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列前三名，RCA 值均在7以上，分別達到8.9、7.5和7.0，顯示出很強的國際市場競爭優勢；同時某些高技術產品也顯示出了較強的出口競爭優勢，數據處理設備、通信設備及零部件的RCA 值也超過了1.（3）從動態比較優勢指標Cr來看，1997—1998年與1992—1993年相比，高技術產品具有最高的Cr值，而勞動密集型產品的比較優勢變動指數普遍不高，尤其是紡織類產品，除去人造纖維織物的Cr值大于1外，其余6個項目的Cr值均小于1，表明部分勞動/資源密集型產品的市場擴張空間有限，有些產品的比較優勢正在不斷弱化，換言之，它們或許正面臨著崛起于成本更低國家、有更強競爭力的供貨廠商的挑戰。而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正與之相反，雖然RCA 值不是很高，但增速明顯，顯示出良好的成長性，數據處理設備、晶體管及半導體的Cr值高達5.2和2.0，分列前兩名，表明部分機電產品的國際競爭優勢正在快速提升。
（4）在我國高技術產品出口的比較優勢不斷提升的背后，是中間品及零部件進口的迅速增加。當把RCA 指標用于進口產品的分析時，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的數據，在我國進口產品RCA 值居前10位的產品中，有7種產品屬于中間品或零部件產品，占到進口總額的27％。這一方面表明我國在加工裝配業務上的比較優勢和國際競爭力；另一方面也說明在高技術產品的出口中，我國參與的只是這些產品的加工裝配環節，雖然我國在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方面的比較優勢得以提升，但并不能完全表明我國的企業在這方面已經具備相應的競爭優勢和競爭實力。
以上分析表明，伴隨著國際分工的深化，我國制造業參與國際分工的比較優勢，不僅在于勞動密集型產品，還在于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的加工裝配環節。由于勞動密集型產品在國際市場競爭日趨激烈，且需求的收入彈性不大，市場進一步擴張的空間有限，而技術密集型產品在國際市場則日趨活躍，這就更凸顯出后一優勢的發展前景和現實意義。因此，在新型國際分工格局下，我們必須把握好我們的發展定位，不僅需要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積極參與世界分工體系中的垂直分工，還應順應國際分工的新趨勢，積極參與水平分工，承接跨國公司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加工制造環節的海外轉移，在跨國公司產業鏈條的分解與全球化配置中把握機遇，尋求新型發展空間。
三、相關問題的進一步探討
1.勞動力成本優勢問題
在中國制造業參與國際分工的比較優勢和國際競爭力方面，勞動力成本低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對于吸引成本驅動型的國外投資，承接國外公司加工制造環節的海外轉移，它也是一個重要的考量參數。但客觀地說，人們對中國勞動力成本的優勢有高估之嫌。表2提供了中國制造業平均工資水平與相關國家和地區的對比情況，數據表明，中國的工資水平要低于選取的所有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地區）的水平，但是由于中國總體的勞動生產率水平低，使得單位產品的勞動力成本要明顯高于某些發展中國家的水平（如墨西哥、菲律賓、韓國、印尼等），導致的結果是，盡管這些國家的工資水平要高出中國，但單位產品的勞動力成本卻低于中國。
但進一步分析，這一問題具有一定程度的“二元”特征，即外商投資企業的較高勞動生產率與國有企業較低的勞動生產率并存（要知道，外商投資企業的出口占全國國內生產總值的10％以上，但它們所吸納的就業人數尚不到全部勞動力的1％），勞動生產率低主要源自國有企業。進而可以推演出，中國的勞動生產率低并不是絕對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在制度層面得到解釋。即國有企業由于缺乏用工自主權，尚不能按照員工的邊際生產率來決定其去留，其結果必然是冗員對勞動生產率的稀釋。因此說，只要企業改革到位，賦予它們應有的用工自主權，我國的勞動力成本優勢會得到更好的發揮。
2.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的“合成謬誤”與過度競爭問題
當眾多的發展中國家紛紛仿效當初日本及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地區）的出口導向戰略，一起同時推動勞動密集型制成品的出口時，結果便引發了經濟學意義上的“合成謬誤”問題：少數國家的成功之路，擴展到全體發展中國家，這一路徑就不那么現實，至少是來得沒那么容易了。加之近年來發達國家經濟增長放緩，從而放慢了夕陽工業的關閉速度，同時不少中等收入國家沒能順利實現產業的轉型與升級，仍舊從事著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更加劇了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競爭壓力。它所形成的結果，一是勞動密集型產品在國際市場的過量供給，導致產品價格下跌，有跡象表明，與工業化國家的同類產品相比，發展中國家制成品出口價格近年來不斷下降。