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為什么沒有適用于中國(里昂惕夫反論的解釋)

时间:2024-06-01 08:42:53 编辑: 来源:

說是一種動態經濟理論。從產品要素的密集性上,在產品生命周期的不同時期,其生產要素比例會發生規律性變化。從不同國家上,在產品生命周期的各個時期,其比較利益將從某一國家轉向另一國家,這就使得赫-俄靜態的要素比例說變成一種動態要素比例說。

需求偏好相似說(Theory of Demand Preference Simi-larlty)

需求偏好相似說又稱偏好相似說或收入貿易說(In買粉絲e Trade Theory),是由瑞典經濟學家林德(S.B.Linder)提出的,用國家之間需求結構相似來解釋工業制成品貿易發展的理論。他認為赫-俄原理只適用于工業制成品和初級產品之間的貿易,而不能適用工業制成品的貿易。這是因為前者的貿易發展主要是由供給方面決定的,而后者的貿易發展主要是由需求方面決定的。

林德認為,工業制成品的生產的初期是滿足國內的需求,一旦國內市場大到可以使工業得到規模經濟和競爭的單位成本時,才會想到擴大銷售范圍,將產品推向國際市場。由于該產品是為滿足國內市場喜好和收入水平而生產的,故該產品較多的是出口到那些喜好相似的國家。這些國家的需求結構和需求偏好越相似,其貿易量就愈大,如果這些國家的需求結構和需求偏好完全一樣,一國可能進出口的商品,也就是另一國的可能進出口的商品。那么,影響一國的需求結構的因素是什么?林德認為主要因素是人均收入。一國的需求結構和人均收入是直接相關的。人均收入越相似的國家,其消費偏好和需求結構越相近,產品的相互適應性就越強,貿易交往也就越密。

林德認為,人均收入水平和消費品、資本品的需求類型有著緊密的聯系。人均收入水平較低的國家,其選擇的消費品質量也較低,因為他要讓有限的收入滿足多樣化的需求;同時,為了實現充分就業和掌握生產技術,也只能選擇通用的技術簡單的資本設備,這又導致了這些國家的消費品結構的低級化。人均收入水平較高的國家,其選擇的消費品質量與檔次較高,而資本設備需求結構也必須更先進、更高級。因此,人均收入水平相同的國家之間的貿易范圍可能是最大的,而人均收入水平的差異卻是貿易發展的潛在障礙。這就是說,即使一個國家擁有比較優勢產品,但由于其他國家的收入水平與它不同,而對其產品沒有需求,這種比較優勢的產品就不能成為貿易產品。 (Intra-instry Trade Theory)

美國經濟學家格魯貝爾(H.G.Grubel)等人在研究共同市場成員國之間貿易量的增長時,發現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并不是按赫-俄原理進行,即工業制成品和初級產品之間的貿易,而是產業內同類產品的相互交換。因而對產業內貿易進行研究,提出了產業內同類產品貿易增長特點和原因的理論。

他們認為,從當代國際貿易中的產品結構上,大致可分為產業間貿易和產業內貿易兩大類。前者是指不同產業間的貿易,后者是指產業內部同類產品之間的貿易,即一個國家同時出口和進口同類產品,或者說,貿易雙方交換的是同一產業所生產的產品,例如美國和日本之間相互輸出汽車。一般說來,產業內貿易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1)它與產業間貿易在貿易內容上有所不同。它是產業內同類產品的相互交換,而不是產業間非同類產品的交換。

(2)產業內貿易的產品流向具有雙向性。即同一產業內的產品,可以在兩國之間相互進出口。

(3)產業內貿易的產品具有多樣化。這些產品中既有資本密集型,也有勞動密集型,既有高技術,也有標準技術。

(4)產業內貿易的商品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在消費上能夠相互替代;二是在生產中需要相近或相似的生產要素投入。

產業內貿易形成的原因和主要制約因素比較復雜,大體上有以下幾點:

(1)同類產品的異質性是產業內貿易的重要基礎。他們認為,從實物形態上,同類產品可以由于商標、牌號、款式、包裝、規格等方面的差異而被視為異質產品,即使實物形態相同,也可以由于信貸條件、交貨時間、售后服務和廣告宣傳等方面的差異而被視為異質產品。這種同類的異質性產品可以滿足不同消費心理、消費欲望和消費層次的消費需要,從而導致不同國家之間產業內貿易的發生與發展。

