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的邏輯結果是，任何國家都應安于現狀、保持現狀。因為這樣可以在付出最小代價的情況下使本國獲利。競爭優勢是絕對性的概念，一個國家或者處于競爭優勢，或者處于競爭劣勢，界限相當清楚，沒有半點含糊。任何國家都必須付出極大的努力，才能使自己取得或保持競爭優勢。
5.原因不同
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認為，比較優勢主要取決于一個國家的初始條件。這些初始條件或來自自然原因，或來自歷史原因。假如一個國家由于歷史原因而經濟落后、開發不足、技術低下，按照比較優勢理論分工，只能生產和出口礦產品、農產品，在國際分工中處于較低層次。
競爭優勢理論認為，競爭優勢主要取決于一個國家的創新機制，取決于企業的后天努力和進取精神。如此看來，只要企業敢于創新，積極競爭，一個后進的國家也有可能成為有著競爭優勢的國家。同樣，如果一個國家的企業失去創新意識和進取精神，這個國家的市場失去了競爭刺激。那么，先進國家也有可能失去競爭優勢。
6.關系密切
比較優勢與競爭優勢雖然存在著根本性的區別，但同時它們也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一國是否有競爭優勢，可以由它擁有的比較優勢的特點表現出來。如果兩國具有比較優勢的主導產業處于同一技術層次，那么，兩國具有相同的競爭力水平。如果兩國具有比較優勢的主導產業處于不同技術層次，居較高層次的國家具有競爭優勢。例如，發達國家在技術密集型產業上有比較優勢，所以具有競爭優勢。發展中國家在較低技術層次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上有比較優勢，所以具有競爭劣勢。因此，當亞洲“四小龍”從勞動密集型產業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結構，逐步轉變為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結構時，就使自己從競爭劣勢地位轉變到競爭優勢地位。近幾年公布的國際競爭力分析報告表明，亞洲一些國家和地區的國際競爭力水平上升很快。新加坡和香港已居國際競爭力排行榜的第1位和第2位，把所有發達工業國拋在了后面。
自2002年加入WTO，中國的對外開放步入一個新階段，５年來的發展更充分顯示出中國主動融入經濟全球化的優勢。
一是2002年中國進出口同比增幅僅7.5%，從2002年起中國外貿猛然提速。2002年中國進出口總額增長21.8％，2003年增長37.1%，2004年1～10月進出口總額同比增長21.8%，全年外貿總額突破1.1萬億美元大關，超過日本成為僅次于美、德兩國的世界第三大貿易國。2003年全球進出口商品貿易總額為15.2萬億美元，其中美國為13%，德國為9%，中國不到6%，2004年中國將達7%左右。在今后幾年中，中國將在貿易總額上超過德國，在出口總額上超過美國，2010年后不久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貿易國。這一預測是建立在中國經濟又很高的外貿依存度至上的，遠遠高出美國、日本、巴西、印度、俄羅斯等大國．
二是直接利用外資迅速增長。自2002年中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突破500億大關以來，中國已連續５年成為世界上世紀使用外商直接投資的第一大國。由于中國利用外資的水平建立在勞動成本低廉和潛在市場的巨大比較優勢基礎至上，只要經濟保持持續增長態勢，在短期內將沒有國家能夠取代中國的地位。
（一） 人口眾多的大國優勢
人口眾多曾是長期困擾中國經濟的最大障礙。在全球背景下，這一劣勢正在向比較優勢方向轉化，這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動向。一方面，人口眾多，勞動力資源豐富，可以長期維持低工資成本的優勢。另一方面，人口眾多，潛在市場需求巨大。
（二） 勞動力的長期比較優勢
一是中國在勞動密集型產業中的低成本優勢將長期維持。
二是中國在中高技能勞動力成本方面的優勢開始顯露， 人才教育方面卓有成效，勞動力素質提高．
