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中老兩國人民間友好往來、經濟聯系和文化交流的記載。三國吳時稱老撾為“堂明”或“道明”，公元230年至231年呂岱任交州、廣州刺史時，曾“遣適從事南宣國化”。吳黃武6年（公元227年），堂明遺使來貢，拉開了中老兩國1600）多年歷史關系的序幕。

唐代，文單國四次遣使來華，其中兩次是普通使節，一次是王子，一次是副王，規格不斷提高。據專家考證，“文單為萬象”。對來使，唐朝政府給予了隆重接待并賜封號（有的封以“果毅都尉”，為三品官；有的封以“賓漢”，即國賓），可見雙方都十分重視彼此的交往。

元滅大理后，重新恢復了中國與西南及中印半島的交通。據《元史·順帝本記》載：元至元四年（公元1338年）八月，“老告（即老撾）土官八那遣侄那賽赍象馬來朝，為立老告軍民總管府。”元老之間交往雖僅一次，但這一次卻非同尋常。元在老告設“軍民總管府”，以示羈縻，但實際上并未執行任何有效的管轄。中國著名歷史學家范文瀾（公元1893～1969年）解釋“羈縻”二字說：“來去任便，彼此不相干涉”。

公元1353年，老撾歷史上的杰出人物法昂統一老撾全境，在原瑯勃拉邦“瀾滄國”的基礎上創建了“瀾滄王國”《明史》稱之為“老撾”；《清史稿》稱之為“南掌”）。幾乎與此同時，朱元璋于1368年建立了明朝。當時，明朝是亞洲的一個大國，也是強國，它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對亞洲各國都曾產生過較大的影響。明朝廷重視海事，它沿襲唐、宋舊制，設市舶司：寧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廣州通西洋諸國。中老兩國大一統的局面，為中老關系全面、深入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據中國史書記載，從明建文元年（公元1400年）到明萬歷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的213年中，中老交往見于記載的共有43次（其中，明遺使9次，老撾遣使34次），這在中老關系史上是空前的。明在老撾設“軍民宣慰使司”，亦屬“羈縻”性質。

18世紀初葉統一的老撾分裂后，與清朝廷保持往來的是瑯勃拉邦的“瀾滄王國”的蘇嗎喇薩提拉島孫（《清史稿》稱作“南掌國王島孫”）。清雍正七年（1729年），島孫差使節攜表文、馴象入貢，被認為是清老交往的開端。清朝廷也效仿元、明兩代，將老撾列……縻”之地。清老關系連續性很強，歷代南掌國王與清廷均有往來，中間從未出現過空白。把明清兩代中老交往次數加起來，一共是65次，而從東吳堂明遣使人貢到元代老告來朝的千余年間，中老交往才僅有6次，從中不難看出中老關系的巨大發展。一千多年間，中老兩國始終友好相處，從未兵戎相見。元明清三代雖把老撾列為“羈縻”之地，但從未干預其內政，這也是中老關系的一個特點。

和中越、中柬的朝貢貿易一樣，中老之間的貿易也主要是朝貢形式下的官方貿易，而民間貿易則是官方貿易的有力補充。

扶南是古代南海諸國中的強國，三國吳時，堂明入貢使節緊隨扶南使節之后而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朝貢貿易”對中老兩國的官方經濟交流來說，幾乎是惟一途徑。“來朝”，本是政治關系的具體表現，而“貢獻”則含有經濟文化交流的意義。這可從唐、明、清三代的中老交往中得到證實。

唐代，文單遣使來朝共四次，其中，除政治上的隆重接待并賜封號外，自然也涉及到了物品，比如唐開元五年（公元717年），作為回贈品，玄宗皇帝曾頒給文單使臣“璽書（xīshū，古代用印章封記的文書）及帛五百匹賜國王”。再比如唐大歷六年（公元771年），文單國副王婆彌來朝，帶來大象11頭，以為貢物。

明代，中老使節往來頻繁，老撾來使，有時“赍象馬來朝”，有時“貢方物”，有時“貢金銀器”，還有時“貢象馬、象齒、犀角”等；明朝的回贈品種類也很多，主要有絲綢、服裝、茶葉、生活用品、文化用品以及工藝品等，有時還回贈駱駝、馬匹、驢和騾。

清代，老撾使節所獻貢品基本上與明時相類似，而回贈品的種類則大大增加。除了絲織品，還增加了瓷器、玻璃器、人參及銀等，其價值遠遠超過了明代。清代對于南掌貢使，都要派員接應到京城，回國時仍陪送出境，優禮有加。

歷史上，中老兩國邊民之間的貿易也十分活躍。中國商人定期組成馬幫商隊，到老撾境內從事貿易活動。商隊多至百余人，以馬牛馱運商品，馬牛多達二三百匹（頭）。所運商品主要有銅器、錫器、蠶絲、綢緞、瓷器、煙葉、食鹽及其他日常用品。馬隊往往深入老撾內地，用以換取棉花、蠟、象牙、犀角，各種野獸皮骨、孔雀毛、鹿茸、干蝦、金沙、豆蔻、安息香等土特產。

老撾出產的紅木，可制精美家具；其特產烏爹泥被中醫視為良藥，明代醫藥學家李時珍所著《本草綱目》中對烏爹泥的制作方法和藥用價值均有詳細記載；神品蘭是老撾特產名花，據檀萃所著《滇海虞衡志》卷九“志花”條記載：神品蘭被人移植到維揚（揚州府）后，“人爭來看，門幾如市”。

老撾邊民也常到中國境內進行貿易活動。他們用林產品換取各種所需物品，并從中國輸入驢、騾，以作馱運、耕田之工具。兩國邊民之間的貿易活動，對云南、兩廣等地的商人和居民產生了很大的吸引力。據有關史料記載：從明朝永樂年間（公元1403～1424年）起，就已有中國人移居老撾；到明末清初，在老撾的中國僑民數量逐漸增加，據不完全統計，已有約3000人。他們與老撾人民和睦相處，共同勞動，辛勤墾殖，到18至19世紀時，華僑經濟在老撾已經占據相當重要的地位。正是由于華僑的活動，才打破了老撾與外界的隔絕狀態；在下寮地區，他們的作用更加明顯。除了經商，華僑們還經營采礦業，南巴登的露天錫礦就是由華人首先開采的。在富散山，華僑們采集野生茶葉，加工后制成“鎮寧茶”，深受當地人民喜愛。

在長期的共同生活和勞動中，華僑與當地人相互通婚，繁衍后代。中國文化作為外來文化的一支在老撾土地上生根、開花、結果。今天，人們仍可從服飾、語言、習俗等許多方面探尋到中國南傳文化與老撾民族文化的淵源。僅以語言為例：泰佬人的語言老撾語與中國西雙版納傣族語言（1956年改革前）之間，同源詞竟占70％。老撾語中還有許多漢語借詞，如稱中國皇帝為“天旺”，也就是天朝皇帝的諧音；漢語說“一、二、三、四”，老撾語則說“能、頌、山、雖”，讀音頗相近。老撾苗、瑤族與中國的文化聯系尤其密切，他們至今還書寫漢字帖、漢字對聯，使用中國出版的辭書。日本學者巖田慶治認為：老撾“瑤族的文化基本上是以漢族文化為基礎的。他們自認為本民族的文化屬于中國文化的范疇。”此外，泰佬人過去一直沿用中國的干支紀年法和十二屬相紀年，只是十二屬相的具體內容略有不同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