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來的。
同時，多人口并不代表這就是一個大市場。從世界經濟體系的角度來講，印度是一個邊緣國家或者半邊緣國家，所以它是一個邊緣市場。
孫興杰表示，中國企業到印度市場去，要有防范意識，產業鏈具有等級性、壟斷性，到印度去投資一定要有博弈思維，我們不是去做福利的。對企業來講，能走出去當然好，賺了錢當然好，如果走不出去或者對方是非常邊緣的市場，那就需要調整思路，有所為有所不為，一定要有非常強烈的風險意識，這樣的話至少能夠避免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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菅義偉新官上任“三把火”，設立“數字擔當大臣”為哪般
美國“斷供”了，華為會怎樣？
16世紀西歐同殖民地國家之間的“三角貿易”指黑奴貿易。
16世紀開始的“黑三角貿易”即奴隸貿易，歐洲奴隸販子從本國出發裝載鹽、布匹、朗姆酒等，在非洲換成奴隸沿著所謂的"中央航路"通過大西洋，在美洲換成糖、煙草和稻米等返航。在歐洲西部、非洲的幾內亞灣附近、美洲西印度群島之間，航線大致構成三角形狀，由于被販運的是黑色人種，故又稱“黑三角貿易”。歷時400年之久。
當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新特點
作者：tina
人類文化交流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因為世界上每個民族、社會都不是彼此孤立存在的，自古以來，他們便相互聯系、相互影響。在文化上自然也是如此，自從人類產生了文化，就有了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每個民族、社會的文化都有互相交流、互相吸收的現象。并且隨著歷史的演進，交流的地域愈來愈寬廣，交往愈來愈密切，相互影響也愈來愈大。所以說，文化交流是推動文化發展、進步的主要動力之一。中西文化交流也不例外。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十分悠久。它最早可追溯到中國漢代張騫通西域、甘英與大秦（古羅馬帝國）的接觸，唐代貞觀年間基督教的別支—景教傳入中國，宋元時期我國四大發明通過阿拉伯人傳入歐洲，為西方進入資本主義時代提供了物質和技術基礎；元代意大利人馬可·波羅撰寫的《馬可·波羅游記》第一次向歐洲人介紹了中國，引起了西方對中國文明的關注；新航路的發現，不僅促進了東西方的政治、經濟關系，而且導致了近代中西文化的直接交流。近幾百年里，曾經發生過兩次中西文化交流的高潮，其中第一次發生在16世紀末至18世紀中期，即明代中葉到清朝初年，天主教傳教士東來，為古老中國帶來了強勁的“西風”；同時，中國儒學傳入歐洲，對于啟蒙運動的產生和發展帶來了深遠的影響；第二次文化交流的高潮，發生在19世紀中葉，近代西方列強以血與火的方式強行進入中國，西方的思想文化再次東漸，主要是通過中國知識分子進行傳播；中國先進知識分子面對山河破碎，痛定思痛，尋找濟世良方，他們大批出洋留學，自覺地學習西方文化，同時也大力向西方傳播中國文化。新中國成立后，由于兩大陣營的對峙和西方對社會主義中國的封鎖，中西文化交流一度陷于中斷；隨著冷戰的結束和新科技革命帶來的交通、通訊的無比便利，人類進入了相互依存進一步深化的“地球村”時代，經濟全球化浪潮席卷了全世界幾乎每一個曾經不為人知的角落，使封閉自守變得不再可能；同時中國實施了改革開放政策，以便承接全球化的挑戰。主動開放的內部因素、全球化的外部壓力和科技革命的助推，促成了當代中西文化交流進入一個新的時代，呈現出新的特點。
關于當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新特點，天津理工學院人文學院王克嬰在《近代與當代中西文化交流與沖突比較研究》一文中指出，與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相比較，當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不同之處有5點，分別是方式不同、心態差異、范圍和程度不同、內容不同、結果不同。[1]（P28~32）作者對他的總結基本同意。在本文中，作者試從時代背景、交流主體、傳播媒介、內容、深度和廣度等七方面分析一下當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新特點。
一、當代中西文化交流是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展開的。
