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而且茶葉市場興隆，茶廠林立，光緒初年“紅茶貿易極盛，經營茶莊者，年有七八十莢冬磚茶制造，亦于此時開始”。（30）
以臺灣為例，1860-1895年間，臺灣的茶葉出口據全島第一，茶葉從業人口達30多萬人，是糖從業者的一倍，這還不包括無法統計的熏制茶葉所用花的種植者，以及將茶葉由產地運送至港口的挑夫、船夫或牛車夫及制船的人等，對解決臺灣日益加重的人口壓力和就業壓力，起到了積極作用。（36）
太平天國戰亂期間，江南及兩湖的社會經濟遭到極大破壞。中俄恰克圖陸路茶葉貿易的繁榮，對江南和兩湖農業的恢復和種茶業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農業出現了貿易化和市場化的傾向。尤其是漢口開辟為商埠后，湖南各地茶葉就可以由水路經洞庭湖進長江，然后會集漢口。在“紅茶利興”和方便交通的刺激下，平江縣以前種植紅薯的山谷間閑地，全部改為種茶；瀏陽以前種麻的地方，也改為種茶。其他地方競相效仿。這樣，兩湖地區茶葉種植面積迅速擴大，到1871年，兩湖地區茶葉種植面積比10年前增加了50％。（37）由于種茶有利可圖，地方官也大力支持農民種茶，如湖北襄陽知縣宗景藩編寫了《種茶說十條》，廣為散發，積極勸導農民種植茶樹。
種茶面積擴大，茶葉產量進步，茶莊林立，又帶動了就業和制茶業的發展。如平江，揀茶者就有幾萬人；鄂南的崇陽、咸寧、羊樓崗一帶也是著名茶區，這里的茶葉一部分由晉商收購并就地設廠加工。俄商則在漢口開辦了幾家至公司，專門制造磚茶和焙制上等茶，公司經常雇傭當地農民數百乃至上千人。
這是中國近代社會中農業借助于貿易金融獲得發展的實例，是國外茶葉市場開辟帶動了地方農業、手產業和貿易的發展。從理論上說，這種茶葉貿易的繁榮會使國內投資流向發生改變，落后的農業經濟可以借此得到改造，并促使茶區土地所有權與使用權的分離，從而引起勞動雇傭關系的變化。（38）但由于中國特殊的國情，這種市場推動農業發展的成效卻并不明顯。
值得留意的是，19世紀茶葉貿易的繁榮推動了商品經濟的發展，改善了國內經濟結構。由于茶葉出口量增長迅速，市場需求增加，從而刺激了國內茶葉種植業的發展，茶葉種植面積擴大，產量增加，品種增多。清初全國茶葉產量為235萬擔，光緒年間增至450萬擔，其中至少三分之一用于出口。隨著茶葉商品生產規模的擴大，農村中從事經濟作物生產的勞動力比例有所進步，從而改善了生產部分中勞動力的分配，促進了農業生產和市場繁榮。（39）
在促進茶商的近代轉化方面，茶葉貿易的繁榮也起了很大作用，這就是經營茶葉出口貿易茶商的興起。鴉片戰爭前，基本上是從事國內貿易的舊式商人。除在恰克圖與***直接做生意的晉商外，其他經營出口茶的商人只是將茶葉賣給廣州十三行，他們自己并不與外商打交道。鴉片戰爭后，對外貿易中心轉移到上海，一些“多領洋人本錢”的新興茶商，“挾重金”來到產茶區，代外國洋行購買茶葉。（40）繼之有人開設專門與外商做交易的茶棧，以及加工精致茶的茶廠、茶號，至1870年，上海已有茶棧幾十家。在福州，經營出口業務的茶莊基本取代了原來的“西客”。漢口的情形與福州相似，原來經營輸俄茶的“西客”均告衰落，取而代之的是新式茶商。九江、武寧、祁門等地也是如此。（41）在新的形勢下，這些茶商學會了新的經營方式，取代了傳統商人，對中國經濟的發展是有利的。
漢口在19世紀60年代成為一個主要的中英貿易口岸。之所以如此，完全是由于漢口在茶葉貿易中的重要地位，正如羅威廉引用西方觀察家們的話說：“假如不是茶葉貿易，實際上沒有一個西方人會涉足這個城市。在西方人眼里，茶葉是漢口存在的惟一理由。”這種說法固然有點言過實在，但可見茶葉貿易對于漢口的重要性，所以羅威廉又說：“正是由于茶葉貿易的巨大份額，才使得當地茶葉市場成為西方影響這座城市的主要渠道。因此，茶葉改變了漢口與其區域腹地之間的關系的性質，并改變了漢口社會精英的結構。”（42）上述分析是符合歷史實際的，茶葉的確全面拉動了漢口經濟增長。有學者從以下四個方面論述了茶葉對于漢口經濟地位確立的重要性：茶葉催生了漢口的磚茶產業，使漢口成為中國近代磚茶產業的濫觴地；茶葉貿易是導致漢口近代海關制度產生的直接原因；茶葉使漢口金融業發生了質的變化，直接促成了近代銀行系統的產生；茶葉在使漢口成為國內乃至國際著名商埠方面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43）茶葉貿易對漢口經濟發展的作用最為明顯。至清末，茶葉已經成為漢口市場最大宗的商品，茶葉貿易額超過上海，占到全國出口茶葉的一半以上。（44）
