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項協議的成員認為10年不夠時，則須向貨物理事會提供需要更長一段時間的完整解釋。
第六，自由貿易區要接受世界貿易組織工作組的檢查，并定期向世界貿易組織理事會做出協議執行情況的報告。在當今世界，自由貿易區的發展形勢非常迅猛，在全球范圍內其數量已經達到數十個，范圍遍及各大洲，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主要形式之一。其中，北美自由貿易區和東盟自由貿易區最具典型意義，而北美自由貿易區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貿易區。其他自由貿易區還有中歐自由貿易區、歐盟——拉美自由貿易區等等。總體來看，世界各國都非常重視通過建立和發展自由貿易區來為自己的經濟發展服務，目前除亞洲的中國、日本、韓國以外，世界上幾乎各主要貿易國均已參加自由貿易區，有的還是多個自由貿易區的成員。
自由貿易區的產生和迅猛發展有其深刻歷史、經濟、政治、文化原因。
第四，20世紀90年代一再發生的地區性經濟危機的教訓，也促使世界各國更加重視地區經濟合作的制度化。1997年的東南亞經濟危機證明，在同一地區國家之間，危機蔓延的速度往往更快，相互影響也更為強烈。因此，加強地區內經貿合作不僅有助于防范新的危機，而且也有助于世界經濟的穩定發展。自由貿易區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對于國際貿易和成員國經濟發展有重要影響。一般認為，在區域內建立自由貿易區可以促進成員國內部經濟貿易的增長，加快區域內部國際分工的深化和合作，促進各成員國貿易自由化的程度，吸引和擴大對外投資，增強成員國在世界貿易中的地位和談判力量，從而最終達到促進經濟增長的目的。因此，自由貿易區已經成為各國為了實現經濟增長的重要制度性安排。
二、北美自由貿易區概況
（一）、北美自由貿易區成立背景
1989年，美國和加拿大兩國率先簽署了《美加自由貿易協定》，這使身為發展中國家的墨西哥在北美經濟大格局中面臨邊緣化的危險。為了不在日益激烈的競爭中落后，墨西哥開始加入談判。1991年2月5日，美、加、墨三國總統同時宣布，三國政府代表從同年6月開始就一項三邊自由貿易協定正式展開談判。經過 14個月的艱苦談判，在1992年8月12日，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國簽署了一項三邊自由貿易協定——《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 即North America Free Trade Agreement)。1994年1月1日，該協定正式生效。協定決定，自生效之日起15年內三國應逐步消除它們之間的貿易壁壘，實現商品和勞務的自由流通，從而形成了一個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貿易集團。
成立之初，它就擁有3.6億消費者，其國民生產總值總計超過6萬億美元。可以說，北美自由貿易區是一個雄心勃勃的計劃，它力圖以自由貿易為理論基礎，以自由貿易區的形式來實現貿易、投資等方面的全面自由化，進而帶動整個北美地區的經濟貿易發展。當時，許多國際經貿界人士視之為有史以來規模最大、措施最大膽的自由貿易區。尤其是對于墨西哥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加入這一協定包含了各方面的機遇和風險，對其國內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的影響非常深遠。