當代中西文化交流進入了全球化的新時代。從國際范圍看，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隨著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經濟全球化進入了新階段。在我國，經過15年“黑頭發談成白頭發”的艱苦談判，2001年，隨著多哈會議一聲落棰，中國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開始了與世界經濟同步的進程。從中外文化交流史看，中國文化對外來文化的大規模整合從古至今有四次：第一次是漢唐時期佛教文化的傳入，第二次是明清時期西方耶酥會傳教士帶來的西方文化，第三次是“五四”時期對馬克思主義及以民主、科學為主要內容的西方文化的引進，第四次是改革開放以來進行的西方科學和文化規模不斷擴大的輸出，進入了中西文化整合的新階段。[2]（P178）有的學者從意識形態沖突的角度認為，這個時代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冷戰“歷史的終結”（福山），是西方制度和意識形態一統天下的時代；有的學者從人類文明發展演進的角度認為，這個時代是“文明的沖突”時代（亨廷頓）；也有學者認為，關于全球化所帶來的新的生活和思想方式，以及它們所創造出來的國際性文化新格局，可以概括為兩個對立的矛盾過程：一方面是文化的多樣性和差異性被同化，并趨于削弱和消失；另一方面，是文化的交流、互補、綜合，以及新的多樣化的出現。[3]（P75）所以，與我國經濟力求順應世界經濟全球化的同時，我國的文化卻在這個過程中一方面保持面向全球各國的開放、交往和互相借鑒態勢，另一方面又努力保持和伸張自身的獨特個性。也就是說，當全球經濟尋求一體化的時候，而全球文化卻力圖保持、開發或走向多元化。[3]（P322）所以說，當代中西文化交流進入了經濟全球化、政治格局多極化和文化多元發展的新時代，是在這個新時代的背景下展開的。
二、當代中西文化交流由新的主體來擔當
當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國主體是中國人，是“此人”而非“彼人”。從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看，中國主體也經歷了幾度變遷，盛唐的開闊胸襟和海納百川，明末清初對“西學”的積極引進和狂妄自大相伴隨，近代的閉關自守、積貧積弱和主體性的喪失，改革開放之前對西方對整個世界的無知無畏和對涉及“社--資”爭論的噤若寒蟬。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進入了生產力高度發展、對外全方位開放、文化百家爭鳴的時期，造就了當代中西文化交流嶄新的中國主體。所謂“新主體”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一是當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主體是獨立自主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綜合國力大大增強，國際聲威不斷提高。一洗近代百年恥辱，一洗先前封閉的蒙昧狀態。中國人民作為獨立自主的文化交流主體，正在世界文化舞臺上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二是當代中西文化交流主體的文化教育水平不斷提高，主體文化融合意識增強。改革開放以來，“英語熱”、“出國留學熱”持續升溫，方興未艾，就是中國人學習外來文化的愿望和文化交流主動性大大增強的有力證明。可見，國人文化交流實力日趨提高，中國文化走向世界大有希望。三是當代中西文化交流主體的心態越來越平和與理性。當代中西文化交流是在和平的、逐步的、我們主動開放的方式下進行的，西方文化的進入也是漸進的、經過篩選的和比較溫和的。[1]（P5）所以，國人能夠保持一種健康、平和的良好心態，能夠理性地認識中西方文化各自的優點和不足。
三、當代中西文化交流運用新的媒介
