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海大肆燒殺搶掠的“爭貢之役”。爭功之役后,明朝統治者對日本“閉絕貢路”,并于嘉靖四年(1525年)頒布了空前嚴厲的海禁政策。嘉靖十八年(1539年),日本國王源義晴復遣貢使碩鼎等入明朝貢,明朝雖勉強予以接待,宴賞如例,但仍強調“貢期定以十年,貢使不過百名,貢船不過三只,違者阻回”。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明朝拒絕了日本頒發新勘合的要求,中日勘合貿易至此結束。
但罷市舶后,倭寇之患并沒有結束,反而愈演愈烈,終于釀成了震驚中外的“嘉靖倭患”。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中國沿海倭寇基本肅清,但明朝的海禁政策并未改變。隆慶元年(1567年)在福建漳州海澄月港宣布開放海禁,但對日的貿易仍實行嚴禁政策。
明朝對日本的海禁政策,至萬歷三十八年(1610年)已名存實亡。但明朝國內由于朝代更替,已無暇顧及改變與日貿易。故終明之世,與日本的貿易仍然屬于嚴禁之列。3 小 結
明朝為抑制倭寇而對日的羈縻政策,付出了巨大的經濟代價,在“厚往薄來”的朝貢貿易中,日本期待的是經濟利益；明朝期待的是政治利益。每次朝貢都伴隨著一次大宗貿易,對其貢物要以高于幾倍的價值予以賞賜,貢使進京沿途往返的車、船、食宿均由官府供給。當時允澎一行入貢人員多達千余名,供給的糧食總量估計應在六百石以上。
明代處于中國封建社會的晚期,明朝把貿易系統和進貢系統結合起來,把朝貢貿易的政治外交功能推演到壓倒性的地步,明初海上商業關系,已呈變態。朝貢貿易和海禁最大限度地“規范”了明朝的對外交往,隨著明朝國力的衰減、倭寇海盜的猖獗、西方列強的前來,唐、宋、元三朝形成的海洋優勢流失到了西方列強手中。
來源：中國市場
綜合來看，明朝與日本的朝貢關系雖然經歷了波折，但是基本保持了平穩。然而與官方朝貢關系的穩定不同，明朝前中期與日本的民間貿易并不發達，前文列舉的《明實錄》中發現的走私貿易案件，沒有一起是前往日本貿易的，在日本史書中也沒有明朝民間商人前往貿易的記錄。
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在于中國與日本產品需求結構的差異。隨著日本南北朝時期的結束，其商品經濟取得了一定的發展，每年需要從中國進口大量銅錢，這種進口完全是通過官方朝貢關系得到的。
但是中國對日本商品的需求程度則明顯不如日本對中國商品的需求那樣迫切。在明日朝貢關系存續期間，日本向中國進貢的主要產品是刀劍、硫磺和銅。
按照木宮泰炎的統計，第二期朝貢貿易期間，日本共向明朝進貢了約20萬把刀劍，是最多的進貢物品；其次是硫磺，第三則是銅。
第一次朝貢時輸出即達到20萬斤，第三次朝貢時輸出了將近40萬斤，第四次朝貢時輸出20萬斤，但是在此之后，硫磺從日本的朝貢品中消失了，這很可能是由于琉球同樣能夠進貢該物品，日本從進貢中獲利不高。
但是在硫磺輸出量下降的同時，銅的輸出量上升了，并且日益重要，第十次朝貢時，日本輸出的銅的數量將近30萬斤。日本銅的輸出數量上升，一方面是中國鑄造銅錢之用，另一方面是日本的銅沒有精煉，里面含有大量的銀，明朝可以繼續從中提取白銀。日本進貢明朝的主要產品大部分與軍事相關，并不能激起明朝商人的興趣，明朝私人海外貿易在此時期與日本關系不大也就不難理解了。
但是在嘉靖中期，前往日本貿易突然出現了擴張。根據朝鮮文獻記載，從16世紀40年代起就有很多船只漂流到朝鮮半島西南部各島，這些船只大部分是福建船。按照當時的慣例，朝鮮將這些商人全部送回了中國。