一般而言，戰后出現的關稅同盟、自由貿易區等形式的區域經濟組織，其成員國一般是經濟水平相近的國家。從國際產業分工的角度分析，成員國之間多是水平分工方式，以達到較高層次上的競爭和互補關系。例如，歐盟在東擴以前由清一色的發達國家組成，是社會制度、經濟發展水平和歷史文化傳統均相對接近的機制，是大多數國家共同推動的，沒有一個國家能起絕對的主導作用，因而其組織化程度和規范均遠遠高于其他區域組織，也是其賴以成功的基本原因之一。相比之下，北美自由貿易區由兩個屬于七國集團成員的發達國家和一個典型的發展中國家組成，它們之間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差距很大。因此，北美自由貿易區是通過垂直分工來體現美、加、墨三國之間的經濟互補關系，促進各方經濟發展。從歷史經驗上看，在差距如此之大的國家之間組成自由貿易區還尚無先例。因此，北美自由貿易區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區域內組成自由貿易區的第一次嘗試，其成敗對于世界范圍內的區域經濟合作都有很大的意義。在這種情況下，北美自由貿易區運行的基本模式是美國和加拿大利用其發達的技術和知識密集型產業，通過商品和資本的流動來進一步加強它們在墨西哥的優勢地位，擴大墨西哥的市場；而墨西哥則可利用本國廉價的勞動力來降低成本，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品，并將商品出口到美國，同時還可以從美國獲得巨額投資和技術轉讓以促進本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加快本國產品的更新換代，在垂直分工中獲取較多的經濟利益，三國之間密不可分的經濟關系成為它們合作的紐帶。因此，北美自由貿易區是南北經濟合作的典型代表之一。美、加、墨三國之所以能走到一起組成自由貿易區，其背后有著深刻的歷史背景。
從理論上看，南北區域經濟集團組織的形成, 首先必須具備兩個戰略性前提：
第一，殖民地和落后地區在政治和經濟上獲得獨立，至少在名義擺脫了發達國家的控制，存在通過相互合作共同發展的強烈愿望。
第二，同一區域內的發達國家基于共同的利益考慮, 需要通過合作來共同對付外部經濟力量的競爭。
具體而言，一方面，20世紀80 年代以來，歐盟（前身是歐共體）經濟實力日益壯大，亞洲的日本經濟也急劇膨脹。在冷戰結束后，世界形勢的發展對美國出現了一些不利態勢，美國已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樣單槍匹馬地與對手進行競爭。美國必須創建以自身為核心的、能與其他經濟集團和經濟強國相抗的區域經濟集團，以鞏固美國的世界經濟地位。美國因此對建立自由貿易區就擁有了巨大的動力和熱情。另一方面，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建立也符合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利益。加拿大經濟一直嚴重依賴于美國，原有的《美加自由貿易協定》已不能適應形勢的變化。墨西哥作為經濟相對落后的發展中國家，雖然由于一些歷史原因曾長期拒絕與美國在經濟上結盟，但20世紀80 年代中期以來其國內不斷惡化的經濟形勢使得與美國合作成為唯一的選擇。總而言之，面對新的國際、國內形勢，三國都以務實的態度調整了自己的經濟發展戰略，在克服了重重阻力之后最終簽訂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二）、《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基本內容
針對三個成員國不同的經濟發展情況，《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在以下幾個方面作了安排。
第一，在墨西哥占有勞動力優勢的紡織品和成衣方面，除了取消一部分產品的關稅外，對于墨西哥生產的符合原產地規則的紡織品和成衣，美、加取消其配額限制，并將關稅水平從45%降到20%。
第二，對于汽車產品，美、加逐步取消了對墨西哥制汽車征收的關稅，其中輕型卡車的關稅從25%減到10%，并在5年內全部取消；對于重型卡車、公共汽車、拖拉機的關稅則在10年內取消。墨則將在10年內取消美、加汽車產品的關稅及非關稅壁壘，其中對輕型卡車在5年內取消關稅。
第三，美、加分別取消其對墨農產品征收的61%和85%的關稅；墨則取消對美、加農產品征收的36%和4%的關稅。另外，墨擁有10至15年的時間來逐步降低剩余農產品的關稅，并有權通過基礎設施建設、技術援助以及科研來支持本國農業發展。
