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重大發展
從世貿組織的運行實踐來看，以世貿組織替代關貿總協定是可取的，它給世界經濟帶來了積極的效應
這種積極效應主要表現在：世貿組織擴大了世界各國經濟貿易和科學技術的交流，擴大了國際投資的領域，使世界經濟貿易進一步走向國際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貿易保護主義的重新抬頭，加快了世界逐步實行貿易自由化的進程；健全的貿易爭端解決機制，抑制了一些發達國家利用國內法來干擾公認的多邊貿易規則；發展中國家的利益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維護
但是，在世貿組織的運行中，也出現了一些值得重視的消極現象
首先，對區域集團和某些雙邊安排的排他性和歧視性做法，仍未建立有效的監督和協調機制
其次，在實施各項協議時，存在不平衡的發展狀況，發達國家大力推行那些與自身利益攸關的協議的執行，而對那些事關發展中國家利益的協議，如紡織品協議的實施，則采取拖延態度，這勢必損害發展中國家的利益
再次，大國操縱世貿組織一些重要決策的現象未得到改善，它們硬要把一些與貿易無關的問題納入多邊貿易體制
同時，一些發達國家從自身利益出發，有選擇地擴大貿易自由化的范圍，或者要求制定一些新的國際規則，迫使發展中國家接受，使發展中國家貿易自由化進程脫離其現階段經濟發展水平，損害了這些國家經濟的發展
最后，接納成員的進程因政治因素和撈取經濟實惠的策略而放慢，加入談判的內容與世貿組織協議的規定出現脫節，把一些與世貿組織規則無關的雙邊經貿問題納入談判中來，致使談判拖延不決，影響著多邊貿易體制的進程及發展
國際貿易作為世界各國聯結社會生產和社會消費的橋梁和紐帶，尤其是在聯結國內生產與國外消費和國外生產與國內消費方面處于特殊的中方地位。
重要性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國際貿易是世界各國參與國際分工，實現社會再生產順利進行的重要手段。
在國際經濟聯系日益緊密的今天，由于各國的自然條件、生產力水平、經濟結構、科學技術水平及管理水平等方面的差異，以及歷史和社會等多方面的原因，使得有些國家對某些商品的生產條件不利，勞動耗費較多。此外，任何一個國家也不可能生產自己所需要的一切物品。同時也不可能完全消費自己所生產的一切物品。這些矛盾矛盾只能通過各國參與國際分工、實現相互間的商品交換，加以解決。通過參與國際分工，使各國可以更充分地利用各國的生產力優勢、資金優勢以及資源優勢，發展那些本國條件相對優越的產品部門，從而節約社會勞動時間，促進本國經濟的增長。通過積極發展對外貿易，輸出那些本國可以生產的、多余的和閑置的物資，購入本國欠缺和急需的不能生產的物資，通過這樣的調劑余缺，可以解決社會生產和社會消費需求上的供求矛盾，使本國的資源得到充分的利用，使本國的各類需求得到滿足，保證本國的社會再生產得以順利進行。
二、國際貿易是各國間進行新的技術交流的重要途徑。
20世紀下半葉以來，由于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世界上許多發達國家和一些發展中國家都在依靠科學技術的進步發展其生產力，促進國際經濟的發展，而且依靠技術進步所實現的經濟增長占全部經濟增長的比重也越來越大。然而，由于現代科學技術涉及的領域和規模越來越大，科學技術發展所涉及的領域越來越多，研究設計工作越來越復雜，導致任何國家無論其經濟實力和科技水平多高都不可能在一切科學技術和生產工藝的領域內保持全面的領先地位。如果不吸收別國的先進技術，只埋頭從事自己的科學研究，勢必造成重復的研究，影響科學技術發展的速度。
此外，在現代科學技術條件下，各國研究和設計工作的費用不斷上升，科學技術越向尖端發展，研究開發費用就越高，這些都是促使各國之間需要積極進行國家技術交流和技術貿易。
三、國際貿易是各國增加財政收入和勞動就業的重要渠道。
