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東、西洋之分界；加里曼丹島北部至菲律賓為小東洋，其南諸地為大東洋；馬來半島、蘇門答臘一帶為小西洋；印度洋為大西洋。各版本多述及海外諸國多止於東南亞諸地，唯《永樂大典》所載海外諸國，遠及白達、層拔、弼琶羅、勿斯離、默茄諸國。其地括及阿拉伯半島（白達、默茄），北非（勿斯離），東非（弼琶羅、層拔）。這些國名，可見於唐、宋典籍，有其可信之理，但《大德南海志》僅錄地名，於風 土民情貿易無只字片語記述，則此等地區是否廣州貿易所及，仍有待於稽考。
《島夷志略》，汪大淵撰，成書於元順帝至正9年(1349)，晚於《大德南海志》四十馀年。汪氏兩度航海(1330年，1337年)，浮海八年，記述天下第一大港泉州遠航所至各國，以九十九國為條目，逐一介紹游歷所至各國，各條目之中又提到其他若干國家或地區百馀處，包括小東洋、大東洋、小西洋、大西洋，始自澎湖（彭湖）、臺灣、琉球一帶（琉球），菲律賓（三島、麻逸、蘇祿），以至印度洋之印度（天竺）、錫蘭（僧伽剌）、馬爾他夫（北溜）、阿拉伯半島（天堂），皆親游之地。汪氏具體敘述親身游歷各地位置、風土、民俗、物產、貿易，其所至地域之多，所記內容之豐富、詳細與切實為前代未有，為明代載記所不及，直到清代西洋教士傳入世界新知，始有突破。鄭和下西洋規模浩大，鄭和隨員三人所著之書，內容卻不及於《島夷志略》。馬歡《瀛涯勝覽》頗受《島夷志略》影響，費信《星槎勝覽》更大量抄襲《島夷志略》。元初《大德南海志》與元末《島夷志略》所載廣州、泉州海外交通盛況，乃鄭和下西洋之基礎。
參、文物、史跡與中外文獻
從元代遺留地下出土文物，各地史跡，以及中外文獻，可以看出元代海外交通的活躍與轉變。茲各舉一例述之。
元代出口商品以陶瓷為主，這項事實從各地港口出土元代陶瓷，可見一斑。元代瓷器大量出土於日本、韓國、東南亞、錫蘭、印度、阿拉伯，乃一般所知。琉球出土大量高品質的元代青花，澎湖出土大量元代陶瓷，印度古里出土元代青花，埃及出土元代青花，肯亞、坦桑尼亞、馬達加西加出土元代瓷器，這些考古發現之多，與其意義之大，致使元代海外交通史一再修正與補充。這些出土文物是繁榮的元代海外貿易的具體物證。 福建泉州有清凈寺，主要提供阿拉伯人宗教禮拜之需。此寺建於北宋真宗大中祥符2年(1009)，在元代有兩次整修，至大3年(1310)與至正10年(1350)。其後在明代中期（十六世紀初）將石砌寺塔改為簡易的木塔，十七世紀初（萬歷37年，1609）增建一間小禮拜堂。在元代，客居泉州穆斯林禮拜的清真寺，四十年間兩次重修，而後未見重大整修，顯示元代中阿海上交通的繁榮，也顯示元末順帝以後海上交通的沒落。
外國旅行家的見聞是旁觀者可供參考的。意大利的馬可勃羅，在中國居住多年之後，自泉州啟航返其祖國，謂泉州為世界最大港口之一，目睹泉州港有海舶甚眾，印度、波斯等國商人運載香料、胡椒來此貿易。北非摩洛哥的伊本巴圖塔從非洲一路航行到中國，看遍非洲、阿拉伯、印度、中國各地重要港口，謂泉州港為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港內有大船百艘，小船無數，城區甚大，城內織造綢錦、瓷器。謂瓷器產地， 除了泉州，也產於廣州，泉州瓷器街市最大，品質絕佳，銷到印度、也門、摩洛哥等地。伊本巴圖塔在印度古里(Culicut)等候中國船前往中國，謂中國海域只能行駛中國船，古里港內有十三艘中國船，中國船之大者，掛十帆，船內分成許多船艙，能載千人。