第四，在運輸業方面，三國間國際貨物運輸的開放有一個10年的轉換期。3年后，墨的卡車允許進入美邊境各州，7年后所有三國的國境對過境陸上運輸完全開放。
第五，在通訊業方面，三國的通訊企業可以不受任何歧視地進入通訊網絡和公共服務業，開展增殖服務也無任何限制。
第六，在金融保險業方面，在協定實施的最初6年中，美、加銀行只能參與墨銀行8%至15%的業務份額；在第7至15年間，如墨銀行市場中外國占有率超過 25%，墨則有權實行一些保護性措施；墨在美、加銀行市場中一開始就可以享受較為自由的待遇。協定還允許美、加的保險公司與墨的保險公司組成合資企業，其中外國企業的控股權可逐年增加，到2000年在墨的保險企業中外國企業的股份可達到100%。
第七，在能源工業方面，墨保留其在石油和天然氣資源的開采、提煉及基礎石油化工業方面的壟斷權，但非石油化工業將向外國投資者開放。另外，協定同時規定對投資者給予國民待遇，對投資者不得規定諸如一定的出口比例、原產品限制、貿易收支、技術轉讓等限制條件。作為補充，美、加、墨在1998年又就取消500種關稅達成協議。該協議從1998年8月1日生效，并規定美國免稅進口墨西哥產的紡織品、成衣、鐘表、帽子等，墨西哥則向美國的化工產品、鋼鐵制品、玩具等商品開放其市場。此協議實施后，使大約93%的墨西哥商品能享受到美國的免稅優惠，使大約60%的美國商品直接免稅進入墨西哥市場。這就形成了自由貿易區內比較自由的商品流通大格局。
18世紀中后期中國當時是清朝，乾隆帝在位。
當時，中國的GDP占世界的32%，印度占24%，歐洲五國英、法、德、俄、意占17%。大清朝擁有著世界上三分之一左右的財富。
西方傳教士將中國文化介紹給歐洲人，引發18世紀中國風的熱潮。歐洲人追崇中國文化、思想與藝術，到18世紀末，清朝鼎盛進入尾聲，歐洲人出現負面評價。與乾隆帝不歡而散的英國特使馬戛爾尼認為清朝已經衰落。
而在1775年-1783年，美國獨立戰爭爆發。在獨立戰爭結束后，中美開始貿易關系。
美國與中國之間貿易關系的開端，可以追溯到美國獨立戰爭勝利后不久即1784年2月22日美國商船“中國皇后號”（Empress of China）從紐約起航開往中國廣州的航程。
這艘360噸的商船橫渡大西洋，繞過好望角，經印度洋和太平洋，于同年8月23日抵達廣州黃港。“中國皇后號”裝載了40多噸皮貨、人參等美國土特產，在廣州受到“十三行”的歡迎。該船在4個月后返航時裝載了茶葉、瓷器、絲織品、漆器、南京紫花布和福建的肉桂，其首航的成功在美國引起了轟動，來自中國的貨物被搶購一空(據說連華盛頓這位國父本人也專程去購買了一只繪有飛龍圖案的茶壺)。這次航行為船主帶來了3萬美元的利潤。
當時美國國會議員們興奮地認為：“對中國的貿易可能為美國開辟一條巨大的發財之路。”兩年后，美國國會正式任命在“中國皇后號”負責貿易事務的Samuel Shaw（山茂召）為美國第一位駐廣州領事。據史料記載，到達廣州的第二艘和第三艘美國商船分別為“希望號”和“大突厥號”。不久以后，一家名為“廣元行”的美國商行在珠江邊的夷館區開業。
1789年和1791年，美國國會兩次通過對華貿易特惠法案，由此證明了早期的美中民間貿易受到了美國政府的重視。美國很快就超過法國、荷蘭以及葡萄牙等國，成為僅次于英國的對華貿易第二大國（據統計，在1786～1833年這一期間，美國來華的商船達到1004艘）。
從總體上看，直到中英鴉片戰爭之前，中美雙邊貿易基本上是平等互利的，是純粹的商業關系。相比較而言，美國商人比其他列強更守法和更友善，因此更受到中國人的歡迎。在華的美資洋行生生滅滅，拆分重組，形成了以“旗昌洋行”（Russell & Co.）占主導地位（根據1829年的統計，當時該洋行占美中貿易的50%）和“同孚洋行”（Olyphant & Co.）獨樹一幟（該洋行是美國對華貿易商中唯一不參與鴉片貿易的洋行）的格局。
回顧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日本也因為與美國的巨額貿易順差而成為美國貿易政策敲打的首要對象。當時的日本在貿易和投資的對外開放程度上要遠遠小于現在的中國。中國加入WT0使得中國的貿易和投資壁壘大大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