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果很快得到了印證，不久之后私鹽販運有增無減。這不僅使得徽州鹽商從此失去了其世襲的行鹽專利權，導致原來官商一體的包銷制被打破。而且，由于該法的推行并沒有能因地制宜，淮南鹽商更是陷入困境。因此，同治三年，曾國藩上疏，“淮南鹽務，運道難通，籌辦有兩難，一在鄰鹽侵灌太久。西岸食浙私、粵私而兼閩私，楚岸食川私而兼潞私，引地被占十年，民藉以濟食，官亦藉以抽厘，勢不能驟絕……”[9]。不僅僅是鹽商，其他行業商人也因清廷為了擺脫統治危機而進行各方面的政策變革造成了大小不等的損失。
其次，清政府迫于財政困難，開始無休止的對商人進行殘酷的剝削。自康乾盛世起，清廷開銷日增，此后，政府增設稅收名目，巧取豪奪，對商人進行壓榨。“康熙年間，淮商有三項大筆浮費：一是程儀。現任或候補官員進京路過淮揚時，不論該官與淮商有無交往，都要索取一筆程儀。二是規禮。本地的文武大小衙門，無論與鹽務是否有關，都要向商人收取規禮。三是別敬。先是每年于御史任滿時，照例要向商人收別敬錢。后來發展到無論地之遠近或與商人是否有交情，只要是達官顯貴，在任滿時都要向商人索取別敬。這三項浮費，每年盈千上萬”[10]。
作為國家歲入大宗，鹽商首當其沖。這也是曾國藩所疏鹽務弊端之一，即厘卡設立太多。“淮鹽出江，自儀征以達楚西，層層設卡報稅，諸軍仰食，性命相依，不能概撤”[11]。雖有曾國藩等人保護徽商，相繼變鹽法，成效卻不顯著。此后，鹽綱日壞，鹽價日增。“蓋兩淮正課，初合織造、河工、銅斤等欵，祗百八十余萬，每引征銀一兩余。織造、河工、銅斤者，因鹽政運司養廉厚，陋規亦多，每年解送織造銀二十二萬，捐助河工五萬。三藩之變，滇銅阻隔，派各鹽差采買捐辦，水腳又五萬。及雍正中，裁減養廉規費以為正款，嗣復及他項。于是正雜內外支欵隨鉅,每引增至六七兩，自改票后始輕。同治中，引地未復，而以厘補課實過之，正無庸增引也”[12]。由此，鹽商負擔可見一斑。鑒于此，雖有曾國藩與李鴻章相繼變鹽法，摻綱法于票法之中，旨在以舊商為主而不易新商，卻無法解決財政問題的根本，鹽商逐漸沒落。僅次于鹽商的稅收大項茶商也是清廷盤剝的重點對象之一。
此外，徽州一直是中國的重要茶葉產地之一。據《清史稿》所載，“茶之于鹽，辦法略相似。惟鹽為歲入大宗，故掌國計者第附于鹽而總核之。其始但有課稅，除江、浙額引由各關征收無定額外，他省每歲多者千余兩，少祗數百兩或數十兩。……咸豐以來，各省次第行厘，光緒十二年，福建策報至十九萬余兩，他省欵亦漸多，未幾收數復絀。宣統三年預算表所載，茶稅特百三十余萬而已”[13]。寥寥數語，卻展示了清代茶稅的大致演變歷程。隨著統治危機的加重，各省厘金亦漸漲，這也是導致徽州茶商競爭力低于洋商，進而衰落的一個重要原因之一。
再次，連年戰爭，使得清廷疲于應付，只得不停增加賦稅；徽州因戰亂也損失慘重，這對于以徽州為根基的徽商而言亦是打擊之一。從清中期開始，帝國主義勢力相繼滲入中國，極大的改變了中國原有的政治經濟格局。此外，中國國內動亂頻仍，內外交困。尤其是咸豐、同治年間清廷為了鎮壓太平天國和捻軍的起義，發動了一場歷時17年，波及18省的國內戰爭，徽商的主要活動區域都被卷入戰爭之中，連徽州本土都成為主戰場，這對徽商的打擊是毀滅性的。戰亂直接造成了徽商人員的傷亡和財產的損失，此外，“咸同兵燹”使得長江一線交通受阻，中斷了徽商所經營的吳楚貿易，也使得徽商在蘇浙地區的商業活動陷入停滯。這一切都使得徽商元氣大傷，最終一蹶不振。
