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炭疽等各種細菌武器用于戰爭，成為人類歷史上最為兇殘的法西斯戰爭罪人。盤踞在哈爾濱市平房區達13年之久的滿洲第731部隊就是日本軍國主義者實施這一陰謀的中樞機構。他們在這里不僅進行了規模巨大的細菌武器的研究、試驗和生產，而且，慘無人道地用健康人做細菌試驗。僅在1939年至1945年這段時間里，至少有三千人在試驗中被殘殺。在細菌戰過程中，至少有三十萬人受到屠殺和殘害。
現場踏訪：
“731”遺址是不能被遺忘的罪證
“這張圖片上顯示的是日本侵略者所培養的細菌鼠和跳蚤”，“這就是日本人活剖中國人的殘酷鏡頭”，“這個場面是按照當時的真實情況制作的實景模型，這就是當時千千萬萬被鼠疫奪去一家數口人命的其中一家”……在聽完講解員的講解和看完了日軍不擇手段戕害無辜生命的真實圖片和模型后，來自河北的吳先生實在忍不住了，他走出展覽廳外，點燃一支煙，狠狠地吸了一口，激動地說：“日本帝國主義真是太壞了！太讓人氣憤了！”他告訴記者，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到來的特別日子里，他帶著朋友和10歲的侄子來這里參觀，有著特別的意義。小侄子以前只在書刊、影視上了解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人犯下的暴虐罪行，只是抽象的認識。這次特地讓他到這個真實的地方，來真實地感受日本帝國主義當時對中國人是如何的殘酷無情、毫無人性，激發他的愛國熱情。一定要讓他記住，不忘歷史，不忘國恥！
“滅絕人性”、“慘無人道”……參觀過“731”罪證陳列館的人們紛紛憤怒地表示：“‘731’的滔天罪行在此袒露無余！”“‘731’遺址是不能被遺忘的罪證，它不僅是國人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更值得全人類去關注和反思！”
田村良雄：只要活著，就要為中國人民作證
近年來，在中日兩國歷史學家的努力下，“731”部隊的真相逐漸大白于天下。當年的一批原隊員，也以懺悔之心勇敢地披露了許多鮮為人知的內情。據陳列館的曹主任介紹，近幾年來，有很多日本友好人士和“731”部隊的成員多次來這里表示最沉痛的悼念和懺悔。在來過這里的原“731”部隊隊員中，又以田村良雄為代表人物，他已來過數次，為的是懺悔和把那段歷史坦誠公布給公眾，特別是要讓日本人了解當年的侵華暴行。
田村良雄，又名筱冢良雄。1939年，他成為“731”部隊少年班的一員。一開始，他做細菌研究的輔助工作，后來還親自參與過對活人進行鼠疫試驗，并對感染鼠疫的活人在無麻醉狀態下進行解剖等血淋淋的經歷。戰后被俘，后轉至撫順戰犯管理所，中國政府的寬大政策使其獲釋回國。近年來，他幾十次出現在日本、中國各地集會場所并公開了“731”部隊的秘密。6年前還曾在東京地方裁判所出庭做證，以自己年輕時在哈爾濱等地的個人經歷，首次在日本法庭上證明了“731”細菌部隊的存在。因為迄今日本政府對于“731”部隊、人體試驗等一直未予正式承認。田村良雄稱，他之所以出庭做證，一是出于對日本政府不肯承認歷史事實感到憤怒，二是對于中國被害者及其家屬有一種強烈的負罪感。
曹主任介紹說，田村良雄現已84歲高齡，不便外出，但是他仍然表示，只要他活著，就要為歷史作證，為中國人民作證。
從地理規模來說，日本的面積是37萬多平方公里，只相當于中國的云南省。但令人不解的是，就是這樣一個小國，卻連年不斷地發動對外戰爭，給亞洲的許多國家尤其是中國帶來了罄竹難書的浩劫和災難。
黃仁宇在他的《萬歷十五年》一書中說過這樣一段話：
在16世紀中葉，日本這一個島國能夠嚴重威脅本朝(即明朝)東海沿岸各省的安全，這種現象是很難理解的。合乎邏輯的倒是本朝的士兵應該越海進攻日本。因為當時的日本不僅地狹人稀，而且幾十年來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政權，內戰頻仍，法律和綱紀可謂蕩然無存。本朝是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國家，被一個極有組織的文官集團所統治，中央指揮地方如身之使臂，極少發生抗命的事情。同時我們這個帝國在名義上擁有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常備軍，人數多達二百萬。
日本軍國主義者對這個問題倒是有一個答案：日本列島是一個蠶，中國則是一片桑葉，蠶就是要吃桑葉。日本的老師就在課堂上給自己的學生們灌輸這個觀點：日本的形狀像個蠶，支那則像個桑葉，蠶吃桑葉天經地義，否則蠶豈不要餓死嗎?
