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人士約占一半，其余主要是葡萄牙人、印度人和日本人。戰前的香港具有殖民地社會的鮮明特征，在這個華洋共處的社會里，外國人和華人有著全然不同的職業結構、收入水平和生活方式，形成了涇渭分明的兩個陣營。外國人這一少數群體構成了一個處于優勢地位的社會階層。
從經濟上看，經過數十年的經營，英商資本在香港商界呼風喚雨，掌握著香港的經濟命脈。其中最具實力的四大英資集團是匯豐、渣打、怡和和太古。匯豐及渣打兩家銀行控制著香港的金融體系，地產界則往往以置地公司的態度決定進退。二戰前中環最貴重的土地及最有名的建筑物，差不多都為置地及其他英資公司所占有。[2]
從政治上看，歐籍人士及其他外國人在港英政府中把持著大大小小的行政職位。1914年政府公務員為4447名，其中歐洲人為515名，所占比例是11.6％。1930年，在10004名公務員中，歐洲人占956名，所占比例仍是11％。1920年代，香港大學已經培養出了華人畢業生，英國殖民地部從節省工資的角度出發，同意香港政府某些部門自主聘用港大畢業生出任年薪5千元以下的職位。但是，類似的任用極為稀少。政府各部門首長都是外國人，他們以華人工作效率低下、不夠可靠為由拒絕聘用華人。只有教育司署聘用了30名畢業生做教師，而工務署則表示不希望聘用本地的畢業生。[3] 就連政府部門中的許多低級職位，如警隊中的督察、獄卒、衛生局的幫辦、工務局的管工以及各政府機構中的文員等等，也多優先考慮外籍人士，給予華人的機會很少。例如，1939年，香港警察部隊的構成如下：歐洲人306名，占13.8％，印度人774人，占34.9％，本地華人844名，占38％，來自威海衛的華人296人，占13.3％。[4] 這與外國人在香港總人口中所占2％-3%的比例是極不相稱的。歐洲人把持各種職位的原因很多。一方面，各部門首腦認為，歐籍下屬比華人更可靠，更少貪污腐化，工作效率更高。此外還有一個效忠大英帝國的問題。另一方面，這種任用制度能為歐洲人帶來實際的經濟利益。希望在香港發展的低級歐籍官員子弟常常做為實習職員進入某些政府機構，他們很快會被提升到高級職位上，以英鎊計付工資。[5]
從職業構成看，絕大多數外國人從事著中高級職業。在1901年的人口統計中共有3981名外國人明確報稱了自己的職業，以從業人數多少為序，依次為職員770人，占外國人職業人口總數的19.3%，政府雇員558人，占14％，商人309人，占7.8%，更夫202人，占5％，工程師140人，占3.5％。[6] 30年以后，這種情況基本上沒有發生變化。詳見下表：
表一：1931年香港外國人職業分布表
職 別 人 數 比例（％）
公共行政及防務 10745 57.4
職員 2038 10.9
交通運輸業雇員 1384 7.4
專業人士 1286 6.9
商業、金融保險業 999 5.3
金屬工人 146 0.8
其他 2110 11.3
合計 18708 100.00
資料來源：《1931年香港人口統計報告書》第144頁，表35。
上表顯示，政府雇員、商人、職員、專業人士仍然是外國人所從事的主要職業。外國人除了占居著政界、商界以及技術部門的重要職位外，等而下者也在各類政府機構及商業機構中擔當文員。此外，在外國人群體中也有體力勞動者和無所事事的流浪漢，但其數量都比較少。
從收入及生活方式看， 由于外國人占居了高就業層次的先機，外國人的收入水平相當之高，生活非常優越。1901年，華人苦力的平均月收入為9元，相當于年收入108元。而在歐洲人中，將月薪數萬元的總督和布政司扣除在外，其余任職于政府部門者年均收入為1892元。[7] 歐洲人認為，在香港月收入不足80元的人（即年收入960元）是非常窮困的：“他們的運氣極差，這樣的收入是一種恥辱”。[8] 當時富有的歐洲人家庭仆從成群，一家大約要雇傭12－15個華人做傭人，分司廚師、管家、保姆、洗衣、裁縫、花匠、轎夫、車夫、灑掃等各職。[9]
據1921年《德臣西報》報道，歐美人士的生活因收入不同而劃分出不同的等級，住在山頂區的相對富有，其次是低級政府官員的子弟，這些人或在警隊、清凈局等機構中任低級職位，或在公司中任低級雇員，其年收入從150英鎊到500多英鎊不等。還有一些人因職業關系只能過較低水平的生活。對于居港歐美人士生活的總體狀況，該報道指出，“如果以家鄉的窮人概念來衡量的話，根本不存在窮人”。[10]
總的來說，戰前香港社會中外國人高人一等的地位是顯而易見的。他們占居著過多的社會資源，享有種種特權。當然，這一特殊的社會階層內部也有高下之分。由于香港是英國殖民地的緣故，來港的歐美人士從一開始就是以掌控香港政治、經濟命脈的面目出現的。他們或者是政府機構中的公務人員，或者是商場上的大班，屬于社會等級中的最高階層。由于英國統治者對華人始終心懷疑慮，他們更愿意信任其他的外國人，因此，香港的其他外籍人士借助于英國統治的便利，獲得了優于華人的地位。他們能夠在社會上謀取到較好的位置，可以輕易地躋身于中上層社會。葡萄牙人與印度人是香港的兩個主要外國人群體。從葡萄牙人的情況看，其成年人幾乎全部經營生意或做職員，即使最窮的人也不愿從事體力勞動。[11] 印度人與香港的關系源遠流長，他們在香港是半永久性居住，主要從事貿易、商業和工業。[12]