最后，從鴉片戰爭開始，帝國主義國家相繼入侵中國，并對中國進行經濟侵略，以茶商為首的徽商損失慘重。帝國主義國家在華傾銷商品，掠奪原材料，對任何一個商幫的打擊都是巨大的。徽商作為封建性商幫，其相較而言落后的生產方式使得其在競爭中漸趨劣勢。盡管徽州茶商能統觀市場經濟的客觀規律，而洋商利用清廷制定對中國商幫不利的政策，如壓低收購茶價；依靠子口半稅，“利用自往產茶之地采辦的優勢，入侵的外國資本主義勢力獨操利柄，予包括徽州茶商在內的華商以致命的打擊”[14]。再加上進口洋茶的沖擊，徽州茶商舉步維艱。而徽州茶商的衰落則標志著整個徽商的衰落。正如張海鵬先生所說，“清代徽州茶商的興衰歷程，正是傳統的中國封建商人在近代社會中的縮影”。在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雙重壓迫下，徽州商幫不可避免的走向衰落。
（二）徽商衰落的自身原因分析
除了外部的因素外，徽商的衰落也有其自身方面的原因，這也是其衰落的根本原因。總的說來，徽商之所以衰落，就在于它是一個封建性的商幫，與統治者聯系是否密切直接關系到其命運。此外，徽商的經營利潤并沒有轉化為資本進行擴大再生產，而是用在了非經營性消費上，這種消費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徽商所進行的奢侈性消費巨大。以鹽商為代表，徽商們大多將多年經營所得積蓄用于奢侈性消費中。“明代徽商在家鄉以巨資興修園林、別墅、住宅的現象已經蔚然成風。歙縣的‘果園’、‘硯子園’、‘棗樹園’等，都是名噪一時的勝景。徽商的居所盛行斗拱彩繪，追求富麗堂皇”[15]。入清后，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徽商實力愈發雄厚，其揮霍之風也愈演愈烈。據記載，喬居揚州的鹽商不惜重金修建園林別墅等，導致乾隆時期揚州園林甲于天下，這一方面建設了揚州等地，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其揮霍資金的大致流向。除了投資于建筑業外，徽商也將大筆錢財用于精神上的消費，比如建設戲班，收藏圖書、古董等等。清代的接駕更使得商人們耗資巨大。正如王守基在《鹽法議略·長蘆鹽務議略》中指出，“若夫翠華蒞止，情殷瞻就，供億豐備，尤為前所未有。……蓋鹽商際遇之隆，至此而極矣；鹽商奢侈之弊，亦至此而深矣”[16]。
第二，徽商的興起離不開徽州宗族力量的扶植。因此，一經繁盛，世代相傳的宗族思想使得徽商對宗族事務的建設等封建性活動方面歷來慷慨不吝。徽商為了宗族的發展，不惜重金修祠堂、修墳墓、敘家譜、設義學、建試館、開辦書院以及購置族產和族田等等。在徽商的大力扶植下，徽州的文化教育等事業飛速發展，也使得徽商的資本迅速流失。
除了耗資于非經營性項目，徽商與政治不再緊密結合也是其衰落的一個重要原因。眾所周知，徽商之所以興盛，是因為其“亦儒亦賈”的經營方式以及與封建政權結合緊密的主要手段。而其衰落則也是由于其對清廷的態度，為了求取所謂的“功名”，徽州捐納之風盛行，而且統治者為了增加收入，千方百計以勸諭商人捐資助餉，徽商半是自愿半是強迫將大筆資財捐給政府，這也給他們帶來了不小的負擔。此外，清后期徽商與政權結合不再密切，這使得徽商們原有的地主、商人、官僚三位一體的身份無法維持，直接造成了其的衰落。
綜上，在主觀和客觀雙重原因的作用下，徽州商幫在清中后期開始衰落。鹽商的衰落是徽商衰落的第一個階段，而茶商的衰落，表明鹽商衰落后的徽商已經失去了支撐殘局的力量，整個徽州商幫走完了衰落的第二個階段。與此同時，徽商的其他行業也相繼衰憊，如典當、木、絲、米、百貨等業，漸漸失去了其在以往經濟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徽州茶商的衰落，標志著徽州商幫的徹底衰落。然而，徽州商幫雖然解體，有一部分徽商跟隨上了時代的腳步發展商業資本，改善經營方式，因而在民國初乃至解放前仍活躍于江南的大城市之中。可見“封建性的徽幫衰落后，徽州籍商人在各地的經濟生活中仍是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有的竟成為民族資產階級中的成員”[17]。