根據《明實錄》記載，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一次送回漂流至朝鮮半島的中國走私商人613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又一次送回341人。兩年總共送回約千人，這是以前從未發生過的事情，引起了明朝統治者的極度擔憂。單單是被風吹往朝鮮的商人即有這樣多，那么順利到達日本貿易的人數應該遠遠超過這個數字。
1533年，通過朝鮮，日本引進了中國的吹灰煉銀法，可以對銅進一步精煉，提高了其銀產量。1542年，就在波托西銀礦發現之前的三年，日本今天的兵庫縣發現了生野銀山。另外，石見、左渡的銀山、金山也相繼被發現，并且大量開采供給國際市場。這個時間恰恰是中國商人大規模前往日本貿易不久后，由此也可以證明白銀與明日民間貿易的擴張存在重大關系。
關于日本白銀是通過何種渠道被中國商人得知的，在中國史料中有兩種說法，一種是洪朝選《芳洲先生全集》記載："嘉靖甲辰（1544年）忽有漳通西洋番舶，為風飄至彼島（日本），回易得利，歸告其黨，轉相傳走，于是漳泉始通倭。"
另一種則是曾出使日本的商人鄭舜功的說法，他認為1534年出使琉球的陳侃在候風返航的時間里，其從役聽說往日本貿易可獲巨利，即前往貿易，果然獲得重利，從此以后閩人前往日本貿易的風氣大盛。
雖然渠道略有不同，但是都可以看出確實是在日本白銀發現之后，才帶動了中國商人前往日本貿易。伴隨著中日民間貿易的活躍，中國與日本都有一批相關的港口興起，在中國最為引人注目的便是寧波的外港——雙嶼港。
中國東南海域，每年6月至10月常為東南偏南風，10月至次年2月常刮西北偏北風，利用疾風航行可上達日本、下通東南亞。而寧波所處地理位置，對日本貿易尤其有利。寧波三面環海，連接大洋，又有便利的內河航運，可以經杭州貫通大運河，與江淮魯直和北京相連，腹地廣闊。
而寧波自身所處的江浙地區在隋唐以后逐漸成為中國經濟最發達地區，因此從唐朝中期開始，寧波便成為中日貿易的主要港口。明朝朱元璋更是將寧波作為日本朝貢的專用港口，中日貿易的繁榮自然刺激了寧波港的繁榮。但是由于明朝禁止私人海外貿易的存在，寧波無法成為合法貿易的地點，因此在寧波外海的舟山群島便發展起來，雙嶼港的發展則最為引人注目。
關于雙嶼港的地理位置，朱紈掃蕩雙嶼港以后用木樁封港，造成了今天雙嶼港的地理位置已經模糊不清，在史學界引起了很大爭論。不過這并非本書關注的主要問題，對此不再詳加討論。與本書密切相關的是雙嶼港的興起時間。
大約在16世紀20年代，福建人金紙（子）老首先來到雙嶼港，與他一同到來的還有葡萄牙人。后福建李光頭（李七，其姓名是李貴）、潮州饒平皇岡人許棟（許二），從福建越獄之后，也來到雙嶼港從事走私貿易活動，并逐漸在島上建造房屋，形成一個港口城市的雛形。
然而此時貿易仍然主要是面向東南亞而不是日本，東南亞的香料、蘇木與中國的絲綢、生絲是最主要的貿易產品，貿易采用以貨易貨的方式進行。關于這一時期貿易的規模，并沒有多少可靠的資料，但是史學家普遍承認自1544年以后，雙嶼港才進入了大發展時期："私市自（嘉靖）二十三年始"，"往返航行日本的船隊規模每年都在增大"。
關于這件事情，日本史料也有記錄，1606年日本種子島島主種子島久時為了紀念鐵炮傳入日本而作的《鐵炮記》被認為是一部可靠的史書，其中記錄了葡萄牙人首次到達日本的事件。
我西村小浦有一大船，不知自何國來，船客百余人，其形不類，其語不通，見者以為奇怪矣。其中有大明儒生一人，名五峰者，今不詳其姓氏。時西村主宰有織部丞者，顏解文字，偶遇五峰，以杖書于沙上云："船中之客，不知何國人也。何其形之異哉？"五峰即書云："此是西南蠻種之賈胡也。"
這件事情發生在1543年，當時帶領葡萄牙人前往日本的大明儒生號五峰者，正是后來大名鼎鼎的靖海王王直。可以設想，王直正是在貿易過程中遇到了葡萄牙人，而他們又聽說了前往日本可以獲得白銀，這才有了葡萄牙人第一次前往日本。
