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北到南包括大連、秦皇島、天津、煙臺、青島、連云港、南通、上海、寧波、溫州、福州、廣州、湛江和北海共14個大中港口城市。1990年4月，在鄧小平提議下，黨中央、國務院正式公布了開發開放浦東的重大決策，要把浦東建設成為世紀現代化上海的象征”，把上海建設成為國際金融、貿易、經濟中心。沿海開放城市是國內經濟與世界經濟的結合部，是對外開展經濟貿易活動和對內進行經濟協作兩個輻射扇面的交點，它直接影響全國改革開放形勢的發展。
第三步是建立沿海經濟開放區。1985年2月，黨中央、國務院批準了《長江、珠江三角洲和閩南廈漳泉三角地區座談會紀要》，將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閩南三角區劃為沿海經濟開放區，并指出這是我國實施對內搞活經濟、對外實行開放的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布局。1988年初，中央又決定將遼東半島和山東半島全部對外開放，同已經開放的大連、秦皇島、天津、煙臺、青島等連成一片，形成環渤海開放區。中央還提出在這些經濟開放區形成貿——工——農一體化的生產結構。
第四步是開放沿江及內陸和沿邊城市。進入90年代以后，我國對外開放的步伐逐步由沿海向沿江及內陸和沿邊城市延伸。1992年6月，黨中央、國務院決定開放長江沿岸的蕪湖、九江、岳陽、武漢和重慶5個城市。沿江開放對于帶動整個長江流域地區經濟的迅速發展，對于我國全方位對外開放新格局的形成起了巨大推動作用。不久，黨中央、國務院又批準了合肥、南昌、長沙、成都、鄭州、太原、西安、蘭州、銀川、西寧、烏魯木齊、貴陽、昆明、南寧、哈爾濱、長春、呼和浩特共17個省會為內陸開放城市。同時，我國還逐步開放內陸邊境的沿邊城市，從東北、西北到西南地區，有黑河、綏芬河、琿春、滿洲里、二連浩特、伊寧、博樂、塔城、普蘭、樟木、瑞麗、畹町、河口、憑祥、東興等。沿江及內陸和沿邊城市的開放，是我國的對外開放邁出的第四步。
到1993年，經過多年的對外開放的實踐，不斷總結經驗和完善政策，我國的對外開放由南到北、由東到西層層推進，基本上形成了“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沿海經濟開放區——沿江和內陸開放城市——沿邊開放城市”這樣一個寬領域、多層次、有重點、點線面結合的全方面對外開放新格局。至此，我國的對外開放城市已遍布全國所有省區，我國真正進入了改革開放新時代。
多年來，經過一系列改革和政策調整，中國已經初步奠定了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國際經濟通行規則的新型外貿調控體系。外貿運行機制發生了根本性改變，市場化程度大幅度提高，財政、金融和產業政策等已經上升為宏觀調控的主要手段。單一、封閉的外貿經營格局已經改變，經營主體多元化為外貿發展帶來了活力，成為中國外貿、特別是出口的主要推動因素之一。這些已經是正在構成中國未來對外貿易長期持續快速發展的重要基礎。但另一方面，正如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的那樣，中國的對外貿易還存在發展不穩定、結構調整緩慢、缺乏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高新技術和高附加值產品等許多問題和矛盾。這些以進出口貿易質量等外在形式表現出的不足，有著外貿調控和經營機制不夠完善等體制性原因，其根源在于長期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粗放型外貿增長方式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