解決勞動力就業問題是當前困擾著許多國家的一個尖銳問題。為此，許多國家把發展對外貿易當作解決勞動力就業的一個重要渠道。由于對從事對外貿易業務的人員有較高的素質要求，目前直接解決就業問題尚受一定的限制。但是，一個國家通過發展對外貿易間接提供就業機會是相當多的。（據我國有關方面統計：每出口1億元人民幣的工業品，一年就能提供1.2萬個人的就業機會。可見，對外貿易對解決勞動力就業來說作用是極為顯著的。）
四，國際貿易是各國進行政治、外交斗爭的重要工具。
通過對外貿易來來維護本國的國家利益及本國統治集團的利益，維護本國的社會經濟制度。
通過對外貿易建立國際或地區間的經濟貿易團體，以增強國際政治斗爭和國際經濟斗爭中的抗衡力量。
通過對外貿易專制裁那些違背國際法規、違背聯合國憲條、實行民族歧視的國家。
通過對外貿易去改善國家見間的政治外交關系，改善國際經濟環境，為本國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條件。
一、新貿易理論的基本思想
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在其代表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及原因的研究》（1776年）中提出的“絕對優勢說”堪為自由貿易理論之濫觴。鑒于亞當?斯密“地域分工論”存在著明顯缺陷，大衛?李嘉圖對其進行了修正，創立了“相對優勢說”，標志著國際貿易理論的重大突破。但該理論仍然不能完全解釋國際貿易的發生機制。1933年，瑞典經濟學家赫克歇爾及其學生俄林以“資源稟賦說”科學地解決了這個問題。戰后國際貿易理論成了赫俄理論的一統天下。
（一）戰略性貿易理論。20世紀80年代初，國際貿易形態發生了很大變化，實際上已經不再是古典理論所設想的那種交換了，如資本要素豐裕的國家傾向于出口資本密集性產品，有熟練勞動力的國家傾向于出口技術密集型產品，而不發達國家則出口原材料，等等。第二次世界大戰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雖然國家的技術差異和資源稟賦仍然主要決定了國際貿易的基本模式，但相當部分國際貿易不可簡單地歸因于出口國的自然優勢，相反，越來越多的貿易來源于規模經濟和因技術創新而形成的人造優勢。
這說明國際貿易形態的歷史性變遷對經濟學家提出了挑戰。只有在現有貿易思想基礎上發展一套新理論，才能重新解釋國際貿易領域里正在發生的巨大變遷。70年代發展起來的產業組織學提出了分析寡頭競爭產業的新方法，從而催生了國際貿易新理論。
古典貿易理論建立在市場不會偏離“完全競爭”太遠的假設之上，市場上有許多生產者，每個生產者力量都很小，不會試圖去影響價格或其競爭對手未來的行為。然而，戰后以來產業內貿易和發達國家之間貿易的迅速增長說明完全競爭的假設是不合適的，現在相當一部分貿易是由大規模生產的優勢、積累的經驗和通信技術的創新所決定的，由眾多小企業之間展開的原子狀的競爭已經難以看到，而少數幾家大型企業之間的不完全競爭卻隨處可見。例如，大型客機市場基本上由“波音”和“空中客車”兩家寡頭航空公司所壟斷，每一方都有影響價格的能力，它們做出戰略性的行動，以期影響競爭對手的行為。
古典貿易理論在于證明自由貿易是最好的。古典理論假定市場競爭是完全的。一國在某一產業的比較優勢是貿易發生的根本原因，每個國家都因其各自的要素稟賦而參與國際分工。因此，在一個競爭激烈的經濟中，“租”非常少，因而經濟中不存在“戰略性”部門，自由貿易政策是各國最好的選擇，在各國都支持自由貿易的情況下，每個國家都能從貿易中獲益，且一國的收益并不以他國的損失為代價，自由貿易不是零和博弈。古典理論甚至認為，即使世界上只有一個國家奉行自由貿易原則，其他國家都一律實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該國仍能從自由貿易中獲益。因此，自由貿易是古典理論的鐵律。