對于中國來說，勞動資源豐富就像一把雙刃劍：它有利于勞動力低成本優勢的行本；但要維持這一優勢又需要不斷將潛在的勞動供給轉變為現實供給，通過增加各層次勞動力供給來降低工資水平，以維持競爭力，這又會使就業壓力長期化。
總之，中國相對劣勢的產業是：高技術，部分資本密集產品，如化工，航空航天產品，先進技術裝備，特別是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戰略產業，必須作為長期動態比較利益培養，盲目迷信市場自由競爭，將永遠是劣勢。中國作為政治獨立的世界大國，必須同時走兩條道路：遵循市場經濟規律將目前勞動密集型產業升級，利用國家力量支持大企業，長期扶植具有獨立知識產權的戰略產業，這是發展和創造動態比較優勢的兩條并行不悖的道路。
比較優勢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一國經濟社會的發展，不僅影響一國比較優勢形成的因素會發生變化，一國具有比較優勢的部門也會發生相應的遷移。對我國而言，我國產業發展的比較優勢到底是什么？近年來發生了哪些變化？如何發揮我國產業的比較優勢？這些問題一直是政府和學術界普遍關注的焦點。本文研究認為，比較優勢具有極強的動態化特征，并且會影響產業結構調整。與此同時，產業結構調整也是實現比較優勢，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途徑。
一、比較優勢具有動態性并發生重要變化
關于比較優勢的理論研究，自亞當·斯密以來一直成為經濟學關注的焦點，更是成為指導一些國家產業政策的圭臬。但究竟什么是比較優勢？比較優勢的來源到底是什么？學界卻有不同看法。較為傳統的觀點認為，比較優勢是國際分工中擁有相對有利條件的一種表述，通常是指比較優勢因素通過比較優勢產業表現的分工結果，比較優勢的源泉是要素稟賦的差異。動態比較優勢理論拓展了這一概念，認為要素組合成生產的能力和價值實現的能力，如技術、管理優勢、營銷網絡優勢、生產網絡優勢、制度優勢及基礎設施條件等，也是比較優勢的源泉。我們認為，比較優勢是指由于要素積累和技術進步而引起比較優勢因素和比較優勢部門的動態變化，導致要素質量提高和新的更高級要素的產生，由此使得比較優勢部門升級或比較優勢分工環節提升，實現分工地位的提高。
這一判斷是基于比較優勢定義及其研究情景變化而得來的。實踐證明，比較優勢不是一成不變的。對比較優勢的認識，是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和研究的深入而不斷深化，其間經歷了從開始單一要素稟賦，到綜合要素稟賦，從要素稟賦，到人力資本積累、技術水平等。[1]筆者認為，除此之外，產業配套條件、基礎設施和制度因素等構成產業競爭力的其他因素也應作為比較優勢的重要因素。就目前而言，我們歸納我國比較優勢因素的變化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比較優勢的重點逐漸由制造比較優勢轉向服務比較優勢
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商品與服務的可貿易性對一國宏觀經濟存在重大影響，涉及產業結構、就業、收入分配、價格水平、真實匯率、貿易條件和貿易盈余等諸多方面。在我國，大力推進以生產者服務業為代表的服務經濟成為調整優化產業結構的重要力量。因此，在考慮比較優勢的同時，必須關注服務可貿易化背景下服務比較優勢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服務比較優勢與傳統制造產業優勢不同的是，它不僅涉及服務業等經濟生活中所必須的生產活動，同時還受人們收入水平、與可貿易品之間的替代彈性等多種因素影響。因此，為了研究產業結構的變化，還需要分析經濟中的需求方。
2.比較優勢因素從相對靜態轉向相對動態