福建泉州晉江市陳埭鎮丁氏族譜顯示整個元代海外活動的盛衰。丁氏一世祖是阿拉伯人，大約生活於元初，經商於蘇州，卜居於泉州城南文山里，其地為泉州城內商業活躍的繁榮地段。到了第三代，丁碩德，生於元大德2年(1298)，歿於明洪武12年(1379)，生活於元末，舉家遷徙至晉江陳埭。丁氏第三代仍然經商，但時局動湯，兵亂不斷。泉州十年戰亂，始於順帝至正17年(1357)，漫延到至正26年(1366)，接著元將討伐叛軍，大舉殺戮西域人，阿拉伯商人紛紛逃亡海外，或避居他鄉。這場動亂，迫使丁家從繁榮的泉州商業區遷徙到偏遠的濱海農村陳埭，棄商賈而務農。陳埭丁氏族譜顯示，元代海外貿易曾經十分繁榮，到了元末，一蹶不振。元代承續宋代，海外貿易繁榮，設置八處對外貿易的港口，有一套合理而有效的海關制度。中國船出入東南亞，并航行到印度，阿拉伯半島，經常往來的國家或地區有百國，所知其他國度也有百國。并細分海外地區為小東洋、大東洋、小西洋、大西洋。此般活躍與繁榮為前代所未有。在另一方面，政府與民爭利，海上活動問題也漸漸增多，朝廷難以掌控，以致於四次下令海禁。元末泉州長期兵亂，海外活動一蹶不振。明初鄭和下西洋的行為并非突然冒出，鄭和下西洋的能力承繼自元人蓬勃的海外活動，同樣，元代難以掌控的航海問題，也反映在明初的海禁政策。
元朝的海外貿易十分發達，這和元朝統治者積極支持有關。元代管理海外貿易的機構叫市舶司。1277年，元廷在泉州、慶元（今寧波）、上海、澉浦（今浙江海鹽）設立市舶司，后又在廣州、溫州、杭州增設市舶司。1297年，經過整合，保留了廣州、泉州、慶元三個市舶司。市舶司的主要職責是對進出港的中外貨船進行管理，并根據所運貨物收稅，精貨收十分之一，粗貨收十五分之一，另征三十分之一的市舶稅。同時，市舶司自己也備船備貨，雇用商人經營，所得利潤七三分成。
元代中國商船的活動范圍十分廣大，東到日本，西抵波斯灣，甚至到達了非洲東海岸的一些地方。中國的船只航行得如此遠，是因為當時的中國人已掌握了十分先進的航海、造船技術。
從中國運出的商品主要是瓷器和絲織品，另外還有一些日常的生活用品。輸入中國的貨物主要有象牙、珍珠、香料、布匹等。
泉州是元代中國最大的港口，所謂“番貨、遠物、異寶、奇玩之所淵藪，殊方別域富商巨賈之所窟宅，號為天下最”（吳澄《送姜曼卿赴泉州路錄事序》），可見當時泉州的繁榮。除泉州外，慶元、廣州均是當時的大港，慶元主要集中進出口高麗、日本的貨物，廣州則以其巨大的陶瓷市場名聞世界。
元朝在海南設置的貿易機構是市舶司
因為通過查詢資料顯示：中國古代官署名
負責對外（海上）貿易之事
唐時對外開放，外商來貨貿易，海南就成了重要通商口岸，國家在此設市舶司，或特派，或由所在節度使兼任
其職掌檢查進出船舶蕃貨、征榷、貿易諸事，五代時廢止
自從成吉思汗統一中國，建立起一個橫跨歐亞的大帝國后，當時的元朝成為世界上疆域最大、最富庶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
為了維護帝國的封建統治，恢復和發展經濟，元朝統治者對海外貿易非常重視，恢復了南宋時期被遼、金、西夏等國堵塞多年的中西通道，使得元與南海、西域等國的貿易十分繁榮
首先,主要原因是蒙古帝國分裂后,中亞地區出現了四大汗國,元代又大力修筑驛站和急遞鋪,為元代的路上貿易和對外聯系提供了方便.
其次,宋朝中后期,航海技術迅速發展,以及唐朝時已開辟的海上貿易路線,為元代海上貿易提供了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