福州的興起具有傳奇性，而且與茶葉貿易密不可分。在《南京條約》規定的五個通商口岸中，福州發展最晚。福州的真正發展開始于1850年代，即太平天國起義期間，由于上海被小刀會占領，于是茶葉貿易中心迅速轉移到福州。可以這樣說，福州自從有了繁榮的茶葉貿易后才得到了真正的發展。“由于湖南省及中國其他各地的騷略冬茶葉運往廣州和上海的內地運輸常有中斷，福州遂成為收購茶葉的主要商港之一”，福州“作為一個對外貿易地點，正在迅速日臻重要”。（45）當然，從貿易額上來說，有時鴉片要超過茶葉，但顯然茶葉貿易對福州更為重要。紅茶是福州最為重要的出口貨物，1856年福州辟為茶葉外運的正規口岸，茶葉貿易發展更快，“此事為茶葉貿易開辟了一個新紀元”。（46）1856-1860年，福州的茶葉出口一般都占到了全國的40％以上；1859年超過上海出口量的8％，達到46萬磅。（47）福州的茶葉出口對福建、江西、湖南等地的茶葉產業及商品經濟的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
由于茶葉這種商品的特性，茶葉貿易繁榮對經濟的發展是有利的。但由于中國特殊的歷史條件，茶葉貿易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又是非常有限的。在整個19世紀，中國茶葉出口數目一直是上升的，但出口值卻并未隨出口數目的上升而增長。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茶葉貿易促進了中國的經濟增長，并給中國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機遇。由于從茶葉貿易的客觀情形看，直到19世紀中后期以前中國都是世界上最大甚至是唯一的茶葉生產國和出口國；也恰恰正是在19世紀，世界茶葉消費迅猛增長，對中國的依靠度加大。然而，中國茶葉出口的迅速增長并未帶動中國融進全球化的步伐，茶葉產量雖有增加，但產值并未相應增加，生產和加工技術也未有明顯改進。清政府看重的僅僅是茶葉生產和貿易帶來的稅收，不僅沒有具體措施激勵茶葉生產和貿易，還設置種種關卡限制中國茶商的茶葉貿易。這直接導致中國茶葉生產和加工水平低、本錢高、茶葉質量下降，促使英國在印度和錫蘭等地開辟新茶園。到19世紀后期，國外大茶園迅速崛起，中國茶葉的國際市場遂逐步萎縮，中國茶葉貿易由盛轉衰，隨之而來的是貿易赤字增加，經濟形勢惡化，危機加劇。因此，茶葉貿易除了暫時給政府帶來短期的稅收效益以外，
優化文化資源配置 提高有效文化需求
案例介紹[注
之一：北京市的國營、民營企業同臺競爭，多元主體優勢互補，盤活了文化資源。
1993年，在北京市政府和市宣傳部的關心下，民營企業家錢程與中央樂團簽約，出資45萬元承包了北京音樂廳。承包方除保證中國交響樂團演出場地之外，主要以出租場地、承辦國內外演出為經營方向。96年起，北京音樂廳向社會承諾："我們天天要有音樂會，是真正的365音樂廳。"音樂廳自承包以來，既把握住先進文化、高雅文化、民族文化的大方向，又大膽探索演出市場規律，充分挖掘國際國內文化資源的潛力，力爭最佳的投入產出效果。94年3月至同年底，音樂廳共演出162場，演出收入達50.5萬元；95年演出248場，演出收入209萬元；98年演出猛增至581場，演出收入高達700萬元；99年提高了演出節目的檔次與品位，共演出488場，演出收入850萬元；現音樂廳與承包前年均演出60場相比，演出場次與演出收入呈幾何級上升。