝術。
3、交往對等性的不同。
西漢的對外交往偏重單向交流，即西漢輸出的東西多，外國輸入西漢的東西相對少，特別在商品交流方面表現尤為突出。而唐的對外交往則是典型的雙向交流，輸出多，輸入也多。
4、對外開放程度的不同。
西漢的統治者雖積極加強與世界的聯系，開辟了東西兩大外交圈，但西漢的對外開放顯然還處于初步階段，西漢政府雖與世界50余國有政治或經貿等往來，但時斷時續，外國人在中國居住、經商、傳教、學習、做官的難見史書明確記載。而唐朝的對外開放則達到持續、全面、成熟階段，這可以從大量的外國人在唐朝居住、經商、傳教、學習、做官得到印證。據阿拉伯史學家的記載：公元9世紀70年代，在廣州的大食人、波斯人、猶太人和歐洲人等竟達12萬之多。來華學習并在唐入仕的著名外國人有新羅的崔致遠、日本的阿倍仲麻呂等。
5、對外交往對中國及世界產生的影響不同。
西漢的對外交往雖遠遠超過秦朝，開辟了東西兩大外交圈，但西漢的對外交往是時斷時續的，西漢的外交輻射區域以周邊近鄰國家為主，并未遍及亞洲所有國家，西漢的外交以自我主動交往為主，往往出于政治目的，因此外部世界的文化并未真正深入西漢的文化和西漢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外部世界對西漢的了解并不充分，多停留在單純的物質文化上，由于諸多因素的影響，西漢并未明顯地確立世界中心國的地位。
唐朝的對外交往遠遠超過西漢，唐朝的對外交往是持續長久的，唐朝的外交輻射了亞洲大多數國家，周邊國家與唐朝頻繁的交往，使得世界較廣泛地了解了唐朝，唐朝先進的政治、經濟制度和科技文化深刻地影響了周邊國家，外部世界的豐富文化深刻地滲透進唐朝人的日常生活，異域多彩的文化與唐朝文化有機地融為一體，憑借強大的政治、經濟、軍事和先進的科技文化，唐朝以不容質疑的世界大國形象屹立于亞洲東方。
二、漢唐對外交往不同的原因
1、交往路途方式不同的原因。
西漢的對外交往以陸路為主，是受當時客觀因素制約的。從地理上講，中國是大陸型國家，雖東瀕大海，有漫長的海岸線，但古人要出沒于大海的驚濤中，與海外各國進行交往，沒有先進的造船、航海技術是無法保障的。從造船技術上說，西漢時所造的海船，長度為7-12米，寬度一般為5-8米，長寬比例為7:5，這種海船屬近洋海船，不宜在深海遠航，一般來往于南海近海。從航海技術上說，西漢時的航海者僅仰賴信風，借助簡單的星宿定位技術進行海上航行。由此可見，西漢時的海上航行受制于諸多客觀因素，不易大規模進行海路交往，因而西漢政府偏重陸路交往。
西漢的對外交往以陸路為主，還與經濟重心的分布密切相關。西漢時北方為全國的經濟重心，絲織業中心均在北方，江南經濟這時遠未開發，經濟發達的北方地區為西漢政府的對外交往提供了豐富的手工業品。
唐朝時造船、航海技術的進步，是唐海路交往日益興起的重要原因。唐朝的造船業遠比西漢時發達，南方12州如揚州、常州、越州、洪州等是著名的造船中心，所造船舶大者長達20余丈，載客600-700人，載重上萬石，在南海——印度洋航線上，唐朝的船舶無疑是最大的龐然大物。唐朝的航海者憑借信風、海圖、牽星過洋綜合技術進行海上航行，據唐代賈耽《廣州通海夷道》的記載，我們可以肯定唐朝的航海者已經掌握了高超的航海技術。安史之亂后，由于吐蕃勢力強大起來，一度控制西域，阻斷西北絲路的暢通，海路交往尤顯重要。
唐朝時海路交往的日益興起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自東晉至唐中后期，江南經過幾百年的開發，經濟面貌已換新顏，富庶的江南絲織業、制瓷業的迅速崛起，為海外貿易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手工業精品。
2、中外交往不同的原因。
西漢中期，農耕經濟得到相當發展，統治階層的大部分物質需求在國內可得到滿足，而異域的象牙、犀角、珠寶、琉璃、奇禽異獸等奢侈品，大受統治階層垂愛，因此西漢官方貿易往往以絲綢、漆器來換取異域的殊物。西漢出口的商品為絲綢、漆器，是依托國內先進的絲綢業、漆器業來支撐的。西漢時主要的手工業為絲織業、漆器業和冶鐵業，當時西漢的絲織技術、漆器制作技術居世界領先水平，絲綢、漆器的產量也有了增長，精美的絲綢、漆器在國內主要為統治階層享用，對外則作為主要的出口商品。西漢的冶鐵業因受到采礦、冶煉技術的限制，鐵的產量有限，鐵器以滿足國內農業生產為主。出于對國家安全和技術壟斷的考慮，西漢政府對養蠶繅絲技術、鐵器出口等進行限制，只有內屬國及絲路上中亞的一些國家能與西漢進行農業和手工業技術交流。西漢的周邊眾多國家，由于國家大小不一，經濟文化發展程度與西漢相比有一定差距，少有能與西漢平起平坐的國家，因而西漢與周邊國家使節往來，文化交流不可能頻繁。