三、徽商興衰原因之啟示
徽商活躍的時代距今已有百年之久，然而其興衰成敗之跡卻從各方面為后世提供了豐富的經驗，以其為鑒，可成為現代社會發展的一筆巨大財富。
徽人有著厚重的宗族觀念，外出經商總是按血緣、地域聚居，且外出經商時，一經定居，宗族中的其他人也會隨之而來，而后鄉黨也會隨之而來。這種以親情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宗族團體參與市場競爭的方式是結成商幫的直接原因，且它在集聚財力、物力、人力及統一行動方面等都有很強優勢。然而，這種方式也會有內在缺陷，徽商卻懂得趨利避害，因此他們注意用契約的方式來限定這種人情的關系，這點從徽州地區留下的很多徽州的契約文書中可以看出。此外，徽商在處理內部或者外部的商業問題時，有一個專門的組織，即徽商會館。明清時期徽商會館遍布全國，它們代表商人與官府交涉商業事務，為徽人舉辦公益事業，有的會館還延師教習同鄉子弟，也代為傳遞鄉人信函和官府文告。會館經費由會館所在地徽商提供。這不僅說明徽州宗族勢力與商人聯系之緊密，也說明了徽商懂得利用法律的力量來保護自己。
徽商的興起與興盛從很大程度上而言與其“尚儒”的傳統密切相連，這也說明教育事業的發展可以有力的推動社會經濟的繁榮。而徽商最值得我們學習的，亦是其最為人稱道的“儒賈”精神。徽商經營有其自身的信條和準則，諸如“生財有大道，以義為利，不以利為利”；“財自道生，利緣義取”等，正可謂是其在各地立業的精神之所在。而其的成功壯大，活躍時間之長，正是由徽商“左儒右賈”的特點所決定的。由于“儒”，使他們在理解經營之道、順應時勢等方面，比其他商人境界高出許多。以儒學為本的徽商始終把“薄利生財、甘為廉賈”原則作為經營道德的基本準則之一。此外，創業難，守成更難，徽商貴有“廉賈”之心，即在任何時候都胸懷善心和良知。徽商的代表紅頂商人胡雪巖曾經對商人的“良心”作過高度概括，“對朝廷守法，對主顧公平，就是講良心”。“廉賈”的另一個特征就是正確看待錢財，強調人對財富的主體意識和自我覺悟，既不視金錢為“萬惡之源”，又不被金錢所累，強調錢財要“取之有道”，“仁中取利，義中求財”等等。這些都是奠定徽商興盛的文化底蘊。
而徽商的衰落原因和其他商幫一樣，主要是其封建性的經營方式。掙來的錢財并沒有作為資本用于擴大再生產，而是用于諸多非經營性消費上。徽商此舉發展了當地的教育科技文化等事業，卻把自己推向衰落的道路。總之，其興是因為能準確把握市場規律，衰則是因為未能更上時代潮流以改進技術，發展商業資本。這些都是值得我們引以為鑒的地方。
結 語
徽州商幫萌芽于東晉，發展于唐宋，興盛于明清，并在清后期伴隨著封建社會的解體而衰落。從其興衰歷程中可以窺視明清社會經濟發展路線的蛛絲馬跡。
從明成化、弘治之際徽州商幫的興起到清后期的衰落，歷經四百余年，其發展路途并不平穩，然而對徽州的發展，乃至整個中國社會的發展所做出的貢獻確實十分重大的。徽商的興與衰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亦帶給我們諸多啟示，這些都值得我們將其作為一個課題進行具體探討。
作為封建性的徽州商幫雖然衰落，現今的徽州商人卻正在崛起，因此，對徽商興衰的經驗教訓的總結，無疑對現世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明至清中期以馬尼拉為轉運中心的中國與西屬美洲的絲銀貿易經歷了興盛、危機、復興與衰敗幾個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