文化交流媒介是文化交流重要工具和手段。在當代中西文化交流中，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文化交流媒介的質量大大提高。從中西文化交流史來看，文化交流媒介的變遷經歷了從族群遷徙、戰爭到傳教士，從商貿、書信往來、圖書電影譯介到衛星電視、互聯網。總的來講，速度是由慢到快，范圍是由小到大，程度是由淺入深。從目前的現狀來看，全球傳播的主要媒介依然是廣播、電視、報刊等大眾傳媒，但與此同時，具有跨國傳播功能的媒介，如國際電話、傳真、電腦以及互聯網上電子郵件、數據庫等各種信息收集、處理和傳播的手段和工具，也正在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4]（P113）有學者認為，單從媒體傳播手段來看，已經經歷了三個階段，即報刊、廣播、電視，現在“第四媒體”—互聯網在我們的生活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5]有學者認為，互聯網使人類歷史正在進入全球傳播時代和大眾傳媒社會，當下大眾傳媒正以驚人的速度廣泛介入社會各個領域并與其發生強烈互動。[6]（P268）在全球化進程中，互聯網大有躋身傳統傳播媒介之上的勢頭，成為當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嶄新途徑和媒介。據統計，截止2005年6月，我國上網人數超過1億人。互聯網上文化交流的發展，一方面摧毀了中西地理上的疆界，國別上的壁壘，距離消失了，時空同步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信息能夠迅速地、瞬間地傳播、接受和互動。另一方面，互聯網把其他不同媒體的傳播手段，如廣播、電影、電視等，整合為一體，為中西乃至全球文化信息資源的共享提供了最大的可能。目前互聯網作為當代中西文化交流最便捷的新媒介之一，正在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四、當代中西文化交流呈現新的內容
當代中西文化交流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在我國全面對外開放的政策感召下，在全球通訊、交通、網絡高度發達的基礎上，出現了與以往不同的面貌和內容。主要表現在：第一，政治機制上的借鑒創新，表現在以中西反腐倡廉的合作為標志，中西文化交流向制度、機制合作方向發展的破冰之旅。2002年11月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與中國監察部“中國廉政監察建設”合作項目簽字，由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援助、中國監察部具體組織實施，旨在總結我國廉政建設的經驗，借鑒國外開展反腐倡廉的有益做法，探討推進政府廉政勤政的有效對策。[2]（P188）第二，經濟活動的跨國經營管理。西方國家跨國公司在19世紀80年代進入我國，10年左右的時間，我國已取代美國成為全球最大外商直接投資接受國。根據商務部統計，截至2004年底，中國累計批準的外商投資企業達49萬家，累計使用外資5450億元。跨國公司給當代中西文化交流注入了新的內容，對人們物質生活、進而對思想意識和價值觀都有一定影響和滲透。第三、文化藝術活動中的中西文化交流。根據文化部統計，我國已與145個國家簽定了政府間的文化合作協定。多邊和區域文化合作進展明顯，成功地舉辦了“中華文化美國行”、“柏林亞太周”、“中法文化年”等大型國際文化交流活動。與此同時，以市民大眾為主要消費對象，以娛樂為主要功能，以現代大眾傳媒為傳遞手段，以市場為導向的中國大眾文化崛起。第四，日常生活中的中西文化交流，表現為語言上外來詞匯越來越多、互聯網絡發展、洋快餐風行、跨國婚姻遍地開花的多重變奏。
五、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廣度
王克嬰認為，當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范圍和社會參與程度大大擴展。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和中西交流的日益頻繁，中國自上而下各個領域、各個階層、各個地域都參與和感受了中西文化的交流與沖突，無論是在物質文化層面，還是在制度抑或精神文化層面都是如此。甚至可以說，這種文化的交流在一定程度上變成了一種工作或生活方式，或者是一道景觀。[1]（P31）的確，如果說，古代中西文化交流是史詩型的、宏大的敘事，是只有政府調動大量人力、物力、財力才能完成的壯舉；如果說，近代中西文化交流是“王謝堂前燕”，是帝王、上層官僚和高級知識分子才能接觸到的東西；那么，當代中西文化交流已經是“飛入尋常百姓家”的平常事物，融入了我們的日常生活。從深度上講，當代中西文化交流已經深入到文化的核心部分，也就是意識形態和價值觀方面。長期“極左”思想的影響和傳統的思維模式，對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層面的東西，因涉及意識形態差異，尤其是“姓社”、“姓資”的敏感問題，學界失語，學者躊躇，甚至有一種本能的逃避。近年來，隨著對外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