音樂廳的承包者的經營策略是：一是廣開投資渠道，分攤投資風險。經紀人、其他經營者都可參與音樂廳經營，音樂廳主要致力于品牌設計與收取場租費，二是在演出市場參與演出節目的競爭，投資于創新性劇目設計，如連續推出的《中國唐代名篇音樂朗誦會》等優秀節目，各界觀眾蜂擁而至，黨和國家領導人也親臨觀看。2000年，北京市政府與民營企業家錢程簽約，同意他以自然人身份，承包由政府投資上億元的北京市標志性文化建筑--中山音樂堂。錢程坦言："我做的一切是音樂廳原來應該做而沒有做的事。"民營企業家和民營資本在激活文化市場方面發揮出的獨特作用，使文化資源的功能得以復位。
長期以來，一個城市有影響的大型文化設施，總是抓在政府文化部門手里，主要是政府部門擔心這類文化設施的經營權一旦落入旁手，很難保證它的社會效益。但這種壟斷式的經營往往缺乏開拓市場的激情，忽視投資回報。北京市敢于突破禁區，以個體承包方式吸引民營資本經營大型文化設施，多元所有制主體同臺競爭、優勢互補，為文化事業的可持續發展研究提供了一種啟迪：文化的可持續發展必須要有一個適合多元經營主體介入，讓社會和市場在優化配置文化資源中起基礎性作用的體制環境。
之二：廣州市的輿論工具以需求為導向做活主流新聞，突顯服務功能，尋找到了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最佳結合點。
廣州日報報業集團的經營體現了一種鮮明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的特征：
一、做活主流新聞。新聞媒體必須將黨和國家的意旨體現為主流意識形態。《廣州日報》作為一份黨報概不能外，但報業的決策層清醒地認識到，報業的立足點在市場，必須遵循市場規律。為了找到輿論導向與市場基礎的最佳結合點，經營者充分利用政府和企業的兩種資源，形成了以主流新聞打市場的經營特色。報社從全國各地吸引優秀人才，建立了一支高效的新聞隊伍，他們追蹤現代生活的快節奏，以最權威的新聞來源和最快捷的傳播方式來滿足讀者的信息需求。此外，報社還根據市場的特點，以豐富多彩的版面設計來吸引讀者。特別是"即拼新聞版"，將消息和獨家采訪拼成醒目的新聞版塊發表，引起強烈反響。由于注重新聞的即時性、準確性和吸引力，使《廣州日報》的新聞版成為該報最有影響力的品牌和最大的市場賣點。
二、突顯服務功能。報紙不但是輿論載體，更是服務工具，為了拓寬市場，集團千方百計地作好讀者的服務工作，他們在珠江三角洲建立了150多家連鎖店，這些連鎖店除收訂、零售報紙外，還銷售各類書刊和文化用品，甚至還經營便民百貨，以滿足客戶的各類需求。各連鎖店還實現了計算機網絡，使訂報售報、廣告服務等業務運轉速度大大加快。為了讓讀者在早餐桌上看到《廣州日報》，公司還自辦發行，添置了130多輛運輸車，每天在方圓300公里的廣東省境內和兩廣交界地區密集穿梭，將報紙及時送至每一層樓的讀者手中。報社還將潛在的讀者按住宅、地區分片做調查，有的放矢，制定出將潛在讀者轉化為常年訂戶的實施計劃。據《廣州日報》的一項調查，報紙自費訂閱者已占到總訂閱戶數的81.4%，表明黨報已一改昔日指令性訂閱的舊面貌，進入了良性的市場運轉軌道。96年，中國大陸第一個報業集團--廣州日報報業集團在廣州成立，99年總資產達33億元，報刊收入由91年1.22億上升到18億元，廣告收入從91年3.96億元上升到9.72億元，99年上繳稅收1.53億元，成為廣州市的納稅大戶，集團還拓展了信息服務等相關產業，擁有多種所有制合資的多家企業實體，成為中國報業界的巨人。
之三：深圳市的文化資源和企業家的有機結合、企業資本和文化產業的有機結合的制度創新，為文化可持續發展創造了值得借鑒的經驗。
深圳華僑城集團是一個擁有70余家合資、控股和參資企業，以家電、電子、文化、旅游、房地產開發為主導產業的控股企業集團。99年集團總資產達238億元，凈資產達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