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條件對發展中國家越來越惡化, 目前我國紡織工業主要提供初級品; 二是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依賴性加強。同時在勞動密集型產品和資本或技術密集型產品的國際貿易中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的總會處于不利地位。
在人們的觀念中，比較利益的貿易格局是：發達國家進口自然資源和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發展中國家則進口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出口資源和勞動密集型產品。長期以來，比較優勢理論一直是各國產業發展戰略的重要理論依據。我國對外貿易也一直以此為指導。迄今為止，我國凈進口的主要是資本密集型產品，凈出口的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產品，其中占出口第一位的紡織、服裝明顯屬于此列。中美、中歐紡織品頻繁的貿易摩擦顯示，比較優勢理論運用到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的發展戰略上時，出現了嚴重問題。中國真正的優勢在于巨大的國內市場，只有中西部及東北等潛在市場不斷被開發出來，中國的就業問題才能從根本上找到出路。
按照比較優勢理論，美國和歐洲似乎應該放棄在紡織品行業的生產能力，將其讓位于像中國、印度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以充分發揮后者勞動力廉價的優勢(既是相對比較優勢，也是絕對優勢)。但是實際情況是，歐美不但不會放棄本國紡織業反而會對其進行保護。因為如果歐美放棄紡織品行業，這幾十萬的產業工人將面臨下崗和工作轉型的挑戰，而其培訓和遷移成本巨大。此外，美國的紡織品行業可以利用他們的政治力量去游說議員，進而給政府官員施壓，要求對中國的紡織品加以限制。
由此，紡織品出口要想正常健康發展就不能僅僅局限于比較優勢，而應盡快實現出口產品結構的戰略性調整，發展高附加值的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從外貿大國向外貿強國轉變，把紡織品的潛在的比較優勢轉化為現實的競爭優勢。
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是構建在完全競爭基礎上的, 主要研究各國(或地區) 不同產業間的系, 比較優勢強調的是各國(或地區) 比較成本和資源稟賦狀況, 最終歸結為價格。競爭優勢是構建在不完全競爭基礎上的存在著規模經濟和差異產品, 是研究各國(地區) 同類產業之間或可替代產品的關系。強調的是非價格競爭和創新競爭。產業的競爭優勢是一系列因素決定的, 這些因素主要有產業組織效率、投入要素的數量和質量、學習和創新能力、合作的效率、文化力量以及產業政策的作用等。比較優勢的實現離不開競爭優勢, 而競爭優勢越來越處于主導地位。任何國家的產業國際競爭力都是由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兩方面因素所決定。傳統的比較優勢強調各國比較成本和資源稟賦的狀況, 比較優勢最終歸結為價格競爭, 而競爭優勢更強調非價格競爭和創新競爭。比較優勢的實現離不開競爭優勢, 而競爭優勢越來越處于主導地位。因而紡織工業的發展應當在比較優勢基礎上動態地進行研究, 在比較優勢的基礎上構建競爭優勢, 才能在國際國內市場上獲得真正更大的比較利益。
