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來自江蘇北部的江淮官話區，被江南的蘇南、浙江人稱為江北人，傳統上大多聚居于蘇州河以北西北部的閘北、普陀；也有不少人住在城市東北部的楊浦、虹口，與來自浙江寧波等地的移民雜居。老城廂南市等區域也有部分蘇北移民遷入。這些地方大致上就是上海人傳統觀念中的“下只角”區域。在大上海，這個城市曾經有一個公開的秘密，也是這個城市的標記：全城歧視蘇北人。即使在當今，這種歧視依舊存在，根深蒂固。所以在上海，“蘇北人”已經不僅僅是一個族群的分類概念，而是一個社會階層的分類概念了。
這批移民大部分是從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開始至解放時的一段時間里遷入上海，主要以蘇北、山東地區為主，其中揚州和鹽城是上海蘇北人的兩大主要來源。他們這一批人大多是因為戰亂、災荒等作為整個社會底層的難民身份來到上海的，例如1931年蘇北發大水，就至少有7萬蘇北人逃難到上海。這些人中的大部分基本上都是沒多少文化的赤貧農民和城市邊緣人物，并伴有方言差異，在上海只能做最簡單的勞工和當地人不屑的低等職業。當時這批移民中的絕大部分男性成為碼頭工人、黃包車夫、工廠工人、面粉廠搬運工等等繁重底層勞動力的主力軍，在二、三十年代的上海，黃包車夫十有八九是蘇北人。上海人一度用“三把刀”來形容“伺候人”的蘇北人：切菜刀（燒菜的）、修腳刀（澡堂子的）和理發刀（剃頭的）。而蘇北女性的狀況也相當糟糕，在煙草行業蘇北女工集中在工作繁重的煙葉部門，工資卻低于江南女工，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蘇北人在就業市場上的分布結構。
總而言之，第一批江南浙江的移民以及后代們在上海有一定的經濟基礎，也受過較為良好的教育，他們當時的地位要遠遠高于第二批作為蘇北難民來到上海的移民。一般以寧波人和紹興人的后裔地位為最高，蘇北的為最低，這種局面幾乎是要持續至上世紀的八十年代。隨著九十年代浦東開發，社會變化的加快，時代的進步發展以及移民城市內各群體之間的不斷交流與融合，彼此之間的社會關系正不斷趨向緩和，曾經有過的歧視與偏見逐漸在各種因素的影響下趨于消解，但是在中老一輩之間還是大量存有這種觀念。 從1843年開埠至今的漫長歲月中，上海行政區域的劃分經過多次更迭，城市區域不斷擴張，人口也隨之急劇變化與增加。秦漢時期，上海地區隸屬江蘇為中心的海鹽縣，明清時期，上海隸屬江蘇為中心的松江府，1912年后，上海一度為江蘇的滬海道。“身世復雜”的上海城區和上海郊區相比，郊區人口變動相對較小。浦東、奉賢、青浦、松江、崇明、金山、嘉定、寶山、松江、閔行等，基本上都保留者固定的本地話，這些方言和上海市區話已有明顯的不同，從口音上可以分辨。因為上海城區話的變化大，市區人難聽懂郊區話，而郊區人卻可以通過轉音變調與市區人簡單交流，從中也可看出，上海市區方言的現代巨變。
上海因第一次鴉片戰爭開埠而發展成為遠東第一大城市和當時全球的第三大金融中心(另外兩個是倫敦和紐約)，也是當時"全球四大名都"之一,堪稱"東方巴黎"。
1942年至1945年間，由于孫中山于1922提出的“大上海計劃”的實施，使得嘉定、浦東、閔行、奉賢、寶山、崇明和南匯地區（如右圖）一度在這段時間又并入了上海的郊區版圖。而在1945年日軍投降后，國民政府在接手上海后未能接續計劃，因而這些郊區又從上海的版圖中撤離。直到解放后的1958年的行政劃分調整中，這些地區才再次并入上海的版圖。
上海作為一個現代化城市，1843年上海開埠是起點之一的。以租界、華界為主體逐步發展成為遠東第一金融中心，城市中的居民以“城里人”（祖上基本來自外地）、“上海人”自稱，而原上海縣城廣大地區及周邊農村的居民則被稱為“鄉下人”以示區別，這就是“上海寧/鄉窩寧（“鄉下人”上海話發音）”之爭最初的起源。由于郊區人的生活習慣，思維方式等和大多數中國其它地方的農民并沒有什么兩樣，因而在市區人的眼中，他們不過就是些“鄉巴佬”。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他們的地位甚至還不如第二代蘇北移民，所以“本地人”這個詞其實是稍帶有輕視性質的詞眼。但隨著現今郊區經濟水平的發展、各個新城的建設、生活水平的提高、老上海移民因拆遷而移居郊區、以及1990年后新老上海移民的矛盾加深后，這類現象正在逐步消失，原本兩極化的差異也在慢慢縮小。 自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改革開放，特別是1990年代上海開發浦東以來，中國乃至世界各地的新移民紛紛來到上海工作、生活，在這些人中定居下來的自稱為“新上海人”。新移民和外來人員的區別在于是否擁不承認老家是哪里的。這批新時代的移民當中很大部分是沒受過基礎教育的低素質人群。對上海人而言，無論是原住民、老移民還是郊區人，都無疑可以歸入本地人的行列。不過有些老移民認為：只有真正受過上海海派文化熏陶，講上海話，擁有上海精神的才算是上海人。與此同時一些老移民也質疑新移民和外來人員中有一些低素質人群不僅破壞上海環境，而且行為舉止不文明，還擠占廉價勞動力市場，穿著也骯臟土氣不得體，破壞上海的城市形象。而一些新移民認為部分上海人以偏概全的看法是對他們的歧視，并且對老上海人逐漸形成反感情緒。
新老移民的沖突，基本存在于民間，在網絡較為激烈。這種沖突一般被官方媒體刻意忽視淡化。上海一些本土論壇時常有網民鼓吹各類老上海人聯合起來抵抗“新移民”和外地來滬人員。而新移民則經常稱老上海人為“土著人”，無論是否對方是“原住民”、“本地人”還是“老移民”，并通過貶低他們試圖塑造老上海人“小氣”、“排外”、“刻薄”的負面形象，同時夸大自己對上海的貢獻。一些外地人有時也會被這些論調欺騙，在不了解上海人，甚至根本沒有去過上海的情況下就對上海人產生莫名的反感。這是文化沖突、人口遷徙、社會轉變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結果，但在抵觸中存在融合，在相斥也有包容。
媒體上公開的沖突事件也有發生，其中較為著名的是“圓潤離開事件”。2009年12月23日，上海東方廣播電臺動感101《音樂早餐》的主持人闞曉君用上海方言和另一位主持人聊天，收到一位聲稱“討厭上海話和上海人”的聽眾的短信后，在直播節目中直接做出回應——“請你以一種，團成一個團的姿勢，然后，慢慢地比較圓潤的方式，離開這座讓你討厭的城市，或者離開你討厭的人的周圍。”這個委婉說“滾”事件引發了廣泛的社會爭議與關注。
截至2012年6月，上海實有人口已達2433.4萬，來滬人口已達到982.3萬，比2000年增長了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