事實上，前來香港的歐美人，尤其是英國人，并非其社會中的精華。有學者指出，“由于維多利亞這個細小的港口，貧瘠、遙遠、落后，缺乏誘惑性和歷史感，不及印度之能吸引英國貴族，也不似上海充滿了冒險的機會，來港的歐人大都只是一些平庸、缺乏創造能力、端莊、保守的中產階級”。[13] 就是這些才具平平的歐西人士和他們所信任的其他外籍人士，借助于種族的優勢，成為香港社會中一個地位特殊的社會階層。
二、華人社會中上階層
香港開埠早期，華人社會作為一個整體與外國人社會對應存在，并絕對處于社會下層。19世紀下半期，華人社會內部開始發生分化，少數華人憑借著經濟上的成功使自己與華人社會的絕大多數區別開來。華人社會明顯形成了不同的層次。
（一）華人中上層社會的規模及其構成
香港華人中上層社會的出現完全是華商在經濟上獲得成功的結果。馬克斯•韋伯認為，處于某個統治者集團附庸地位的民族和宗教少數派，自愿或不自愿地被排除在有政治影響的地位之外，因而往往在特殊力量驅使下開始從事經濟活動。他們的最能干的成員，由于在為國家服務方面沒有任何機會，所以力求在這個領域滿足使他們的能力得到承認的愿望。[14] 香港華商的發展歷程與此頗有相似之處。在英國統治者獨攬了政治權力以后，華人的發展空間基本上只剩下從商致富一途。英國管治香港后，利用當地優良的港口條件，大力建設海港設施，使香港發展成為英國進行遠東貿易的重要樞紐，19世紀下半葉，香港確立了轉口貿易港的地位。圍繞著進出口貿易而興起的各種商業活動使香港發展成為一個商業城市。在這樣一種經濟形態下，華商群體逐漸崛起。由于香港華人社會中既不存在官僚階層，也不存在紳士階層，香港的華人中上層社會成份比較單一，主要由大大小小的華商所構成。
19世紀下半葉，買辦與行商是華人中上層社會中最重要的兩支力量。
買辦是典型的在夾縫中謀求生存與發展的群體，他們是成功的“中間商人”。香港開埠后，華洋之間存在著一個空隙。華人以其勤儉的性格與豐富的商業經驗成功地填補了這個空隙。開埠初期，傳教士所創辦的學校中培養出了一些接受英語教育的華人，他們靠著語言上的便利條件，在主要從事東西方貿易的經濟環境中獲益匪淺，成為外資洋行、銀行、大公司的華人買辦。到19世紀下半期，買辦的勢力已經相當之大。
華商階層的另一支重要力量是利用英國人所營造的貿易環境而獨立發展起來的行商，他們主要從事進出口貿易。行商大致分為兩類，一是南北行，主要是運銷南北各地貨物。二是金山莊等向海外華人社會運銷貨品的商行。近代以來，由于大批華人移民北美、澳洲和南洋，這些地區對中國貨品的需求急劇增長，一批行商應運而生。專責販賣貨品供應北美的稱為金山莊，供應南洋的為南洋莊，此外還有秘魯莊、安南莊、呂宋莊等。其中以金山莊最具代表性。
從當時華人社會領袖的構成上可以清楚地看出買辦和行商勢力之大。1869年華商創辦東華醫院時有倡建總理12人，他們都是華商精英，其中以買辦和行商占主流。另據統計，從1869年至1899年歷屆東華醫院的362名總理中，買辦和南北行商所占的席位最多。此外，金山莊、公白行、米行、匹頭行商人的地位也比較引人注目。1887年至1899年保良局歷任總理116人中，南北行商、買辦、金山莊商人地位突出，錢莊、銀號、綢緞、花紗布和洋貨店商人也舉足輕重，情形與東華大同小異。[15]
20世紀以后，華人中上層社會產生了以下兩個顯著變化。首先，由于華人資本的進一步崛起，中上層社會的規模逐步擴大。當時，香港轉口貿易的發展進一步推動了航運業、金融業的勃興，而人口的急速增長，刺激了地產、酒店、零售百貨以及其他各行業的興旺。在香港經濟持續發展的環境里，香港華人在各經濟領域開疆拓土，華商經濟實力明顯增強。此時，華商的總體經濟實力尚不及英資強大，但是，華商經營的工商企業數量已經占居相當大的比例。20世紀上半期香港華人經濟的發展主要體現于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在傳統的進出口貿易中，華商的經營規模進一步擴大。據統計，1894年，港九華商開辦“南北行約90余家，次則金山莊約有百余家。”[16] 而根據1915年《香港中華商業交通人名指南錄》的統計，當時香港華商開辦的商行數量為南北行84家，金山莊239家，從事西班牙和東南亞各地貿易的商行186家。此外，尚有上海莊等從事對國內貿易（廣東除外）的商行百余家。[17] 上述數字僅為規模較大的商行。實際上，該《指南錄》中共列有大小商行約1700家，從事各種貨物的進出口業務。[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