這真是可笑的歪理邪說。
第一個問題：從日本方面來看。它為什么要侵略中國．為什么想侵略中國?也就是日本侵略中國的必然性在哪里?
日本之所以走上侵略擴張道路，根子還在于它的民族文化中存在著濃厚的軍國主義傳統。
那么，日本為什么會形成軍國主義的傳統呢?
1．這首先和日本的武士道密切相關
日本的武士道是大家熟知的一個名詞，但武士道究竟是個什么貨色?它是怎樣形成的?它對日本有什么作用和影響呢?
日本歷史上曾經歷了很長的戰國時期，大名領國群雄割據，混戰不已，并逐漸形成了專事征戰殺伐的武士階級。1192年，日本建立了第一個武士政權——鐮倉幕府，從此開始了長達數百年的武士統治時代。“武家習氣”、“弓矢之道”與中國的儒家倫理相融合，就形成了忠君、節義、廉恥、武勇、堅忍等一整套封建倫理規范，統稱“武士道”。
武士道的形成使武士意識大大強化了，它不但從倫理關系上加固了武士階級，而且使武士的思想和行為特征更加明確了。中國儒家倫理所倡導的儒雅之風，不但沒有使日本武士變得像中國儒生那樣弱不禁風，反而給嗜殺的武士罩上了儒雅的外衣，使其在血泊與文墨之間達到心理平衡。封建武士經常為試刀而無故砍殺路人，然后彬彬有禮地朝死者鞠上一躬，說聲“對不起”。這典型地體現了日本武士所具有的文質彬彬和兇殘嗜殺的雙重性格。這也是日本武士與西方強盜的不同之處。在武士統治的數百年間，武士道一直被作為日本社會倫理的基本內容而加以宣揚，武士道潛移默化的熏陶，使日本文化和日本民族性格中具有強烈的強悍尚武的特點。
明治維新推翻了武士階級的統治地位，廢除了武士等級，但武士道卻被日本統治者作為主導性的倫理傳統繼承下來，用以向國民進行灌輸，甚至將武士道精神滲透到青少年的教育之中，千方百計地培養青少年的殘酷心態。比如，為了培養小孩子的膽量，深夜派他去死刑刑場取死人頭，誰敢做就給誰獎勵；給小孩喝紅色的羹湯，讓他體驗喝血的感覺。
2．與軍國主義密切相關的第二個因素是天皇制
天皇制政體是明治維新保留的除武士道之外的另一個封建殘余。日本的天皇制有兩個特點：一是萬世一系，從未改姓，絕大多數日本國民對天皇有著絕對的精神信仰；二是天皇不掌握實權。天皇制的這一特性，也被日本利用于軍事領域。日本軍隊實行所謂的統帥權獨立制度，即軍隊的指揮權不歸內閣而歸天皇，日本軍閥可以借助天皇的名義隨意對外用兵，日本的政黨體制對日本軍方不起約束作用。
可以說，軍國主義是日本侵略成性的根源所在，而武士道和天皇制，正是日本軍國主義得以形成的精神支柱和政治基礎。
3．明治維新后資本主義的發展促使日本踏上了軍事立國的軍國主義道路
從西方列強的情況看，資本主義的發展必然帶來對海外資源和海外市場的迫切需求，而世界政治經濟的不平衡性和資本主義列強在政治組織力、經濟實力和軍事力量尤其是武器裝備方面的優勢，使它們得以通過暴力強行奪取海外資源，開拓海外市場。
要通過暴力強行奪取海外資源和開拓海外市場，就必須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為此，明治政府以軍事立國為根本國策，竭力擴充軍備，迅速走上了軍國主義道路。
4．西方法西斯主義傳入日本，形成法西斯軍國主義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期，源自歐洲的法西斯主義思潮也開始在日本萌芽。西方的法西斯主義和日本的軍國主義可以說是一對異姓兄弟。經過日本民間法西斯鼻祖北一輝和另一名法西斯思想家大川周明的介紹和鼓吹，法西斯主義思潮在日本尤其是日本軍界迅速蔓延。由北一輝、大川周明提出的法西斯思想經軍內法西斯加以補充，構成了比較完整的法西斯思想體系，即：通過“天皇歸一”的忠君思想樹立以天皇為絕對權威的“國體意識”；依靠軍隊進行“國家改造”，廢除政黨政治，打擊保守派統治人物，建立法西斯獨裁政權；通過實行國家總動員建立總體戰體制，對外發動侵略戰爭，奪取遠東霸權，完成“昭和維新”。