在產業組織學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新貿易理論對古典貿易理論提出挑戰。新理論既是對古典貿易理論的繼承，又有所超越。它認為，國際分工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歷史的偶發性，是一國特定的歷史、某個偶發事件和經濟政策的產物，并不是完全由各國資源稟賦差異所決定的。新理論最有意義的創新在于引入了不完全競爭和規模經濟理論，從而使國際貿易理論從完全競爭這一假定條件的束縛下擺脫出來，市場中不完全競爭是普遍現象，完全競爭才是特例。在不完全競爭市場下，產業領域存在著規模經濟報酬遞增的現象，這個理論有力地挑戰了古典貿易理論所認為的規模經濟報酬不變的傳統觀點。由于市場競爭是不完全的，“租”不可能因競爭而完全消失，在一些產業，資本和勞動有時會獲得比其他產業高得多的回報率，因而經濟中存在著“戰略性”部門。如果政府能夠識別出這些戰略性部門，就有可能采取戰略性貿易政策。所謂戰略性貿易政策，是指在“不完全競爭”市場中，政府積極運用補貼或出口鼓勵等措施對那些被認為存在著規模經濟、外部經濟或大量“租”的產業予以扶持，擴大本國廠商在國際市場上所占的市場份額，把超額利潤從外國廠商轉移給本國廠商，以增加本國經濟福利和加強在有外國競爭對手的國際市場上的戰略地位。政府參與國際經濟競爭顯然會從根本上改變國際貿易的通行規則，因而被視為提升其國際競爭力的戰略性活動。
（二）選擇戰略性產業的基本標準。如果說經濟中存在著戰略性部門，那么企業家或經濟學家該怎樣識別它們？克魯格曼提出了識別戰略性部門的兩項標準，一是看該部門是否有大量的“租”存在，即該部門的資本或勞動回報率是否特別高；二是看該部門是否存在著外部經濟，即某一企業的研究開發活動或經驗對其他企業會產生技術外溢。然而，由于外溢是沒有市場價格的，根據這項標準去衡量戰略性部門有一定難度。
（三）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幾種形式。一旦選定某些產業為戰略性產業，政府應該采取什么措施保護這些優選產業的發展呢？克魯格曼和詹姆斯?布蘭德(James Brander)提出了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幾種可能的應用形式。
1.以轉移利潤為目的的補貼。這項戰略性政策涉及到運用補貼來加強在有外國競爭對手的國際市場上的戰略地位，其基本思想是要把利潤從國外廠商轉移給國內廠商。政府補貼可能使本國廠商降低產品成本，從而在有利可圖的國際市場上占有更大份額。由于成本補貼迫使外國競爭對手削減產量，使本國廠商得到額外利潤，這些利潤超過政府的補貼數額，即廠商的受益超過納稅人的損失。這說明出口補貼（或生產補貼）增加了國內經濟福利。
二、新貿易理論在美國興起的深層背景
20世紀80年代初，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在美國興起，不是偶然的。
首先，它與同時代美國經濟形勢發生的深刻變化有著密切聯系。隨著歐洲的復興、日本的崛起，美國逐漸喪失了在世界經濟中的絕對優勢地位。特別是日本作為經濟、科技和金融大國的崛起，成為在國際競爭中對美國具有較大威脅的經濟大國。80年代，日本國民生產總值已相當于美國的60%，在高科技方面，日本已在不少領域明顯超過西歐而對美國構成巨大挑戰，日本的對外貿易發展速度驚人，1979年日本的進出口總額較1955年增長了46.5倍，占世界貿易總量的比重隨之從2.3%提高到6.5%，而美國在同期則從14%下降到12%。【注釋】方連慶、劉金質和王炳元主編：《戰后國際關系史（1945-1995）》，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上冊，第524頁。【注尾】當時，美國各界正在為國際競爭力開始下降而擔憂，日本和歐共體國家卻通過政府補貼或保護等手段對高科技產業實行扶持政策，由此，在美國引發了一場關于美國是否也應該對自己的目標產業進行扶持的爭論。歐共體對農產品的長期補貼政策，使得美國有時也考慮運用補貼或其他優惠政策促使其他國家購買美國而非其競爭對手歐共體的農產品。而日本、韓國的汽車和家電業的發展主要得益于政府的產業政策。為了重建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絕對優勢，美國經濟學家開始考慮要么采取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