主張靜態比較優勢的學者，如林毅夫、蔡昉、李周等認為，我國應充分發揮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融入國際分工體系，以解決就業問題，并要盡可能利用外資，學習國外先進技術和管理技術；產業結構優化問題應主要由市場決定，由此主張搞“產業政策”是沿襲計劃經濟的思路。[2]而主張動態比較優勢的學者，如克魯格曼(Krugman)、格羅斯曼和赫爾普曼(Grossman and Helpman)等，則強調在開放條件下保持民族經濟獨立性，主張適度開放，吸引外商投資也要適度，注重經濟(產業)安全，同時強調產業政策的作用，認為有必要在戰略性產業領域中爭取趕超。從現實來看，第一種選擇很有可能落入所謂的“比較優勢陷阱”，第二種選擇則有機會促進我國在相關產業領域趕超，實現產業升級的“蛙跳”。
3.比較優勢因素從要素轉向環節或部門
4.比較優勢中的本地市場效應
傳統要素比較優勢理論在解釋產業間貿易時具有較強的解釋力，但面對日益增多的產品內貿易卻差強人意，這就是所謂的“里昂惕夫之謎(Leontief Paradox)”。林德(Linder)等人從偏好相似理論來解釋這一現象，認為本地市場、需求規模和收入水平等也會影響一國的比較優勢。蘭卡斯特(Lancaster)、克魯格曼(Krugman)、格羅斯曼和赫爾普曼(Grossman and Helpman)等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著名的“本地市場效應”，認為規模經濟可以促使沒有要素稟賦差異的國家之間可以在同一產業內相互進行商品貿易。[4]羅德里克和肖特(Rodrik & Schott)等在中國出口商品結構和比較優勢的實證研究中發現，中國的出口商品結構與中國的要素稟賦和經濟發展水平相比顯得很獨特。戴維斯和溫斯坦(Davis & Weinstein)、林發勤、唐宜紅等用“本地市場效應”解釋了我國產業比較優勢因素，認為我國日益擴大的國內市場會促使規模經濟的形成。而很多制造業部門特別是機電產業有著很強的規模經濟，在中國形成了產業集聚，使得我國在這些產品上具有規模經濟的比較優勢，而且規模經濟比較優勢正在超過要素稟賦的比較優勢。[5]
5.相對價格扭曲對比較優勢的影響
傳統比較優勢理論的假定是等價交換，即不僅參與國際分工的各方是按照相對統一的國際價值進行等價交換，國內不同商品生產之間的比較收益的確定也是在相對均等、公平公正的條件下進行。然而實際中的國際貿易是不等價交換，發達國家通常利用自己對全球市場、核心技術、全球產業鏈的主導權，隨意提高自身比較優勢產品價格，獲取超額比較收益，從而固化國家分工比較利益格局的現象愈演愈烈。除此之外，一國內部各種要素價格和產品價格的扭曲也成為正常現象，[6]成為改變初始比較收益條件，造成比較優勢部門變化和產業結構調整的重要因素。
二、我國產業比較優勢的動態變化及對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
1.我國產業發展比較優勢的動態變化
美國經濟學家貝拉·巴拉薩(Balassa)提出的顯性比較優勢指數①(RCA指數)，是反映產品出口比較優勢的代表性指標，本文擬運用這一指標來測度我國產業比較優勢因素變化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
為了能更好地研究我國產業比較優勢影響的行業差異，我們按照要素密集度將我國制造業劃分為技術密集型產業、中度技術資本密集型產業、中度技術勞動密集型產業、資本密集型產業、中度資本密集型產業、勞動密集型產業六大類，并計算這些各細分行業的RCA指數。計算結果表明，1992-2009年，我國勞動密集型產業RCA指數最高，是最具比較優勢的產業，但其數值逐漸呈下降趨勢，從1992年的2.4逐漸下降到2009年的1.6左右。與此同時，中度技術勞動密集型產業，比較優勢較快，其RCA指數從1992年的0.45上升到2009年的1.41，從比較劣勢行業轉變為比較優勢行業，并有逐漸取代勞動密集型產業，成為我國最具比較優勢產業的趨勢。由此可見，隨著我國比較優勢因素的變化，我國比較優勢行業變化的差異也越來越明顯。未來，隨著我國人力資本培育、技術水平的提高，中度技術勞動密集型行業有望成為最具比較優勢的行業(如圖1所示)。
圖1我國制造業分行業比較優勢現狀與發展態勢
資料來源：根據相關各年《中國統計年鑒》計算。
2.比較優勢因素變化對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
與此同時，經過30多年對外開放和國際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