1936年二二六政變后，軍政大權完全落入軍部之手，日本的法西斯軍國主義體制正式確立。
我們可以梳理出一條思路：武士道使日本人強悍尚武，強悍尚武的民族性格和天皇制的特性，加之明治維新后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需求，促使日本走上了軍國主義道路，日本的軍國主義與從西方舶來的法西斯主義相交媾，又孕育出一個具有日本特色的怪胎——更加好戰、更加殘暴、更富于冒險性侵略性擴張性的法西斯軍國主義。這樣一來，日本就猶如一輛被惡魔操縱的戰車，不可能不對外發動侵略戰爭。這便是日本侵略中國的必然性。
第二個問題：日本侵略中國的可能性，也就是日本為什么有能力侵略中國？
這首先與明治維新有關，可以說，明治維新是近代日本歷史命運的根本轉折點。
日本早在明治維新之前就開始了對外侵略擴張，但基本沒有達到侵略企圖，根本原因就在于當時日本的國力不足以支撐其對外擴張，可謂心有余力不足；而明治維新之后，日本的對外擴張幾乎次次成功，主因就在于維新后的經濟發展為其對外擴張提供了物質基礎。
僅以武器裝備為例，到全面侵華戰爭前夕，日本已能夠批量生產當時所有的先進重型武器，如坦克、裝甲車、大口徑火炮、作戰飛機、戰列艦、巡洋艦、航空母艦和軍用通信設備，其性能也與英美制武器相當，而當時的中國只能生產步兵輕武器和小口徑火炮，重武器基本依賴進口。
所以，明治維新是日本之幸，而為中國之禍。鄰國一次成功的改革，卻給自己國家的命運帶來莫大的影響，這是許多中國人做夢也沒有想到的。這個血的事實提醒我們，必須放眼看世界，必須密切關注國際事務。
其次，日本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中的一些特性強化了日本的國力，也強化了日本侵華的能力
在推動和有利于日本侵華的種種因素當中，除了武士道、天皇制、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和經濟發展之外，值得一提的還有一些體現日本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特性的東西，如團結、認真敬業、善于創造性摹仿和有危機意識等。日本因為強大起來才可能發動一場全面侵華戰爭，而日本的強大是與這些民族特性分不開的。
1．不搞內哄
日本人并非沒有內部矛盾，但他們不大搞內哄，他們對自己的同胞很愛惜，誰動了日本人一根毫毛，哪怕是偽軍的高級將領不小心傷了一個日軍士兵，那也是不得了的事。
抗日戰爭期間，我們策反偽軍十分容易，而策反日軍部隊從整體上無一成功。日本軍隊從未發生過內戰，而中國軍隊內部磨擦不斷。抗戰時，我們曾提出一個著名的口號：“團結起來，一致對外!”但是，正義一方的中國人沒有完全做到，非正義一方的日本人反而基本做到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是一部了不起的戰略著作，經過抗日戰爭實踐的檢驗，基本的預測都實現了，惟獨有一樣沒有實現，即：“中國抗戰的勝利除了自身的努力外，還將有待于國際的援助和日本國內的變化”。所謂“日本國內的變化”即指日本反戰力量的增長。但是，直到1945年抗戰勝利，日本的反戰力量仍極為有限，幾乎沒有構成一種力量。
那么，日本人為什么比較團結?
原因有三個：一是對天皇的忠誠，二是民族優越論，三是矛頭對外。先說日本國民對天皇的忠誠。在以等級制為基本結構的日本社會中，天皇站在最頂端，這與中國古代的帝制是一樣的。但是中國五千年歷史上，皇位頻繁更姓，總計三十六姓，而日本自神武天皇開創天皇制之后，天皇從未改姓，可謂萬世一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