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及皮貨。擁有這些主要物品和數不盡的其他次要的物產[6]。
特別是中國絲貨，外國商人更是贊嘆不絕，說：
從中國運來的各種絲貨，以白色最受歡迎，其白如雪，歐洲沒有一種出品能比得上中國的絲貨[7]。
1629年(崇禎二年)，荷蘭駐臺灣第三任長官訥茨(Nuyts)在給其國王的一份報告書中說：
中國是一個物產豐富的國家，它能夠把某些商品大量供應全世界[8](p109)。
確實如此。根據史料記載。16—18世紀，中國向全世界出口的商品約有236種之多，其中手工業品有137種，占總數的一半以上。其中又以生絲、絲織品為大宗，其次是瓷器和茶葉等。
而在這個時期，歐美各個國家由于“價格革命”的沖擊，加多戰亂、災荒、瘟疫流行，經濟曰益蕭條，各類商品極為匱乏。所以，這些國家根本沒有什么民生產品可以打進中國市場。它們只好攜帶大量銀子來中國購買貨物販回國內傾銷。所謂夷船“所載貨物無幾，大半均屬番銀”[9]。在1830年(道光十年)以前，當中國對外貿易經常是出超的時候，白銀是不斷地從印度、不列顛和美國輸入中國。據統計，自1553年至1830年，西方國家到廣東貿易而流人中國的白銀達5億兩以上[10]。1585—1640年日本因到中國貿易而輸人中國的白銀達到1489.9萬兩[11]。可見，直到鴉片戰爭前夕，中國在當時商品貿易全球化中，是遙遙領先于世界其它國家和地區的[12]。全世界其它國家都來中國購買價廉物美的商品，使中國成為貿易全球化的大市場。
二、廣州是貿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場
15—19世紀初中，中國明清政府基本上實行“時開時禁，以禁為主”的海外貿易政策，禁止沿海商人出海貿易。但是，卻對廣東實行特殊政策。嘉靖元年(1522)，“遂革福建、浙江二市舶司，惟存廣東市舶司”[13]。乾隆二十二年(1757)，規定外國番商“將來只許在廣東收泊交易”[14]。因此，自嘉靖元年至道光二十年(1522—1840)，廣東一直是中國合法對外貿易的省區，省會廣州則成為全國合法進出口貿易的第一大港，而且是“印度支那到漳州沿海最大的商業中心。全國水陸兩路的大量貨物都卸在廣州”[5](P116，序言）。因此，全世界各國商人到中國貿易，都萃集到廣州。1798年(嘉慶三年)，瑞典人龍思泰(Anders Liungstedt)，就記述外國商人來廣州做生意的實況：
廣州的位置和中國的政策，加上其他各種原因，使這座城市成為數額很大的國內外貿易舞臺。……中華帝國與西方各國之間的全部貿易，都以此地為中心。中國各地的產品，在這里都可以找到；……東京、交趾支那、柬埔寨、暹羅、馬六甲或馬來半島、東方群島、印度各港口、歐洲各國、南北美洲各國和太平洋諸島等地的商品，都被運到這 里[15](P301)。
據不完全統計，從康熙二十年至乾隆二十二年(1685—1757)的72年間，到廣州貿易的歐、美各國商船有312艘[16]；乾隆二十三年至道光十八年(1758—1838)有5107艘①，平均每年為63.8艘。
與此同時，中國各地和廣東省內各地的商人也集中到廣州進行進出口貿易，名曰“走廣”[17]。1629年(崇禎二年)，荷蘭駐臺灣第三任長官訥茨(Nuyts)在給其國王的一份報告中也記述：
中國人把貨物從全國各地運到他們認為最有現款購買他們貨物的市鎮和海港……后來他們運往廣州市集上的貨品的數量如此之大，以致葡萄牙人沒有足夠的資金購買，……參加這些市集的商人們看到他們的貨賣出去，就用他們自己的船，責任自負地把貨運往馬尼拉、暹羅、望加錫等地去。[8](p115,109)
龍思泰于1798年(在嘉慶朝)來到廣州，也看到中國內地商人云集廣州經商的情形：
中國各地的產品，在這里(廣州)都可以找到；來自全國各省的商人和代理人，在這里做著興旺的、有利可圖的生意。[15]
明清政府為了發展集中于廣州的對外貿易，除了設置廣東市舶司和粵海關進行管理外，還“官設牙行，與民貿易”[18]，以至后來發展成為專門從事對外貿易的商業團體“三十六行”和“十三行”，同外國商人直接貿易。在當時外國商人不熟悉中國情況、不懂漢語以及不了解中國政府管理外貿的制度的情況下，此種商業團體的設置，成為外商與中國商人進行貿易的中介者，使外貿做得更活更好。所以，當時外國商人普遍感到在廣州做生意比世界其他地方更方便、更好做。正如英國議會于1830年(道光十年)對廣州貿易的英國商人進行調查后得出結論：
外國商人對于這整個廣州制度(它在實踐中經過種種修正)是怎樣看待呢?1830年英國下議院關于對華貿易的極為重要的審查委員會會議中，幾乎所有出席的證人都承認，在廣州做生意比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方便和容易[19](P51)。
這么一來。16世紀中葉至工9世紀初葉，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的商人絡繹不絕前來廣州做生意，使廣州成為商品貿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場，呈現出對外貿易一片繁盛的景象
美元國際化過程也是英鎊衰落的過程，其基本可以分為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1914-1939年，美元逐漸成為強勢貨幣。