(2)規模經濟收益遞增是產業內貿易的重要成因。他們認為,生產要素比例相近或相似國家之間能夠進行有效的國際分工和獲得貿易利益,其主要原因是其企業規模經濟的差別。一國的企業可通過大規模專業化生產,取得規模節約的經濟效果,其成本隨著產量的增長而遞減,使生產成本具有比較優勢,打破各生產企業之間原有的比較優勢均衡狀態,使自己的產品處于相對的競爭優勢,在國際市場上具有更強競爭力,擴大了產品出口。這樣,產業內部的分工和貿易也就形成了。例如,戰后日本汽車、彩電進入美歐市場,就是有力的見證。

(3)經濟發展水平是產業內貿易的重要制約因素。他們認為,經濟發展水平越高,產業部門內異質性產品的生產規模也就越大,產業部門內部分工就越發達,從而形成異質性產品的供給市場。同時,經濟發展水平越高,人均收入水平也越高,較高人均收入層上的消費者的需求會變得更加復雜、更加多樣化,呈現出對異質性產品的強烈需求,從而形成異質性產品的需求市場,當兩國之間人均收入水平趨于相等時,其需求結構也趨于接近,產業內貿易發展傾向就越強。

要素密集度逆轉說

在H-O理論中,曾假設,如果在某一要素價格比率下,商品X是勞動密集型的,Y是資本密集型的,那么在所有要素價格比率下,商品X總是勞動密集型的,Y總是資本密集型的。但在現實中,要素密集度可能發生逆轉。要素密集度逆轉是指一種給定的商品(如小麥)在勞動豐裕的國家(如1國)是勞動密集型產品,而在資本豐裕的國家(如2國)卻是資本密集型產品。

如果產品要素密集度發生逆轉,則H-O定理就會被顛覆。比如玩具在中國是勞動密集型的,如果要素密集度不逆轉,則玩具在美國也應該是勞動密集型的,根據H-O定理中國應該出口玩具,美國應該進口玩具。但是,如果要素密集度逆轉,即玩具在美國是資本密集型產品,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向美國出口玩具,對中國而言屬于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而對美國而言則屬于進口資本密集型產品。從而也就解釋了所謂的“里昂惕夫之謎”。

貿易壁壘干擾說

H-O理論是建立在完全自由競爭的假設之上的,而現實的國際貿易中存在著大量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

美國的貿易政策是:限制高技術產品(一般是資本密集型的)的出口,阻礙勞動密集型產品的進口。

一些研究表明,美國進口勞動密集型產品比進口資本密集型產品受到更嚴格的進口壁壘限制。特別受到保護的是技術落后的產業和非熟練、半熟練的勞工集團。

人力資本說

H-O模型中勞動力是同質的,即勞動力的知識、技能是相同的。但現實中,各國勞動力的質有很大差別,美國勞動力和越南勞動力相比,很難說是同質的,前者多是技能水平高的熟練勞動力,包含了大量人力資本投資,而后者多是技能水平較低的非熟練勞動力,包含的人力資本投資較少。

在里昂惕夫計算美國進出口商品的資本勞動比率時,只統計了實物資本數量,如果把人力資本加入到實物資本上,美國出口商品的資本勞動比率就會大于進口商品的資本勞動比率,這樣,美國出口的仍是資本密集型產品。

天然資源稀缺學說

里昂惕夫之謎中只計算了貿易中的資本和勞動的比率,而沒有考慮自然資源。美國進口商品之所以是資本密集型的,一個原因是美國是大量礦產(如石油)的進口國,而這些礦產品即使用大量的自然資源,也使用大量的非人力資本。

由于美國對許多自然資源的進口依賴性很強,這是導致美國進口產業的較高資本密集度的重要原因。因此,如果扣除自然資源因素,里昂惕夫之謎也許就不存在了。

關于韋伯宗教思想的認識——讀書隨筆

人活著,總有自己關心或關切的東西,考試拿高分,工作上取得成功,學術研究、商業上開辟一片天地。到最后,這個追求最高,可能是得道、可能是“愿主與你同在”,可能是“極樂世界”,宗教提供了可能,宗教是人類的終極關懷,每個民族都有個一個表達自己終極關懷的方法,這就是宗教。