為適應知識經濟和高新技術產業蓬勃發展的需要，中國外貿發展戰略從比較優勢轉向以競爭優勢為導向的軌道是必然選擇。在當前，中國紡織業在國際上的競爭力主要表現在成本、規模和質量等方面：產業鏈完整、勞動力資源廉價、一些天然纖維的種植生產豐富(如棉花、亞麻、蠶絲等)、投資不斷增長、國內外市場需求旺盛和國內社會政治穩定等，其中勞動力資源豐富是構成中國紡織品價格優勢的主要源泉。但也應該看到，紡織產業的產業鏈很長，其上游產業(包括纖維的生產、自主品牌的創立)和下游產業中的市場營銷環節均屬于技術或資本密集型，這方面發達國家具有明顯的競爭優勢，而中國的競爭優勢僅限于下游產業中勞動密集型的服裝加工環節。在紡織品業高附加值方面的欠缺部分的抵消了我國在勞動力資源上的優勢，使得我國的紡織產品只能靠價格優勢占領低端市場，獲得微薄的利潤。我國提高紡織品的競爭優勢要在充分利用現有自然資源和勞動力資源比較優勢的基礎上，研發新品種，提高產品質量，注重品牌策略和營銷策略，使企業由于具有創新機制而提高生產效率。因此構筑我國紡織品的競爭優勢，需要企業競爭優勢的確立、技術創新以及政府扶持等共同作用才能實現。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與美國的經貿關系得到了迅速發展,2004年，中國已成為美國的第四大貿易伙伴,美國也是中國第二大貿易伙伴。由于美國貿易政策的變化使其貿易保護傾向不斷加強，給中美貿易造成了不斷的摩擦。加深對美國貿易政策的演變歷程及其經濟背景的理解,有助于正確認識中美貿易關系和糾紛,為改善兩國經貿關系，發展我國的對外貿易創造良好的環境。
（一）隨著中國國際經濟地位的提高和中美雙邊經貿規模不斷擴大，美國試圖通過貿易限制對中國進行遏制。
（二）一直以來，美國習慣于以中國進行“不公平貿易”為由，采取單邊行動對中國出口商品進行限制和制裁，美方是摩擦的發起者。
到目前為止，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大部分都是由美方對中國的不合理限制和制裁引起的。在中美簽訂入世協議和中國加入WTO以前，美方曾就是否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問題進行每年一次的審議，并試圖將此與中國國內的人權、民主和西藏、臺灣等問題掛鉤，對中國進行不合理的限制。1996年，美國違反中美紡織品協定的規定，在未與中方磋商和提供充分證據的情況下，單方面扣減我國13個類別紡織品的配額，給我國造成嚴重損失。在知識產權領域，從1991年到1996年中美曾經發生過三次較大的摩擦，每次都是由美方宣布對中國發起“特殊301”調查引發的。2003年，美國對中國發動的貿易摩擦就有對彩電進口實行反傾銷制裁、對木質家具的進口征收高額反傾銷關稅，以及對出口美國的針織物、袍服和文胸等紡織品采取緊急配額限制等。中國目前已成為美國反傾銷的主要對象，據統計，2003年美國對中國出口產品的反傾銷案件所涉及之總金額達16億美元。另外，美國無視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就，在反傾銷問題上堅持不給中國“市場經濟國家”待遇也是明顯地制造摩擦的做法。在這些問題上，中美都將長期存在分歧和矛盾，也長期存在引發摩擦的可能性。
美國敢于主動挑起貿易摩擦的重要原因是因為在中美雙邊貿易中中國對美國的依賴程度更大。現實情況是，中美經貿關系的確是不對等的，甚至是嚴重不對稱的。中國在經濟上對美國的依存度較高，而美國對中國的經濟依存度較低。中國對美國較高的依存度大體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中國部分產業與產品對美國市場的依賴程度較大。二是中美貿易在雙邊經濟總量中的份額不對稱。三是美國經濟對中美經貿關系的影響較為顯著。美國GDP每下降1％，其總進口額就被拉低2％—3％，分攤到從中國的進口份額就會達到5％—10％。正因為如此，使得美國在雙邊經貿關系中處于主動地位，可以根據需要調整貿易政策，甚至挑起摩擦。
（三）美國出于保護國內市場和產業的需要，將貿易限制的領域不斷擴大，形式日益多樣，給中國造成的損害明顯上升。
中美貿易摩擦的領域不斷擴大，從最初的貨物貿易領域向服務貿易、知識產權、投資措施領域延伸。貿易摩擦的形式也從最初的最惠國待遇、關稅和配額問題擴展到后來的知識產權保護、反傾銷、農產品補貼等問題，再到目前的技術性貿易壁壘、環保標準、保障措施以及勞工標準等等。
美國在知識產權領域屢次挑起摩擦。上世紀90年代，中美之間曾經發生過三次較大的知識產權摩擦，甚至要發展成為貿易戰。美國不斷利用反傾銷手段打擊我國出口。隨著中美貿易的不斷發展，美國對中國產品實行反傾銷的案件不斷上升，由此已影響中國數十億美元產品的出口。2003年底，美國30余家生產木制臥室家具的企業向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和商務部對中國出口的家具提出的反傾銷起訴，這起反傾銷案涉及中國135家企業12億美元的出口市場，是到目前為止對我國反傾銷金額最大的案件。除知識產權、反傾銷等領域外，美國還在技術性貿易壁壘、保障措施和勞工標準等問題上對中國產品出臺一些限制政策，制造貿易摩擦。