第一次世界大戰使歐洲列強收到重創，但由于美國遠離戰場，經濟未受到破壞，在戰爭期間還大發其財，并積累了大量的黃金儲備。這些黃金儲備使得美國是唯一有能力恢復金本位制的主要國家，因此，美元受到許多國家的歡迎。
然而，雖然英鎊正在衰落，但由于其龐大的殖民體系和全球貿易網絡，英鎊在世界范圍內特別是英鎊區仍具有相當重要的影響力。此時，對于美元來說，其實力和時機都尚未成熟。
第二階段：1939-1945，美元進一步擠壓英鎊。
第二次世界大戰徹底改變了世界經濟政治格局，主要國家力量發生了根本性變化。“邪惡軸心”德國、意大利和日本遭到毀滅性打擊，其它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受到重創。美國卻為盟國提供軍火而再次大發戰爭財，并成為當時最大的債權國，為美元霸權提供了必要的物質條件。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夕，由于美國強大的勢力促使各國代表達成了布雷頓森林協定。該協定確定了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的原則和運行機制，核心內容是美元與黃金掛鉤，其它國家貨幣與美元掛鉤，即“雙掛鉤”。布雷頓森林協定標志著美元成為世界貨幣的霸主。
第三階段： 1945-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美元霸主。
隨著“關稅及貿易總協定”的達成，美元在世界貿易中成為唯一可自由兌換的貨幣。憑借布雷頓森林體系和關貿總協定，美國壟斷了世界上的國際支付和國際儲備。
布雷頓森林體系解決了黃金短缺的問題，也穩定了世界金融市場，并促進了國際間金融合作，對全球經濟發展和資產價格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然而，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布雷頓森林體系固有缺陷也逐漸顯露，最有名的是”特里芬難題“。一方面，美元作為國際貨幣核心必須保持美元幣值穩定，這要求美國必須是一個國際貿易收支長期順差國；另一方面，美元作為結算和儲備貨幣不斷向世界各國流出，因此，美國國際收支處于長期逆差狀態。這兩者之間存在內在的矛盾。
1950年代后，美國經濟不斷惡化，加上兩次美元危機，美國貿易赤字迅速擴大，黃金庫存迅速減少。在特里芬教授的建議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1969年引入了特別提款權（SDR）加入國際儲備體系，然而SDR并沒有發揮預想的作用。1973年3月，G10集團同意6個歐洲會員國的貨幣綁定并聯合對美元進行自由浮動。這一決定標志著固定匯率制的瓦解，也即布雷頓森林體系最終解體。
第四階段：1973-1976年，過渡時期的美元。
由于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解體，美元與黃金脫鉤，各國貨幣也與美元脫鉤。各國可自由選擇匯率制度，主要發達國家紛紛實行浮動匯率制，國際外匯市場匯率波動頻繁，國際上也在探索一個新的貨幣體系。需要指出的是，美元仍處于當時國際貨幣體系的中心地位。
第五階段：1976年至今，牙買加體系下的美元。
牙買加體系下兩個重要特征是匯率安排多樣化和儲備貨幣多元化。牙買加體系放棄了布雷頓森林體系下以美元為中心的“雙掛鉤”，并加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同時規定將“特別提款權”作為主要國際儲備貨幣(雖然效果不佳)，從而在一定程度消弱了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
隨著德國和日本的經濟實力的增強，以及歐盟的成立，歐元和日元也逐漸成為國際貨幣，美元的國際地位進一步下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于2015.12.1日批準人民幣加入特別提款權（SDR），人民幣成為與美元、歐元、英鎊和日元并列的第五種SDR籃子貨幣，對人民幣國際化產生了積極影響。雖然人民幣國際化還處于初期，但由于中國綜合經濟實力已位居全球第二，未來美元地位也不可避免會受到來自人民幣的挑戰。
我們仍然需要清晰地認識到，美元仍然處于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中心位置。由于美國經濟政治軍事的實力和其它國家對美元在國際貿易、支付等方面的“路徑依賴”，該局面短期內難以撼動，甚至可能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不會根本改變。
通過對美元國際化進程的歷史回顧，我們可以發現雖然兩次世界大戰為美元霸權的建立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時機，但其自身的綜合國力對美元國際化的作用不應被忽視。美國的國際化及美元霸權的建立和持續是建立在美國作為世界上唯一超級大國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實力的基礎上。于是，美國的綜合實力就集中體現在政治上的霸主地位、軍事上的超強美軍和經濟上的超級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