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但國家有關法律、行政法規明確需實施檢驗檢疫的進境貨物及特殊物品等簽發的進口貨物收貨人或其代理人已辦理報驗手續的證明文書。
涉及法檢的貨物(監管條件下監管代碼為A的)，需要向國檢部門報檢，填報《入境貨物報檢單》。以化妝品為例，需要提供原產地證、合同、發票、裝箱單、提(運)單、進口化妝品標簽檢驗相關資料(化妝品中文標簽樣張和外文原標簽及翻譯件及化妝品成分配比等)、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進口化妝品衛生許可批件(備案證書)、報檢委托書等十多項外貿單證。
完成報檢后，國檢部門出具通關單(無紙化通關后，出具的是通關單號)，再向海關進行報關。在海關通關系統錄制報關單的時候，涉及法檢的貨物如果沒有通關單，會退單(申報不通過)。
2015年版本《檢驗檢疫法檢目錄》中，進境需要法檢的類目有4562個，而跨境進口電商兩批清單1293個類目中，99%以上需要法檢，出具通關單。
李響指出，跨境電商在實際通關中會遭遇兩個比較大的困難。
首先，原來跨境電商入境，也有城市口岸需要提交通關單，但是基本上提供的隨附單據都以裝箱清單、合同、發票、提單等單據為主。而一般貿易中各類目需要提交的隨附單據，由于目前跨境電商一個重要的進貨途徑是“掃貨”模式，也就是直接在海外的商場、店鋪內以當地消費者的價格進行大量購買，對于掃貨模式獲得的商品，很難提供原產地證明等外賣單證。
“如果，我們能夠拿到一般貿易通關單，那我們直接就從事一般貿易，而不做跨境電商了。”李響說，根據相關的政策，一般貿易進口的商品多是按照重量收稅，但是跨境電商涉及的貨品，則需要按照數量和單價收稅，遠高于一般貿易的稅收。
其次，一般貿易備案周期太長，以保健品為例，目前在食藥監總局備案查詢的不過700多個，而新品申請時間長達1~2年，顯然不利于講究時效競爭的電商模式。而為了降低庫存風險，以往跨境電商采購通常使用多批次少量的采購方式，但現在，保健品每個SKU備案費用在50萬~100萬，讓電商平臺感到力不從心。
各個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以下簡稱“綜試區”)的統計顯示，從4月8日新政實施到4月15日，進口單量出現第一波銳減，鄭州、深圳、寧波、杭州等綜試區進口單量分別比新政前下降70%、61%、62%、65%。
4月15日之后，隨著海關總署允許4月8日前發運的商品按原有通關程序進口，各綜試區進口單量有所回升，鄭州、深圳、寧波、杭州等綜試區進口單量分別回到新政前的55%、62%、65%、71%。
“進口單量雖然遠未恢復到新政前水平，但進口稅收開始有大幅提升，使有關部門誤認為新政負面影響正在消除。”李響說，進口單量回升是基于跨境電商銷售庫存商品，一些電商擔心政策變化，甚至出臺促銷措施，抓緊清理庫存。而由于各地海關、質檢嚴格執行新規，4月8日以后發運的商品，除紙尿褲、枕頭、水杯、奶瓶等少數非法檢商品還能進口外，超過95%以上的商品已經不能進口，大量貨柜開始積壓在碼頭、空港。
進口減少，直接影響了各個保稅區，部分綜試區開始裁員。以鄭州綜試區為例，區內電商企業一線員工從新政前的最高6000人急劇減少到700人左右，大企業包裝線從4條減少到1條，小企業基本停工待業，配套的快遞、倉儲、運輸工人處于半歇業狀態。
電商平臺、保稅區、倉配等跨境電商的各個環節都感受到了生死存亡的壓力。這個壓力也讓這些平時在各個環節互相競爭的對手們聯合起來。4月中旬，以聚美優品、蜜芽寶貝、小紅書等為代表的跨境電商平臺，以鄭州保稅區為代表的保稅區，菜鳥物流都派出了高層甚至是創始人參加在香格里拉召開的一次閉門會議。
各個從業者的態度不一，一些人主張更激進地與部委溝通，也有一些人的態度相對保守。“我們都很快發現吃不消了。”李響說。
情勢仍不明朗，各電商平臺也在尋求積極自救。直郵是一條出路，但境外倉的租金也開始上漲，中國香港(保稅)倉的已經漲價30%～50%。一部分跨境電商平臺開始嘗試轉型，走高端旅游的路線。但對于一些已經過了獨角獸級別的企業而言，短時間就要完成轉型，談何容易。
“我能想到的結局就是大規模裁員。”李響說，人們仍對政策調整抱有一絲希望，希望政策還能調整。
“不論是轉型，還是相關部委應該明確跨境電商B2C平臺在行業內到底扮演什么角色，我們都希望能至少給我們一年的緩沖期。”一家在新政前剛剛獲得C輪融資的跨境電商平臺的相關負責人林琳說。
據說，這家電商因為新政的影響，估值在一個月內就已經腰斬，投資人也深感無奈。
(注：文中李響、何聰、林琳均應要求為化名。) 原文刊登于《財經天下》周刊
去年疫情嚴重但生意還好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疫情初期人們對病毒的認識不足，對于疫情的恐慌程度較低，因此消費行為并沒有受到太大影響。
二是隨著疫情的發展，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進行防控，例如封城、限制聚集等，這些措施導致人們在家中無法外出，因此線上消費逐漸成為主流，電商平臺和在線教育等行業迎來了爆發式增長。三是政府出臺了一系列經濟刺激政策，例如減稅降費、貸款優惠等，支持企業渡過難關，保障就業和消費。
而今年生意難做的原因則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是疫情在全球范圍內持續蔓延，導致各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限制出入境和旅游，進而導致國際貿易和旅游業遭受重創，這對于國內外貿企業和旅游行業都帶來了很大的壓力。
二是疫情給國內消費者帶來了很大的心理壓力，加上經濟形勢不穩定，導致消費者對于消費的謹慎程度加大，許多行業的銷售額出現下滑。
三是政府今年的經濟政策相對去年更為保守，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都沒有像去年那樣采取大規模刺激措施，企業融資難度較大，導致一些小微企業生存困難。
總的來說，去年疫情嚴重但生意還好主要是因為政府出臺了一系列經濟刺激政策，同時線上消費逐漸成為主流；而今年生意難做則是因為國際貿易和旅游業遭受重創，消費者對于消費的謹慎程度加大，政府經濟政策相對保守等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