業重組形成大集團來對抗外資企業，取得農產品的定價權、保障產業安全等，其中一個重要的案例是食用油加工業已經由幾家大型外資企業掌握了定價權，直接影響產業安全。
我們可以發現，大連期貨市場的大豆價格與芝加哥期貨市場基本同步，這是我國農產品價格與國際市場最接軌的例子。這通常被認為期貨市場最接近完全競爭的狀態，我們沒有理由(也沒有人指出)懷疑那幾家外資公司壟斷了芝加哥期貨市場價格，由于中糧公司和其他許多買主都參與芝加哥期貨市場和大連期貨市場的交易，我們更沒有理由懷疑外資公司壟斷了大豆的到岸價格。
通常的指責是外資公司壟斷了加工后產品的價格。那么，它是提高還是降低了食用油批發零售端的價格？由于原料到岸價格相同，如果他們的產品價格高于國內企業將失去市場，國內企業應當沒什么可抱怨的；如果低于國內企業，是外資企業效率高、加工成本低，還是不正當競爭的手段、虧本擴大市場份額？前者對消費者有利，我們有理由不理睬國內企業，后者則應當通過法律手段解決，而不是利用民族情緒呼吁非市場干預。
我們可以看看其他行業的例子。中石油、中石化等企業在國內實現了高度集中，充分享有定價權；可惜，他們無法影響紐約和倫敦期貨市場的石油價格，僅僅靠壟斷國內價格牟利。電信和移動通訊的例子也大同小異(發改委剛剛發起反壟斷調查)。作為消費者，我們希望食品行業出現類似中石油、中石化或電信、移動通訊這類企業嗎？
中美貿易統計數據為何差異巨大?
文章來源：新京報
2000億美元！——本月10日，美國商務部發布該國9月份貿易收支統計數據的時候，提出了這樣一個令人震驚的預期對華貿易逆差年度數據。在美國貿易代表波特曼14日于美國駐華使館舉辦的記者招待會上，美方再次把這個數字公布了一番。然而，倘若與中方統計數據對比，那么就大相徑庭了。根據我國海關統計，今年9月我國對美貿易順差112億美元，1—9月累計對美貿易順差813億美元，折合年率為1084億美元，僅僅相當于美方預期對華貿易逆差數據的一半。中美貿易統計數據出入問題再次以一種極為鮮明的方式呈現在公眾面前。
中美貿易統計數據出入問題由來已久，在上世紀80年代已經比較明顯，如1982年我方統計對美貿易逆差20.8億美元，而美方統計的對華貿易順差為4.03億美元，前者是后者的5倍。在美方貿易統計上，從1990年開始，對華貿易逆差首次突破100億美元大關，此后一路上升；在中國海關統計上，從1993年開始，對美貿易從原來的逆差轉為順差，且順差額節節攀升，兩國對應統計數據的差異隨之也越來越大。
從上個世紀90年代至今正是美國經常項目逆差規模空前增長的時代，2004年其貨物貿易逆差達6655億美元，預計今年全年貨物貿易逆差將再次突破6000億美元大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計其經常項目逆差占GDP比重將超過6%.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說90年代以前兩國貿易統計數據出入問題主要只具有學術研究意義的話，那么，現在美國顯然并不僅僅是將其當作學術問題對待了。
歸根結底，中美貿易失衡根源在于雙方儲蓄——投資機制失衡，美國國民儲蓄率過低而必然出現龐大經常項目收支逆差，中國國民儲蓄過高、消費過低而必然出現巨大的經常項目收支順差。根治這一問題需要雙方共同努力，美方應提高其國民儲蓄，而中國需要努力擴大內需，尤其是國內消費。但在分擔調整負擔問題上，我們必須堅持受益與成本對應的原則，片面要求中國這個發展中國家為全球最大發達國家的經濟調整“買單”不僅堪稱荒謬，而且也不會有什么好效果。
畢竟，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測算，與提高東亞（中國內地除外）投資率、促進日本和歐元區經濟增長等其他候選方案相比，美國降低其財政赤字是解決全球儲蓄——投資失衡及其相應經常項目收支失衡的最優途徑，美國國民儲蓄率如能提高1個百分點，其經常項目赤字將減少相當于0.5%GDP的數額，效果最為顯著。 梅新育（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
成就：規模空前、增長迅速的新興市場