由于白銀是葡萄牙從事亞歐貿易急需獲得的商品，日本白銀自然對其意義重大，葡萄牙人便設法與日本建立貿易關系，為此將制造火槍的技術傳授給了種子島居民。這次貿易持續了很長時間，直到1545年王直才從日本返回，并且帶來了博多津倭助才門等三名日本商人前來貿易。此次日本之行后，雙嶼港逐漸變成了一個對日貿易的中心，貿易往來變得十分頻繁。
1546年，許棟的兄弟許四帶領中國商人前往日本。第二年，這些人又帶領日本人前來雙嶼港貿易。1548年，日本薩摩州商人稽天、新四郎、芝澗等5人與中國商人林觀應等上百人，乘坐船只前來雙嶼港貿易，被當時朱紈帶領的明朝軍隊抓獲。
在審訊過程中，稽天供述是由于林觀應等人介紹，才知道雙嶼港是一個通番大港，那里買賣甚好，因此"至今船船俱各帶有本國之人前來販番，尚有數百倭人在后來船內未到"。可見雙嶼港在這段時期內發展非常迅速。
縱觀整個明代的中日之間的往來，其實并不存在什么經濟封鎖，古人也不懂這個，禁海也沒有打擊走私呀。
明初時對海外諸國的政策，其實是天朝朝貢體系下的勘合貿易，大明給藩國發勘合，在制定的時間、制定的位置、限定的船只量進行貿易，當時大明對海外最重要的門戶港口就是寧波。這也是為什么后來豐臣秀吉計劃征服明國后在寧波建都的原因，當時得外國商人只能在寧波完場貿易，完成之后須立即離港，所以豐臣秀吉所能知道的大明最繁華的地方也就只有寧波了。
自元代以來，東南沿海海寇肆虐，特別是來自日本的倭寇，時常殺入內地，這一時期的倭寇主要還是日本流浪武士。自從日本出現以武士和莊園主為基礎的幕府政治后，武士成為了諸藩主要的軍事力量，但問題是全日本大大小小的藩主多如牛毛，武士也隨之而泛濫，而日本農業產出又低，根本養活不了那么多的武士，武士們又自恃身份不可能去種田，所以為了謀生，大量藩主大名們養不起的武士們只能出海去搶劫咯。
明朝建立以后，一開始并沒有弄明白幕府與倭寇的關系，在倭寇肆虐的情況下，朱元璋試圖恢復明日朝貢關系，以期日本政府約束倭寇，然而日本幕府根本管不著那些倭寇，畢竟沒有錢啊。
而日本政府又希望恢復朝貢關系，畢竟朝貢貿易有著巨額貿易啊。朱元璋見從日本政府 方面無法禁止倭寇，所以就開始禁海，對于日本幾次朝見求貿易都不同意。當然，這種局面并沒有維持多久，到了永樂二年，雙方之間恢復了關系，建立了邦交，達成了勘合貿易。
雖然貿易是恢復了，但是勘合就一份啊，只是授予了日本政府，但問題是日本哪兒來的統一的政府，大名遍地。特別是日本爆發應仁之亂后，幕府將軍的政令只限于京城周圍，將軍變成了傀儡，再也不能控制勘合貿易。
到了嘉靖二年（1523）終于出問題了，當時有實力的大名細川氏和大內氏都各自帶著船隊來到寧波進行貿易，然而在抵達寧波后，因為勘合之真偽，爆發了武力殺戮時間，大內氏沿路燒殺搶掠，對當地居民造成了很大的損害，追擊的明朝備倭都指揮劉錦、千戶張鏜等明朝官兵戰死。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爭貢之役”。
爭貢之役后，明政府直接廢除了福建、浙江的市舶司，也就是福州和寧波，只留下廣東市舶司，從而也導致了中日貿易途徑的斷絕，也為后來的東南倭亂埋下了伏筆。
東南倭亂之后，接著日本戰國時代結束，豐臣秀吉發動侵略朝鮮的戰爭，更是導致了明朝對日本的強烈不滿，抗倭援朝結束后，雙方所有交流徹底中斷。到江戶幕府時，德川健康幾次試圖恢復朝貢關系，都被明廷政府給拒絕了。
后來的日本薩摩藩入侵琉球，控制了琉球王室，也控制了琉球對明朝的勘合貿易，冒琉球之名與大明貿易往來。
到了明末時，朝廷已經完全控制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