韋伯可以說是一位研究包羅萬象的學者,也很難將他徹底歸類為社會學家、經濟學家,或其它什么家。而就韋伯的宗教研究領域而言,也很難就是純純粹粹研究宗教,當中涉及了經濟、政治等諸多領域。其實這也就必然意味著,我們在閱讀韋伯的著作的時候,萬萬不可僅限于其某一部著作就事論事,而是應該將眼界放寬,站在韋伯的整個學術研究領域去品讀,或至少要放在他的某一領域框架內進行理解。對于宗教思想,同樣也必須要結合韋伯整個宗教領域研究框架進行理解,否則就是管窺蠡測了。對此,在這里特別提出以下前提,作為對韋伯宗教領域研究的警醒。

首先必須了解韋伯所處的學術研究環境與背景。韋伯其實深深受德國歷史學派的影響,其整個學術研究邏輯都有著德國歷史學派的痕跡。 正如吉登斯所說:“韋伯最初的著作是具體詳盡的歷史研究。他主要以德國歷史學派的學者們所提出的特殊問題為背景出發,不斷拓寬自己著作的領域,以探明一般理論性質的問題。史學、法學、經濟學、社會學和哲學素有競爭的傳統,韋伯在這一浪潮中借助眾多資源,最終形成了自己的學術觀。” 而德國歷史學派反對古典學派的抽象、演繹的自然主義的方法,而主張運用從歷史實際情況出發的具體的實證的歷史主義的方法。并且每個民族、國家具有不同的發展過程,影響及形成不同發展道路的原因在于每個民族具有不同的民族精神,不存在適用于所有民族的經濟規律。這也就導致了韋伯的歷史分析特點,在對歐洲資本主義之所以能夠興起做出解釋的時候,韋伯大量回顧歷史,解釋歷史事實,并且希望立足于西方社會本身,解釋為什么西方率先出現了資本主義,而不是在別的地區。

除了韋伯自身的學術特點外,在理解韋伯的著作時,還應注意他所處的時代背景。其實可以說,馬克思、涂爾干還有韋伯三位古典社會學家都處于“前現代性”階段,所謂“前現代性”,就是西方資本主義新的世界體系趨于形成,世俗化的社會開始建構,世界性的市場、商品和勞動力在世界范圍的流動;民族國家的建立,與之相應的現代行政組織和法律體系;思想文化方面,以啟蒙主義理性原則建立起來的對社會歷史和人自身的反思性認知體系開始建立,

在《宗教與世界》的導言開篇就有所提及:“社會學所要研究的并不是宗教現象的本質,而是因宗教而激發的行為,因此此種行為乃是以特殊的經驗及宗教特有的觀念與目標為其基礎。因此,基于宗教意識的有意義行為方是社會學家所應加以研究的。……研究的指涉范圍僅限于作為現世的一種人類活動的宗教行為:一種根據日常目的、以意義為取向的行為。……社會學家必須致力于理解宗教行為對于其他領域,諸如倫理的、經濟的、政治的或藝術等領域的活動之影響,并且明白確認出各個領域所秉持的各種異質性的價值之間所可能產生的沖突。” 事實上,韋伯在之后宗教領域的論述中,也的確主要從宗教觀念主導下的行為表現入手,分析宗教在現世領域的意義。可以說,韋伯的整個宗教研究都滲透著“社會學的眼光”,他不局限于宗教本身的義理上的探討,而是盡可能向宗教領域外圍延伸,當然這也是想要闡述“宗教”與“經濟”關聯性的必然邏輯。

韋伯對資本主義的認識主要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通過他的經濟著作所體現出提供日常產品的以贏利為取向的工業企業;第二部分就是他的宗教作品所凸顯出的推動資本家建立資本主義工商運行組織的資本主義精神。 韋伯的宗教思想主要是第二部分的具體化闡述。

他對宗教的研究主要涉及到中國的儒教、印度的印度教與佛教、猶太教、回教與基督新教這五大世界宗教。他的宗教研究的目的在于證明中國、印度等國家之所以沒有成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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