“今年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十周年，十年來中國堅定不移地推進對外開放，在國際貿易、引進外資和對外投資方面，與國際成員一起取得了共贏的發展。”商務部部長陳德銘表示，入世10年來，中國進口規模增長5．2倍，躍居全球第二大進口國。2010年，貨物貿易進口接近1．4萬億美元，占全球的十分之一。中國已成為日本、澳大利亞、巴西、南非等國的第一大出口市場。十年來，中國累計利用外資超過1萬億美元，成為全世界吸收外商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之一。
根據統計數據，截至2010年，中國加入WTO的所有承諾已全部履行完畢，建立起了符合規則要求的經濟貿易體制。
在貨物貿易領域，中國按照承諾逐步削減關稅水平，關稅平均水平從加入前的15．3％降低到2009年的9．8％，其中，農產品平均關稅為15．2％，工業品平均關稅為8．9％。
在服務貿易領域，在按世貿組織規則分類的160多個服務貿易部門中，中國已經開放了100個，涉及銀行、保險、電信、分銷、會計、教育等重要服務部門，為外國服務提供者提供了廣闊的市場準入機會。
在知識產權領域，中國完成了相關法律法規的修改，使其與世貿組織《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以及其他保護知識產權的國際規則相一致。
10年間，中國已建立符合世貿組織要求的法律體系，清理了3000多部法律、法規和規章，對貿易體制和政策進行了全面的調整，使中國的對外經貿體系與世貿組織的規則相一致，中國的貿易體制和環境更加穩定，更具可預見性。
在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總干事坎德赫•尤姆凱拉看來，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在經濟上的主要收益包括：對外經濟關系的穩定性；更加穩固和更加快速的經濟改革；基于效率與創新的長期增長。
而波蘭駐上海總領事館貿易和投資促進處一等參贊安杰伊•貝俊嘉則認為，中國入世10年，隨著相關法律體系不斷完善，不僅為貿易投資提供了良好的大環境，也幫助中國不斷提高在全球市場中的地位。
挑戰：開放的壓力與成本
入世10年是中國經濟不斷走向開放的10年，開放帶來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在中國經濟融入世界的過程中，同樣需要付出相應的成本，承受巨大的壓力。貿易摩擦的不斷加劇，部分行業在外資沖擊下競爭力的減弱都給未來中國經濟的發展帶來了不確定性。
來自商務部的數據顯示，入世以來（2002年至2010年），我國共遭受國外貿易救濟調查692起，合計金額389．8億美元。其中，反傾銷調查510起，反補貼調查43起，保障措施106起，特保措施33起。
不僅如此，中國已連續16年（1995－2010年）成為全球遭遇反傾銷調查最多的國家，連續5年（2006－2010年）成為全球遭遇反補貼調查最多的國家。
與此同時，部分國外產業和企業更加倚重中國市場，以不公平貿易方式搶占市場份額情況更為突出。在積極擴大進口、確保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健康發展的同時，如何維護國內產業安全和保障發展空間是新時期公平貿易工作的新課題。
商務部進出口公平貿易局調查專員宋和平表示，隨著我國制造業及工業制成品參與國際分工的廣度和深度進一步加大，客觀上會形成貿易摩擦和產業沖突增多的局面。我國現已成為國際貿易保護主義的最大受害者和首要目標國。同時，貿易摩擦不僅體現為對中國出口產品的限制措施，也將愈發突出地表現為經濟發展的戰略、政策、體制等宏觀層面的碰撞與沖突。
除了頻頻出現的貿易摩擦，在加入世貿談判過程中的一些潛在問題也開始逐漸暴露。曾經，汽車、石化、鋼鐵等產業被認為是資本技術密集的國家支柱產業，入世時人們擔心汽車、農業等受到沖擊，因此為保護這些產業而在其他領域做出了讓步。現在看來情況并非如此。
不少專家指出，開放的過程，一定是有的部門受益、有的部門受到沖擊，關鍵是如何衡量開放的成本。這既需要提高認識事物的水平，又必須想辦法克服既得利益的干擾。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部長隆國強在談到入世10年來的經驗和反思時表示，入世時特別看重給予了高度的甚至是過度保護的行業，現在看當時對產業競爭力的評估并不完全準確。如何能夠更加準確地判斷中國產業的競爭力，特別是潛在的競爭力，值得在未來的開放進程中高度重視。