（四）由于貿易政策涉及的領域日益廣泛，貿易摩擦也從局部的商品或產業領域發展到經濟政策或制度領域，從微觀摩擦發展為宏觀摩擦。
這種趨勢的重要反映就是從2003年以來美國不斷向中方施加壓力，力圖迫使人民幣升值和讓我國改變人民幣匯率制度。這一事件的背景就是美國認為我國的人民幣匯率水平和形成機制對其貿易利益造成了損害，是導致美國出現大規模逆差、嚴重失業等一系列問題的原因。
（五）貿易摩擦日益與美國國內的政治形勢聯系起來，貿易摩擦呈現出政治化的趨勢。
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日益增強和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不斷上升，美國國內越來越多的政治力量將中美貿易與政治問題聯系起來，并在這方面形成了相應的要求貿易保護的壓力集團。從目前中美貿易摩擦最直接的一些原因或借口來看，美國國內將大量的國內問題歸因為中國大規模勞動密集型商品的出口，比如：失業增加、產業工人的收入水平下降和貧富差距擴大、產業結構調整引起的產業衰退或轉移、生態環境惡化等等。這就導致中美之間的貿易問題越來越多地與美國國內的政治形勢聯系在一起，貿易摩擦也明顯地表現出政治化的趨勢。
跟冷戰時期相比，21世紀當代國際關系的變化至少有以下幾個新特點。
(一)國際格局的多極化
進入新世紀之后，國際格局繼續在朝著有利于多極而不利于單極的方向演變，這是當前國際關系變化的一個基本特點。
第一，盡管美國至今在全球力量對比中仍占有無可比擬的優勢，但隨著近年來其單極霸權戰略的連連受挫，美國的戰略地位相對有所下降，其中“軟”實力衰退的跡象更是十分明顯。從美國自身的狀況來看，其財政赤字居高不下，來自海外的投資逐年減少，目前已從當年世界最大的債權國變為全球最大的債務國。在國際事務中，美國越來越難以做到獨行其是，相反倒是迫切需要其他大國的合作。比如在反恐問題上，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最近就公開承認：美國無法單獨戰勝全球恐怖主義。而在伊朗和朝鮮半島的核問題上，美國同樣離不開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大國的合作。從全局來看，美國的戰略地位離其建立單極世界的目標不是越來越近，而是越來越遠。
第二，冷戰的結束改變了美蘇對抗的兩極格局，但并沒有改變在兩極時代即已孕育發展的全球多個力量中心興起的歷史進程。中國和印度的崛起，歐洲的統合以及近來俄羅斯的強勁復蘇就是其中突出的例子。一方面是美國戰略地位的相對下降，另一方面是全球多個力量中心的崛起，其結果必然是導致世界的多極化發展，這是當代國際關系變化的一個基本趨勢。
(二)大國關系的多樣化
由對抗走向合作，是當代大國關系一個新的變化。這是因為在經濟全球化和世界各國相互依存日益深化的歷史條件下，大國明確意識到它們在維護世界及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促進全球經濟增長、推動區域合作以及解決國際社會普遍關注的全球問題方面有著重要而廣泛的共同利益，因此，自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大國關系中“合”風勁吹，掀起了一股建立“合作伙伴”關系的熱潮。
大國之間合作的增強，并不排除大國之間仍然存在著激烈的競爭，在當前它主要表現為綜合國力的競爭。但在某種情況下這種競爭仍然有可能演變為局部的沖突和對抗，這是因為當前國際關系中依然存在著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因此，簡單地用“合作”、“競爭”或“對抗”這樣的概念來說明當前大國關系的特點恐怕都不夠全面。這在中美關系中表現尤為明顯。從美國的對華戰略來看，它一方面意識到與中國存在著多方面的共同利益，因此需要與中國建立一種“合作”的“戰略伙伴關系”，另一方面又由于擔心中國的崛起而要把中國看作“未來競爭對手”加以防范與遏制。可以說，中美關系的演變典型地反映了當代國際關系中大國關系多樣化這樣一種新的特點。
(三)國際體系的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