唐朝由于政治、經濟、軍事上的強大和科技文化的先進，對世界各國產生了強大的吸引力，眾多的國家爭相與唐朝建立外交聯系，派使者、留學生等學習唐朝的政治、經濟制度，傳播唐朝的文化。唐朝時主要的手工業為絲織業、制瓷業、造船業、冶鐵業等，其中絲織業比西漢有了更大發展，絲織業遍布南北，且織染技術不斷創新，產量倍增，唐朝的絲織品是當時世界上最高水平的紡織品，在海外市場倍受青睞。唐朝時制瓷業迅速崛起，形成青白分類的越窯和邢窯兩大系統，此外江西的昌南鎮和四川地區也出現資器生產基地。依托國內先進、普及性廣的絲織業、制瓷業的支撐，唐朝不斷的對外輸出絲綢、青瓷。在對外的技術、文化交流中，唐朝的眾多統治者憑借強者的自信，以海納百川的寬闊胸襟對待世界各國，對自身擁有的先進技術和文化，并非狹隘的據為己有，而是大度的、合理的互通有無、互惠互利，對別國先進的技術和文化則積極吸收，豐富自身的經濟、文化內容。
3、交往對等性不同的原因。
西漢時統治者加強對外交往，西漢與世界大小50余國建立了政治或經濟等聯系，這似乎是“偉大”的成就，但這種“偉大”成就是建立在“恩賜”貿易基礎上的，是儒家思想支配下大國思想的外在表現，西漢統治者試圖以經濟上的“恩賜”來籠絡、懷柔各國，從而樹立大國形象，在對外交往中較多地表現為西漢主動交往，甚至是一廂情愿式的交往。
唐朝時，唐朝與周邊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差距日漸縮小，各國各擁有長處和優勢，在此情況下，唐朝與周邊國家的交往能夠在大致平等的基礎上進行，而且唐朝統治者更注重現實，在對外交往中力求互惠互利，而非一味大方的“恩賜”。
4、對外開放程度不同的原因。
西漢時對外開放處于初步階段，是由歷史客觀原因決定的，主要是受當時經濟、文化、科技等原因的制約。而唐全面的對外開放，是主客觀原因綜合的因果，唐朝國力雄厚，政治穩定，唐統治者順應歷史潮流，敞開國門，接納世界各國的強者自信，則有力地推動了對外開放。
5、對外交往對中國及世界產生影響不同的原因。
由于西漢實行自我主動式的對外交往且偏重單向交流，輸出的東西多，輸入的商品多以奢侈品為主，中外之間的技術、文化交流不頻繁，因而外部世界的文化對西漢文化和西漢人日常生活影響的程度不很深，西漢政府通過東西兩大外交圈進行的外交活動受到諸多限制，中外之間的交往和了解并不充分，加上西漢的經濟處于發展階段，對外輸出的手工業品和文化產品有限，因而對世界并未產生震撼性的強烈影響。
唐朝時，眾多統治者持續地奉行開明的對外交開放政策，國家不論大小、貧富，唐朝都平等相待。所以與唐朝交往的國家日益增多，中外交往的內容不斷豐富發展，中外之間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交往，外部世界的文化深刻地滲入唐朝文化和唐朝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唐朝憑借政治、經濟、軍事、科技文化整體的先進和強大，不容質疑地成為世界仰慕的中心，唐朝的聲威遠播海外。
以上所述，僅為本人在《中國古代史》（試驗本）教學實踐中探索的總結，限于自身水平及閱讀資料有限，在此僅粗淺地談談，如有不當之處，敬請同行們指正。
注釋：
①《漢書•地理志》載
②《新唐書•地理志》載
參考書目：
1、《簡明中國古代史》（第二版）張玉璽 主編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4年9月出版
2、《中國古代對外貿易史》沈光耀[著] 廣東人民出版社 1985年6月出版
啟示：①唐朝的對外關系前所未有,主要取決于經濟文化的繁榮發達
因此,我們應該大力發展經濟,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加速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②唐朝和睦的民族關系也為對外交往頻繁提供了必要條件,因此我們應堅持民族平等、民族團結、共同發展繁榮的原則,發展周邊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
③唐朝統治者對待外國和外來文化采取開明的態度,重視對外交往
因此,我們應堅定不移地實行對外開放,學習外國的先進技術和管理方法,擴大對外貿易,加強與外國的經濟技術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