中國正站在新一輪對外開放的起點上，如不能準確地看到開放的壓力對提高國內產業競爭力所帶來的益處，我們就可能喪失機遇，就可能長期陷入對落后的保護。
轉變：“市場份額之爭”到“核心技術之爭”
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對于中國而言不僅是簡單的成為一個國際組織的成員，更大程度上這是一種國家戰略的選擇。在出口導向型的國家經濟戰略之下，不斷擴大開放程度為中國經濟的發展增添了巨大的動力，但同時也使中國經濟對于進出口的依賴性不斷增強。
在第十五屆投洽會資本論壇上，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揚就曾表示，現在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我國過去幾十年的發展，事實上正是在對由發達經濟體主導的舊的世界經濟格局高度依賴的條件下實現的；而這種依賴，已經逐漸顯現出不協調、不平衡和不可持續性。因此，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是我們抓住戰略機遇期的關鍵。
在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下，一方面發達經濟體回歸實體經濟的腳步正在加快，美國政府出臺的“國家出口倡議”和歐盟出臺的《貿易、增長與世界事務》新貿易政策文件均旨在振興本國實體經濟、促進產品出口和拉動國內就業，力圖改變“虛實”失衡、內外失衡。另一方面，新興市場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也開始加大力度爭奪制造業的全球市場。
宋和平在分析目前我國面臨的國內外復雜因素時表示，包括國際市場需求相對萎縮，區域間市場競爭更趨激烈；人民幣升值加速、中小外貿企業融資困難和成本增加等等，多種國內外因素的疊加效應在一定程度上阻滯中國產業的轉型升級和外向型發展，擠壓中國企業利潤空間。
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地位正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同時，長時間以來形成的依靠資源消耗和低廉的人力成本為主要競爭力的中國外向型經濟本身也面臨著轉型發展的迫切要求。
入世10年，中國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貿易大國和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在“硬實力”不斷增強的同時，如何提高自身在核心技術、知識產權、規則制定等方面的軟實力，如何更大程度的激發中國經濟的內生動力，提高外向型經濟的內涵和質量，無疑將成為下一個10年需要重點關注和解決的問題。
1.根本因素是中美市場的需求因素
(1) 中美市場需求結構不同。人們的消費選擇和其收人水平密切相關，兩國經濟發展的巨大差異導致兩國居民的需求結構也存在著巨大的差異。
(2) 中國生產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大多是生活必需品，而美國生產的高技術產品卻屬于高檔產品。由于中國居民的收人水平比較低，中國市場能夠形成購買力的有效需求不足。
2.重要原因是美對華實行歧視性出口管制對華出口管制是一把“雙刃劍”，出口管制政策在對美國工業產生危害的同時，也在許多方面削弱了其出口競爭力，導致對中國出口下降。
3.直接因素是全球化產業轉移所導致 自20 世紀80 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周邊國家和地區進行產業結構的升級和調整，把其在國內已經喪失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中國，由此形成了中國從這些國家和地區進口原材料及零配件等，在國內進行加工組裝然后出口到美國和歐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