二是形成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同質化競爭，產生大量的經濟摩擦。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專家測算，以1997—1998年中國具有比較優勢的50種出口產品為參照，我們與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出口結構具有很高的趨同性，與斯里蘭卡、巴西、巴基斯坦、越南、印度尼西亞的出口結構相似系數都在0.5以上（S.M.Shafaeddin，2001），這是貿易條件不穩定、經濟摩擦不斷的重要根源。對此我們需要認真思量，多做準備，參與國際競爭時，就不僅要考慮供給還要考慮市場需求，考慮市場容量和市場的可接受程度，并最終通過適時的產業轉型與升級擺脫過度競爭局面。
3.加工制造環節的增值能力問題
在當代國際貿易中，發展中國家的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大為擴張，但事實上，此種產品只是表面上由發展中國家出口，但實際上這些國家從事的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的加工組裝環節，大部分技術和技能包含在進口的零部件中。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公布的《貿易與發展報告》（2002）中的數據，盡管發達國家在世界制成品出口的份額現在有所下降，從1980年的82.3％下降為1997年的70.9％，但它們在世界制成品增加值中的份額，卻從1980年的64.5％上升為73.3％；而發展中國家卻與此相反，雖然在世界制成品出口的份額大幅度增加，從1980年的10.6％上升為1997年的26.5％，但并沒有以相應的幅度提高在世界制成品增加值中的份額，只是從16.6％略升為23.8％（見表3）。惟一的解釋是，發展中國家所承接的加工制造環節在整個國際分工體系中處于較低層次，增值能力有限，附加值較低。例如，在國際分工體系中最為活躍的電子產品生產中，第一層次是美國，他們生產的是高附加值的芯片和軟件，在全世界電子行業中所獲取的利潤要占60％左右；第二層次是類似日本、韓國這樣的國家，他們生產關鍵性的電子器件，其利潤要占到20％左右；第三層次是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只是進行終端產品的加工組裝或者一般性零部件的生產，所獲利潤只有10％左右。
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講，對這一問題必須要有一個全面而清醒的認識。一方面，我們不能由于加工制造環節的附加值低而否認參與新型國際分工、承接發達國家加工制造環節轉移的經濟合理性，因為加工制造環節是我們的現實優勢，是我們融入跨國公司產業鏈條的切入點。這對于我們實現與國外的產業對接，吸收、學習國外先進的技術與管理經驗意義重大，同時也是我們實現產業轉型與升級的必要途徑。考察韓國等新興工業化國家的產業成長歷程，也都是從加工組裝起步切入全球化的生產體系，而后再逐步從低附加值的產業環節向較高層次遞進的，這一點對我們應該有所啟迪。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滿足于這樣一個下游生產商的角色，而是要在積極參與國際分工與競爭的基礎上，提高核心零部件的本土化生產水平，由下游生產商向上游生產商推進，強化生產環節與技術研發的相關性，并適時向產業鏈條的研發設計、品牌營銷環節滲透，從而逐步提升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與加工增值能力。
按照比較優勢理論發展本國經濟，有利有弊
利：1、利用本國技術、資源甚至勞動力優勢發展產業，能有效提高勞動生產效率；2、有效降低商品比較勞動時間，從而在世界范圍內降低物價水平；3、出口創匯增加貿易順差弊：1、容易造成資源鋪張浪費；2、過度發展比較優勢產業，容易動搖基礎行業，如農業、基礎制造業；3、過度發展比較優勢產業容易造成行業單一，結構結構偏向，抗經濟風險能力減弱
發展中國家利用比較優勢理論，容易使本國GDP快速增長；但弱過度發展，則有可能導致產業結構出現主動或被動調整，容易重蹈英國和日本的老路
一、發展中國家服務貿易動態比較優勢的動因近年來,國際服務貿易發展呈現以下趨勢:第一,快速發展
世界服務貿易從2003年起加速增長,2006年世界服務貿易出口額比上年增長10
6%,比1985年增長了6
1倍
第二,結構升級加速
隨著服務業中技術、知識程度提高,服務貿易結構也有很大提升
運輸、旅游、建筑工程承包等傳統的資源和勞動密集型服務比重不斷下降,而以金融、保險、通信、計算機和信息服務為代表的新興商業服務出口額飛速上升
第三,發達國家占主導地位
服務貿易的區域性不平衡格局仍然存在并不斷擴大,占主導地位的仍是發達國家,占全球服務進出口總額的3/4以上
2006年國際服務貿易前10名國家中,除了中國其余均為發達國家
第四,發展中國家貿易處境進一步惡化
服務貿易的結構升級使發展中國家原先在資源、勞動密集型服務領域中的傳統優勢逐漸喪失,在知識、技術密集型服務行業與發達國家差距越來越大,不利于其產業結構升級和經濟發展
總之,國際服務貿易發展趨勢造成了發展中國家的困境,也成為發展中國家尋找和培育新的比較優勢、推動服務貿易和經濟發展的動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