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構的數據開放；促進數據流通和使用，激活數據交易市場，推動公共和民間數據實現以價值為導向的交易；激活數據分析企業，到2020年數據專業服務企業規模達到100家；培養大數據專業人才，將每年培養的數據科學家數量從2017年的500名增長到2030年的1000名；發展區塊鏈技術，提高數據管理可靠性等。二是筑牢大數據技術基礎。加強數學方法論研究，長期穩定支持新型學習推斷、量子計算、神經形態芯片等下一代計算技術研究，推動科研大數據開放共享，推進產業數據中心建設，強化產學研合作共同研發產業共性技術等。三是面向數據服務需求，構筑超連接網絡環境。確保頻率資源供應，有序推進5G商用化進程，實現大規模機器間通信，實現不同業務網絡之間的實時超連接；推動通信運營商體系優化，摒除后發企業進入運營行業的壁壘；進一步強化物聯網和云計算基礎設施并充分利用智能傳感器數據；分階段引進量子通信與安全網絡等。

大數據發展新趨勢

綜合以上幾個典型國家的新動向和新舉措，可以發現當前及未來全球大數據發展的新趨勢。

一是大數據與人工智能、云計算、物聯網、區塊鏈等技術日益融合，成為各國搶抓未來發展機遇的戰略性技術。英國在工業戰略中強調大數據與人工智能的發展，很有可能推動現有的商品和服務市場被顛覆和取代。日本將大數據、物聯網和人工智能界定為建設超智能社會服務平臺必不可少的共性技術。韓國與日本相似，將智能信息化社會定義為“ICBM（物聯網、云服務、大數據和手機）與AI（人工智能）相融合的社會”。

二是大數據資源對各國經濟政治博弈的重要性更加凸顯。美國最新版國家安全戰略中，特朗普再次將“數據”比喻為一種能源，他認為掌握了數據及相關能力，就是為美國經濟的持續增長、有效抵制敵對意識形態以及部署建設最強大軍事力量等構建了最基礎的保障。最近的“臉書危機”事件，再加上近年來“劍橋分析”及其母公司“戰略通訊實驗室”參與多國領導人選舉活動事件，使得大數據資源及相關技術成為某些國家利益集團及企業影響政治生態和社會安全的重要手段，各國政治社會發展面臨的風險變得更加復雜和不可預測。

三是大數據應用基礎條件發生跨越式變化。一方面政府數據開放的廣度和深度將進一步拓寬，多源數據融合技術的進步，為公共服務數字化與智能化水平的提升提供了技術層面的保障，數據的標準化及開放則成為各國建設服務型政府和平臺型政府的資源保障。另一方面大數據應用的基礎設施將成為與水電氣暖等相類似的設施，成為人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這其中包括物聯網、智能硬件等數據采集類設施，5G、光通信等超高速數據傳輸類設施，以及超級計算機、云計算以及邊緣計算等計算類設施，以及新型的存儲設施等等。

四是大數據安全為各國實現“平衡”發展帶來更嚴峻的挑戰。各國大數據發展戰略中，不同國家和地區對“數據開放共享”與“個人信息保護”的側重點不同，比如歐盟希望通過強制性的統一標準最大限度的保護個人隱私，而美國則更相對弱化法律約束、希望充分調動企業的主動性，這種態勢對未來全球大數據國際規則的融合發展提出了新難題。同時對大數據企業權利和義務也要進行再平衡，監管太嚴將限制企業創新的腳步，但如果放手太多，在實踐中難免出現企業對個人隱私大規模侵害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